他的书桌上总堆着二十多本厚厚的书：他忙完自己的重要的事之后才会看看这些书。几年之后他才会打开其中的一本书翻翻，当然，这时这本书已失去了它的光彩。于是他就会竭力用半价将这些书推销给我。如果我坚决不要，他就会干脆送给我：“但是你必须许诺你会读这些书的。”他会去复印五十年前的报刊或杂志上的文章，然而这些复印件的命运跟那些书的命运是一样的。偶尔，他会带上几页这些复印件到火车或电车上去看，随便扫过几眼之后就顺手扔出窗外。“不就是这么回事！”他会苦笑着说。他已经问心无愧了。
时不时，一见到我，他就会说：“咱们看戏去怎么样？我听说歌剧院在上演一出好戏。”我们会迟到半个小时到剧院，在里面只坐上几分钟就跑出来，似乎里面的空气有毒。“五块钱又没有了！”他会这样说。“你身上带着多少钱，亨？哦，他妈的，别这样看着我，我知道是个什么结果：你口袋里什么时候有过钱？”然后他会带我到一家处在阴郁一角的酒吧里去，他要不认识那儿的主人，就是认识那儿的招待，或是其他什么人。他会去向他们借几个钱。如果借不到就让他们请客，喝上几杯。“你至少该有几个硬币吧？”他急躁地问我，“我要给叫乌特夫的那个小杂种打电话，他还欠我几个钱。我才不管他在不在睡觉。我们要打的土过去让他还我钱，怎么样？”然后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最后他又想起一个被他抛弃的女孩，正如他所说，是一个性情温柔的小妞，也许她再也不愿见到他。“我们可以喝一杯，然后就走开。也许我还可以摸摸她，但不会干更令人兴奋的事——她有淋病！”就这样，整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毫无目的，又累又乏味。也有时候，我们会跑到格林坡恩——他父母的家里。那儿总有冰镇啤酒。这洒得偷偷摸摸、一声不响地偷来。因为他跟他老爸、老妈，甚至眼整个家庭不合。
“他们并不喜欢你，亨，我不介意跟你实话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针对你的。我猜可能是对寡妇始乱终弃这样的事对他们来说太过分了。你过去常吹嘘的淋病他们绝口不提。”
即使几年前他就离开了家，他的屋子也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整间屋子乱得一塌糊涂，里面散发着一股腐尸的气味。“你以为他们会时不时来打扫一下这间屋子吗？”他说着推开窗子。“我想他们还试图给我一个教训呢，这帮白痴。
亨利，天下父母没有再比你我的父母更便的了。难怪我们一事无成。太差！“
在乱翻一气之后，他又说道：“我想我是一个懒惰的婊子的杂种。差不多……”然后他又会诅咒着离去。
又喝完一瓶啤酒……“亨，你还记得为你老爸搞的那次广告运动？就在这屋里，是不是？想想看，手写了一千封信！但是我们很愉快，是不是？我现在似乎还能看见排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瓶子。那一次，我们可能喝了一卡车啤酒。我们没有得到分文工资——这就是我之所以难以忘怀这件事的原因。上帝，你跟你老爸活脱脱是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你身上从来不带一个子儿。顺便问一下，那个老顽童情况怎么样？他是不是还有那十二个不变的顾客——抑或是这些顾客都死光了？那件事真可笑！我真幸运，我老爸只是一块锈铁。搞不懂我们是怎样结束的！你可能很小就在街口乞讨了。你老爸有过骄傲、光荣、信心。只是过一天算一天。亨！生活就是这样！”
他会这样漫无边际地无休止地谈下去。当我们进了屋子，熄了灯，盖上了被子，他还是说个不停。手里提着啤酒，嘴里叼着烟，他就这样躺在床上。他依然不停地说，从一个回忆又谈到另一个回忆，像一只蝴蝶飞来飞去。
“你从来不刷牙吗？”我会问他，他也喜欢这样的打岔。
“不，我过去刷，但刷牙太烦人了。有一天牙总会掉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口臭？”
“我当然知道，很可怕！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他自己也咯咯地笑了）。有时候臭味太厉害了，连我自己都没法忍受。有时候有些小妞也会提醒我。这时真有点儿尴尬，是不是？但你可以不理它，你得把她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别的事情上去。一旦你学会了这一招，你口里是什么味都无关紧要了。是不是？”
抽着他的那支发霉的烟，他直挺挺地坐着。“实话告诉你，真正让我心烦的是我的裤裆总是脏兮兮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个坏脾气，就是穿一条短裤要一直把它穿烂为止，不洗也不换。你知道我多长时间洗一次澡？几乎不洗！”他咯咯地又笑了。“我不知道怎么擦屁股。肛门边的短毛上总是粘着一些东西，我有时用剪刀把它们给剪下来。”
还是谈下去……“我们应该早些回家而不该像这样游荡。你想我怎么了？我从小孩时就这样游荡了。我是如此狂热，我想我可能得了舞蹈病。这让我心神不定。
我会像个酒精中毒者那样乱抖。我还时常口吃，这真把我屁都吓出来了……再来一点儿啤酒？
