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说：“生意怎么样？”
“还不赖，你从哪儿来？——纽约？”
“是啊，你呢？”
“泽西市。”
“幸会！”
一会儿，我就从他那儿要来几张报纸，沿街叫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它们处理掉。尽管如此，毕竟还是挣了几个钱。我奔国青年会，发现奥玛拉报纸掩面，正躺在大扶手椅上呼呼大睡。
“我们去吃点儿东西。”我说。
“好啊！”他一脸嘲讽。“咱们去黛尔摩良克。”
“是真的，我挣了点儿钱。可以喝点儿咖啡，吃点儿面包圈。”
他霍地站起来，抬腿就走，路上，我讲述了经过。
“我们去找他。”他说，“这家伙看来是个朋友。从泽西市来的？太棒了！”
他的名字叫穆尼，他匆匆干完活，和我们一起去吃东西。
“你们可以睡在我那儿，我还有一个沙发，总比监狱强。”
第二天，将近中午，我们按他的指点，到报社后面去领一捆报纸。自然是穆尼垫的钱，大约有五十个孩子已在那儿争先恐后地挤来挤去，我推开众人，挤到窗前。
突然我觉得背上有个东西在爬。是一个小黑孩儿，想踩着我的脑袋去拿报纸，我把他弄下来，可他却从我的两腿之间钻了过去，孩子们哄堂大笑，我也只好跟着傻笑。
很快我们领完报纸，行进在大街上，然而，让我开口叫卖真是比登天还难，我试着把报纸塞在行人手里，但收效甚微。
当穆尼走过来时，我正呆立在那儿。“卖报纸不能这样，瞧我的。”他转身挥动着报纸，嚷道：“号外！号外！全是……”我极力想听清这一特大新闻，可总是抓不住那几个关键字眼儿。我打开报纸，翻到头版，却根本没有什么头条新闻。其实，一条新闻也没有。
“随便喊。”穆尼说。“只要扯开嗓门，别总站在一个地方，要来回走动。如果想在下一版报上市之前把这些处理掉，‘就得抓紧时间。”
我使出浑身解数，走大街，穿小巷，一会儿又进了公园，而总共才卖掉三四张，我把报纸往地上一扔，坐在长椅上看池水中的鸭子嬉戏，所有的老弱病残都出来晒太阳了。公园好像成了老兵之家疗养所。一个怪老头向我借报纸，说是要看看天气预报，结果是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等在一旁，昏昏欲睡，报纸一送还，我就忙把它整整齐齐地叠好，还其崭新原貌。
我走出公园时，被一个警察叫住买报，几乎把我吓个半死。
等到下一版报纸出来时，我只卖了七张，我找到奥玛拉，他比我稍好，可也强不了多少。
“穆尼该失望了。”他说。
“我想也是，我觉得咱们不是这块料，这是孩子们干的活儿，也适合穆尼这种人。”
“你说得对，亨利。”
我们又去喝咖啡、吃面包圈，总比没有好，抱着大捆报纸，走了半天，令人胃口大开，真不知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下午我们又碰到了穆尼，为我们的无能表示歉意。
“好了。”他说。“我明白，给你们五元钱，看能不能找点儿别的活干，你们不适合干这个。晚上我们在餐馆碰面好吗？”他一转身，匆匆跑了，还没忘记挥挥手。
“真是个好人。”奥玛拉说，“上帝！现在让我们看看，能找到什么活，走吧！”
我们昂首阔步往前走，一点儿也没考虑找什么活儿，怎么找。过了几个街区，碰见一个小伙子，向我们乞要一毛钱。
他是费城的矿工，像我们一样被困住了，吃了东西，我们开始交流思想，“怎么样，”他说。“今晚咱们去红灯区好吗？只要有钱买酒，就一准受欢迎。不一定非得和姑娘们上楼，反正那儿又舒适，又惬意——还能听音乐。总比在‘停尸房’强（青年会）。”
晚上，几杯酒下肚，他问我们是否已改变宗教信仰。
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解释说：“有几个家伙总在‘停尸房’周围转悠，想为教会争取几个信徒，甚至连摩门教也撒了网，遇到这些人，你就一脸天真，假装特别感兴趣。如果他觉得你上钩了，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蹭一顿饭，你们不妨一试，我已经干过一回，所以不灵了。”
我们在妓院呆了很久，姑娘们搔首弄姿，在面前走来走去，后来只得放弃。
“她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朋友说，“得过且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模样不赖，是吧？”
我们品头论足，这些可怜的姑娘，看上去比救世军的女士们还修。她们嚼着口香糖，哼着歌，吹着口哨，竭力作出勾人魂魄、妩媚迷人的样子，还有一两个打着哈欠，睡眼惺松。
“至少她们能填饱肚子。”奥玛拉说。
“是啊，也许吧！”朋友说。“我可宁肯饿肚子。”
“我不知道，”我说。“如果，被逼无奈……，如果我是个女的……没准我会挺而走险，不过我得做点儿准备，至少吃得胖点儿。”