“上帝，你就让我睡觉吧！”
“怎么了，亨？你死之前该睡够了吧？”
“留些东西明天再谈吧。”
“明天？！你居然这样想？也许不会有明天了。说不准你在睡梦中就会死去——你想到过这一点吗？”
“那又怎么样？”
“那你会失去什么东西的。”
“我他妈的什么都不会失去！”我被激怒了。“我要求的只是好好睡上十个小时，然后我醒来之后有一顿丰盛的早餐！你想到过天堂里的早餐吗？”
“那么说你是已经想到了早点。告诉我由谁去买早点？”
“明天再考虑吧。”
谁也没吭声了一会儿。
“我说，亨，告诉我你口袋里还有多少钱？我真的非常想知道。”
“我不知道……大概十五到二十个美分吧。”
“你能肯定没有三十五美分？”
“可能吧，怎么？你想借？”
“跟你借？天哪，当然不是！你自己是个穷鬼！不是，亨，我只是好奇罢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就这样只装着十到二十分钱出门——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你真是撞见好人了——比如说我，你上戏院，你喝酒、坐的士、打电话……”
“那又怎么样？”
“你居然毫不脸红……我不是为自己而说你。亨，你想想如果换个人？”
“那又有何好担心的呢？”
“我想这是个人脾气的问题。如果换成我，我会觉得很可怜的。”
“那是因为你喜欢可怜兮兮的。”
“你死亦如此。”
他剧烈地咳了起来，然后他摸到一包烟。“来支烟怎么样，亨？这烟有点儿干燥，但这可是哈瓦那烟！”
“你疯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好吧。我想读会儿书，你不介意吧？”他拿起几页从全本字典上撕下来的纸开始读了起来。我的眼睛已经闭上，都快睡着了，但还是听见他在那儿低声地唠叨！
“我现在读到1504页了，《曼德林克》全本字典。这是个多么奇怪的词呀！如果我处处活成另一个，我就成了‘人瑞’了。有一天也许我会用到这个词。你睡着了吗？这真奇怪、荒谬，你从这么多条条框框里到底能记住多少呢？有些时候，最简单的词都成了最奇怪的词，最陌生的词，比如说‘尸体’这个词，‘遗体’这个词即简单又明了，但是‘尸体’！或者说：‘复活’这个词——我敢打赌你不知道它出自何处。英语是一种可笑的语言，你知道吗：？想象一下这些词：‘朱迦勒节’、‘圣灵降临节’、‘古时饮宴取乐之际’、‘症状群’、‘印度职业舞女之表演’等等不一而足。等一下，这还有一个更好玩的：‘危险的’，是不是很奇怪？又如‘粉刺’、‘肝硬化’，真难以想象人们是怎样发明出这些字的。语言真是一个谜。
你没睡着吧？听着，亨，你对文字总是一丝不苟，但让我吃惊的是你还没通读过字典！你读过吗？我知道你曾试图读完《圣经》……我觉得字典比《圣经》更有趣，字典比《圣经》更奇怪……你知道，看几个字，然后再推敲着读读它们，你会感觉十分愉快。这里随便列出几个词儿——我过去喜欢读的：‘神圣’、‘多音节的’，这些词你经常读错，有些词的词形或读音跟词义完全一样：‘粗制滥造无价值的东西’、‘某人某物具体不详’、‘滔滔不绝地谈话’等。盎格鲁人和居里特人要为这些最奇怪的词负责，我认为。你曾经翻看过一本瑞典语的书吗？那种语言对你我来说可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曾经那样想过……哎，我不想整夜让你睡不成。忘了它吧，我曾经承诺要每天晚上这样做。我不能再任性行事了，这我清楚得很。还有一件事，当我读完这本字典，我就会没活可说了。哎！每次读完一页，我就用这页纸来擦屁股。你喜欢这样干吗？这就像是给这本书加上‘结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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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们的非法酒店就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和娱乐中心，厨房的墙上有一串长长的名单，都是我们的朋友和老主顾。名字的旁边相应地记下了拖久的帐目。
有时候罗伯特和乔治·伊尼斯下午过来坐坐。要不然，我就同奥玛拉和内德就在后屋的窗前下棋。如果像马西阿斯这样的大主顾登门，我们就跳窗逃到后院，翻过栅栏，穿过窄窄的胡同，躲到邻街去。偶尔，罗斯梅尔在傍晚的时候来这儿果几个钟头，和莫娜单独交谈。他为此付给莫娜十块或二十块钱。
如果晚上很清闲，我们就早早打烊，把桌子拼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定期举行比赛。比赛间歇自然要准备些小吃，喝点啤酒、杜松子酒或者葡萄酒。要是酒喝光了我们就去艾伦大街找些圣餐用的葡萄酒。通常“决赛”是在阿瑟·雷蒙德和我之间进行。我们的争夺异常激烈。最后我总是故意输给他，因为他总是输不起……一直到天亮我们才上床睡觉。
一天晚上，罗斯梅尔带来几个哥们儿，都是新泽西司法界、政界的人物。当然，他们点的东西都是最上等的。
一切都平安无事，直到托尼·莫利尔带着一名漂亮的模特儿进来。不知怎么搞的，罗斯梅尔立刻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一是他头发剪得太短，再者，在罗斯梅尔看来，他过于油腔滑调。罗斯梅尔在里间起身离座，准备寻衅闹事的进候，我碰巧在招待托尼。当时罗斯梅尔已经酩酊大醉。即便他没喝酒，也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我在一边旁观，心下暗自佩服托尼，面对罗斯梅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他冷静回避，而当罗斯梅尔的粗暴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时，我决定出面干涉。
“你最好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口气平静但很坚决。
“你是谁？”他咆哮道。
我强压怒气，不动声色。“我？我是这儿的老板。”
罗斯梅尔用鼻子哼了一声，很不以为然。我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甩了一个圈，他大叫：“别动我！”
幸好在这紧要关头，他的朋友们出面来解围。他们像拖一块木头一般把他拉了回去，然后又向托尼和莫娜道歉。
“咱们一会儿把他们都赶出去。”我对托尼小声说。
“千万别！”他请求道，“这种事我能对付。你知道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认为我是个粗人，所以很恼火。坐下来呆一会儿好吗？来喝一杯。你不必为这种事烦心。“随后他讲了一通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先是当侦察员，后来是间谍。与此同时，就听罗斯梅尔的声调越来越高，越来越尖。他好像怒气冲天。我招呼内德和奥玛拉去让他安静下来。
突然，他喊道：“莫娜！莫娜！那个狗崽子在哪儿？我要操她！”
我冲到他的桌前，挥拳就打，下手毫不留情。同时迅速地扫视他的朋友，以防他们群起反攻，可他们似乎显得惊慌失措，十分窘迫。
“我们得把他赶出去。”我说。
“当然，”其中一个人附和着，“你们干吗不叫辆车把他送回家？他真让人丢脸。”
内德、奥玛拉和我给他披上外套，把他推到街上。刚下过一阵雨夹雪，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人搀扶罗斯梅尔他根本站不住。内德去找车。我和奥玛拉推推搡搡把他拽到街角。他骂骂咧咧，自然对我格外没好气。这么一来把他的帽子弄丢了。“你根本不需要帽子。”奥玛拉说，“留给我们当夜壶算了。”罗斯梅尔勃然大怒。他极力要挣脱出来，但我们把他抓得很紧，然后突然同时撒手。罗斯梅尔左摇右晃，一步也不敢迈，唯恐摔倒。我们后退几步，开始围着他轻快地跳起舞来，还冲他挤眉弄眼、揶揄笑骂。一会儿把拇指放在鼻子上对他猛扇，一会儿又像猴子一样冲他抓耳挠腮；像小丑一样乱蹦乱跳。这个可怜的家伙气得发狂，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幸亏这条街很偏僻。后来他再也忍不住了，向我们猛冲过来。结果一失足跌进了阴沟。我们把他拉到人行道上，然后又故伎重演，还用他的名字编了一个小曲儿，把他大大地损了一通。
出租车来了，我们把他塞了进去。告诉司机他喝多了，给了一个在哈伯肯的假地址然后就挥手再见。我们回到酒店里以后，他的朋友们又是陪礼又是道歉。其中一个人说：“他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然后坚持给每个人叫了一杯酒和一些三明治。
“如果那个平足的家伙再来捣乱，就尽管来找我们。”秃头的政治家说。他递了一张名片给我，还提到一个贩卖私酒的人，并答应我们尽可以在他那里赊帐。后来又喝了两杯，都是上等的“苏格兰”酒，可对我来说和马尿差不多。
他们刚离开不久，阿瑟·雷蒙德和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大吵起来。他非说那个小伙子对莫娜非礼。这个小伙子叫达菲。他虽然略有醉意，但似乎不失为一个正派人。“他必须当众道歉。”阿瑟·雷蒙德一再坚持。达菲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份了。阿瑟再也忍不住了，他起身扭住他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骑上去把他的脑袋往地上撞。“道不道歉？”他一再逼问，恶狠狠地把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的头撞得“嘭嘭”响。最后达菲含含糊糊地道了歉，阿瑟才罢手。店堂里出奇地沉寂，这令阿瑟很不安。达菲抓起外套和帽子付了帐，一言不发地走出门去。阿瑟独自坐在桌边垂头丧气，面有愧色。一会儿他也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
几天后，他再次出现在店里时竟变成了乌鸡眼，我们得知那天达菲在外面等着，把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奇怪的是，对自己挨的痛打阿瑟似乎很高兴。不打不相识，达菲和他竟成了好朋友。带着惯有的矫揉造作，他补充说每次一打架他都处于劣势，因为他不能伤了自己的手。不过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挨打给他的震动非同小可。他略带一丝怨气说：“好像每个人都对此拍手叫好，也许我是罪有应得。”
“也许这件事给你的教训是少管闲事。”莫娜说。
阿瑟没说活。
“还有，你准备什么时候付帐？”她追问。
令人惊讶的是，阿瑟·雷蒙德回答说：“多少钱？”他边说边从兜里摸出一卷钞票，付清了欠款。
“没想到是吗？”他得意洋洋地环视四周，然后站起身钻进厨房，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抹掉。
“另外，还有一件让你们惊讶的事。”他为每个人要了一杯酒。“一个月之后，我将举行一个演奏会，曲目包括巴赫、贝多芬、莫扎特、拉威尔、普罗科菲耶夫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请你们都去——我请客。可以说，这是我的告别演出，然后我就去为共产党工作，再也不必为我的手提心吊胆了。这种日子我过够了。我要干点有意义的事。是的！”他把拳头捶在桌子上，“我和你们没有瓜葛了。”
他缓步走出去时转身说：“别忘了去听音乐会！我会给你们送来楼上前排的票。”
自从阿瑟宣布他的声明之后，酒店的情形急转直下。所有的债主似乎立刻蜂拥而至，而且不光是债主，还有莫德请来的警察和律师也来索要赔偿金。从一大早送冰人敲门时就开始了。我们假装沉睡不醒或者躲出去。到下午就有百货店、熟食店的人或者一两个贩私酒的人来敲前窗，而晚上又会有冒充顾客的送传票者或是便衣警察，最后房东也开始索要房租，并威胁说，如果不把款付清就把我们告上法庭。
这一切已经足以把一个人逼疯了。有时我们感到厌倦之极，就干脆关上店门去看电影。
一天晚上，三个老朋友——奥塞奇、奥沙尼斯还有安德鲁斯——带着三个剧院的姑娘来了。时近午夜。他们都已酩酊大醉。这是好朋友欢聚一堂的一个夜晚。那几个剧院的姑娘漂亮、嗓音尖利、粗俗异常，她们非要把桌子拼起来，好在上面跳舞，做大劈叉等各种动作。奥塞奇想象自己是一个哥萨克，像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可见旧习未改，但他比以往更兴奋。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以为自己是个杂技演员，摔坏了几把椅子，打碎了一些瓶瓶罐罐。我们突然决定去黑人区。
莫娜、奥塞奇和我钻进了一辆车，还有斯巴德·杰森和他的阿拉梅达，阿拉梅达膝头抱着一只名叫菲菲的小赖皮狗。等我们到那儿时它已经尿了两个人一身，最后阿拉梅达也兴奋得尿了裤子。
在斯摩尔我们喝着香槟，冲着大块牛排和熟洋葱挥动脏兮兮的刀叉。克伦斯基博士也参加了聚会，而且好像异常开心。我也不知最后谁付的帐，也许是奥塞奇，反正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倒在床上，精疲力竭。刚合上眼就听见艾伦·克罗姆韦尔敲打窗户求我们开门。没有人理睬他。“是我，艾伦！让我进去。”他一个劲地喊，声调越来越高，简直是在尖叫。显然，可怜的艾伦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最后一个警察过来把他拽走了，照例用警棍亲切地拍了他几下。睡在桌子上的克伦斯基和奥玛拉都觉得这个玩笑有趣之极，可莫娜却有点儿担心，不过没一会儿我们都酣然入睡了。
第二天晚上，内德、奥玛拉和我想出一个点子，我们拿着一把四弦琴，坐在厨房里低吟浅唱，由莫娜去招待客人。那时正逢佛罗里达热，奥玛拉总是贪得无厌，做梦都想发横财，他怂恿我们和他一起去迈阿密闯荡闯荡，并坚信不出几个星期就能挣到足够的钱，寄给莫娜，然后开始新生活。既然我们谁也没钱投资房地产，就得从别人手里弄。我们可以当侍者、侍候人，甚至擦皮鞋。万事开头难，只要能干起来就行。天公也做美，而且越往南走天气会越好。
奥玛拉的花言巧语总能说得大家动心。
莫娜自然对我们的计划不以为然。我只好答应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庭，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部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儿子，他很年轻，但轮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身去迈阿密，偏巧空气潮湿，雪花飞扬——是这个季节的头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高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身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邦警察正在追踪，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长呼了一口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搭上又一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出庭了。
挂上电话，我感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身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精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美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间就像高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户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塞住，有些糊上报纸。
水龙头不滴水，床上铺着草垫子，弹簧毫无弹性，到处挂着蜘蛛网，浓重的灰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奶酪、葡萄酒、萨拉米香肠、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进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悠地痛苦地讲述了真相，他在一个酒吧，因酒醉后争吵，误杀了一位朋友，出于自卫，他用瓶子敲了他的脑袋。他失魂落魄，惊慌失措地从酒吧里跑出来，跳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身上揣了两支枪，准备一旦受阻就开火。“你们算是死里逃生。”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坦言要去坦帕，安安稳稳地在那儿避一避，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也许我会回来，听天由命，但我得先静下心来。”并一再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不想杀他。”他忍不住哭了，像个孩子一样。
停车吃午饭时，他坚持付帐，晚饭也是如此，在美肯，我们要了一个双人房间，又是他掏的腰包。大厅偏僻的角落里，红灯下，摇椅上端坐一个妓女。我们一边把朋友的手枪和钱包一并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平静地谈论，谁先拿到这些谁就是幸运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我们的朋友本可似径直去坦帕，但他坚持先把我们送到杰克逊威尔。不仅如此，还硬塞给我们十元钱——祝福我们交好运。
“你们最好先了解一下情况。”他提醒道。“我有种预感，这股热已过去了。”
我们互相道了珍重，目送他远去，心中揣测他几时会被捕。他是个单纯、诚恳、善良的职业机械工，对于这种人，人们会说——“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遇到他真是三生有幸，除去他给的十元钱，我们还剩四元，内德拿着大半钱款，忘了分给我们。等我们如约到了邮局，他已在那儿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在沙罗特捎上他的司机，虽与他素不相识，但仍一直把他送到目的地，支付饭钱，而且与他同住一个房间。
总之，我们吉星高照，接下来就该大显身手了。
可是不久，我们发现，杰克逊威尔到处挤满了像我们这样可怜的傻瓜，来自全国各地，如果明智，就应立即回转身，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出于骄傲，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点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处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干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露宿公园（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身，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子。有一次我们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子走回来，脚步蹒跚，饥肠辘辘，精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头丧气的。晚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根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晕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出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水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顶着我们的后腰，生把我们赶了出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子。“滚回去吧！”他呵斥道。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头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管已破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子从精神病院接了出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爱，一点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精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此刻纽约发生暴乱，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头——食物。
第一眼见到福莱彻，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色的眼睛，大胡子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马驹和牛仔，报酬丰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出两个酒瓶；半瓶杜松子酒和一点儿裸麦酒，我们用一个柠檬、一些桔子皮和大量的水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子在里间休息，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紧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已经根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感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会见到，她非常可爱。”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子已经残缺不全，餐具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子的中央他摆了一盘花，“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子。”他端出一盆土豆色拉、一些硬奶酪、波隆那腊肠和肝肠、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苹果和花生做点心，但不见一个桔子，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水，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身。
“好了，”他说，强忍泪水，拼命挤出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进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含着眼泪，举起水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
“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福莱彻说。看看他那可怜的神经错乱的妻子，又看我们。“你还记得吗，劳拉？好多年以前，我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工作室呢。那时候我们也并不富裕，是吗？”他转向我们，“我不会冠冕堂皇，尽管今晚我很想这样，我的习惯都丢了，但我想说，能和你们共享这次庆祝，我感激不尽，如果只有我们俩，就太凄惨了。”他又转向的妻子。
“劳拉，你知道吗？你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劳拉幽幽抬起头，微微一笑。
“你们不知道吧，劳拉曾是纽约有名的美人，是吧？”
我们风卷残云，顷刻就把所有的食物消灭得一干二净，包括苹果、花生和一些变质的饼干，这是福莱彻在找罐装牛奶时无意中翻出来的。喝完第二杯咖啡，内德取出四弦琴，劳拉也跟着我们放声歌唱，都是些家乡小调，如“噢，苏珊娜”、“牛蛙端坐铁轨上”、“安妮·劳瑞”、“老黑乔”……突然福莱彻站起来，唱了一首“迪克西”（南部同盟军的军歌）。他慷慨激昂，最后还喊出了叛军的口号、劳拉很欣赏，要他再唱，于是，他又唱了一首“阿肯色的流浪者”。一曲终了还跳了一段基格舞，上帝啊！不过我们都非常喜欢，这是真情流露。
一会儿工夫，饥饿又向我袭来，“是否还有一些剩面包？我们可以做法式薄饼。”
我们仔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翻出一些发了霉的面包干，把其浸泡在咖啡里，使我们又有了精神。
如果不是目光呆滞，根本看不出劳拉神经异常。她吃得津津有味，还兴高采烈地唱歌，并对我们的幽默和俏皮话报以会心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像孩子一样沉沉入睡。我们把她抬进卧室，放在床上，福莱彻就伙身亲吻她的额头。
“稍等片刻。”他说：“我去邻居家看看，说不定还能再要点儿杜松子酒。”
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半瓶波旁威士忌和一小袋蛋糕。我们又煮了一壶咖啡，斟了酒，开始聊天，不时地往大火炉里添一块木头，这是我们在杰克逊威尔度过的第一个舒心愉快的夜晚。
“我刚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窘迫，”福莱彻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内德，你干吗不去报社？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做编辑，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差事。”
“可我不会写文章。”内德说。
“嗨，亨利可以替你写呀！”奥玛拉说。
“你们俩都去吧。”福莱彻说。
一想到能找到工作，我们都兴奋地在屋子中央乱蹦乱跳。
“我们来唱那支找朋友的歌吧。”福莱彻恳求道，我们一起哼了起来，但尽量压低声音，唯恐惊醒劳拉。
“不必为她担心。”福莱彻说。
“她睡着时像一个天使，其实她就是一个天使，我很清楚她为何如此，她与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有时我想她之所以如此，是上帝赐予的。”
福莱彻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都收藏在一个大箱子里，还算不赖，至少他是一个国际象棋好手，年轻时他曾游遍整个欧洲——巴黎、慕尼黑、罗马、布拉格、布达佩斯、柏林，还曾荣获一些奖项，小有名气。
“如果能复生，从头再来，”他说：“我就要周游世界，你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去西方？那里有更大的空间。”
那晚，我们睡在福菜彻的工作室的地板上。第二天上午内德与我去了报社。三言两语我就被打发掉了，而内德却得了一个机会，写几篇文章。其实，这活儿还是我来干。
我们只有勒紧腰带，一心一意等待发薪日。只剩两个星期了。
当天，奥玛拉带着我去找一个爱尔兰牧师，曾有人向他提供了地址。开门的修女态度十分冷淡，进了院子，我们看到，那位好牧师正要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奥玛拉上去搭讪，作为回应，从神父嘴上叼的哈瓦那雪茄中，喷出一股浓烟。“快走开，别捣乱。”神父屈尊甩出这么一句。
晚上，我独自徘徊，路过一个犹太教堂时，听见里面正在唱赞美诗，优美动听，就走进去，坐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里。礼拜一结束，我就走上前，强拉住神父。我想说：“神父，我的处境很糟糕……”可他脸色阴沉，全无一丝笑意。我简述情况，求他给些食物或餐券，如果可能，再提供一个住处，我还没敢说出我们是一行三人。
“可你不是犹太人吧？”牧师眯缝起眼睛，好像看不清我的相貌。
“不是，可我饿坏了，我是什么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不去天主教堂？”
“我去了，”我说。“再说我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只是一个异教徒。”
他勉强写了张字条，让我去找“救世军”，我立刻奔到那儿，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地方。
“能给我点儿吃的吗？”我恳求道。
我被告知，几个小时之前食堂就关门了。
“什么都行。”我对桌前的那个人仍抱一线希望。“有没有烂桔子，或烂香蕉？”
他诧异地看着我，无动于衷。
“能给我一毛钱吗？——就一毛钱。”我又恳求道。
他厌恶地掏出一枚硬币，扔给我，“现在滚吧！”他说。“你们这些无赖，趁早回北方去吧！”
我没有二话，转身就走，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卖报的，他脸上友善的表情令我鼓足勇气上前搭讪。
“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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