“你要是这么想，”朋友说：“那你就错了，干这个无须很胖，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她呢？”奥玛拉手指一个肥胖的女子。
“她天生就那么胖，再说，还是个酒鬼。”
夜半，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我开始惦记莫娜。自从我们离家，只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她不擅于写信，而且也不擅于表达，她只说，财产要被没收了，然后会怎样？我不知道。
第二天，我在青年会转来转去，希望甚至祈盼有人对我下手，我已做好准备，皈依任何宗教，哪怕是摩门教，然而无人理睬，傍晚时分，一个绝妙的主意突然冒了出来，简单之极，真纳闷为何早没想到，话又说回来，情急才能生智。
什么主意？就是挨家挨户地到每个商店去要那些准备扔掉的食品：剩面包、烂水果、变质牛奶……我压根没意识到，这个想法和圣弗朗西斯的乞讨术多么相似，他也是讨些别人不吃的东西，当然，区别在于他是为履行使命，而我只为充饥，这有天壤之别！
简直像变魔术。奥玛拉和我分兵两路。一会儿工夫，就满载而归。我们飞奔到福莱彻家，找到奈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其实，我们要来的残羹冷食，远非难以下咽，以前，无意之中，我们也吃过臭肉，而这些蔬菜只需略做挑捡，剩面包一烤，香味扑鼻，酸牛奶拌上烂水果，就成了美味佳肴，对于一个苦力来说，这就算盛宴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酒，无法把噎在嗓子眼儿的硬奶酪顺下去。好在还有咖啡和炼乳，我们兴致勃勃地狼吞虎咽。
“真糟糕！忘了叫上穆尼。”奥玛拉说。
“谁是穆尼？”内德问。
我们略述经过，内德张大嘴，听得目瞪口呆。
“上帝啊！亨利。”他说。“简直难以置信，我就一直坐在报社前面楼上，以我的名义刊登你的文章——而你却在卖报，我得跟尤里克说说这事儿。对了，你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了吧？他们认为相当不错！”
我早把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能在青年会时，迷迷糊糊地看了，但压根儿没意识到是自己的手笔。
“亨利，”福莱彻说。“你应该回纽约去，这些小伙子可以在这儿消磨时光，而你得另当别论，我有种预感，你肯定会有所作为。”
我的脸刷地红了。
“行了，”福莱彻：“别害臊。不知你将来会成为圣人、诗人，还是哲人，但勿庸置疑，你颇有才气，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你尚不陈腐，我感触最大的就是你的忘我精神。”
内德原本就于心不安，对福莱彻的话举双手赞成，“只要我拿到钱，亨利，”
他说：“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去，起码我能做到这一点，奥玛拉和我还是留在这里，是吧！特德？你是老手，十岁起就出来闯荡了。”
奥玛拉乐了。现在他已不愁吃喝，所以精神抖擞。
另外，还有穆尼这个机灵鬼，他们俩在一起，能想出许多鬼点子。
“可谁来写文章呢？”
“我早想到了，”内德说。“下星期，他们安排我去干版面设计。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这回，我可真的要挣钱了。”
“也许还能接我的班。”福莱彻说道。
“我也这么想。”内德说。“如果奥玛拉能解决吃饭问题，我就负责其余的事，再过几天就发薪水了。”
晚上，我们又睡在福家。我彻夜未眠，不是地板太硬而是因为莫娜。现在我归心似箭，于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向老头借点儿钱，哪怕只是部分路费，只要能到里奇蒙德就行。
一清早，我去邮局拍了电报，傍晚时分，钱就寄来了——是全程的路费，我又向穆尼借了五元钱作饭费。当晚就动身了。
一上火车，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不出半小时，就把杰克逊威尔完全抛到了脑后，能睡在软卧上是多么惬意！真奇怪，我又开始创作了——在脑子里。真的，我真想立即奔到打字机前。距离上次写作好像已经隔了一个世纪……我朦朦胧胧地设想与莫娜的未来，心下释然。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怀惴五元钱——感觉美妙之极，也许我正蒙一位守护天使垂青，我想起福莱彻临别时的话，我真的有才气吗？当然，可我得证明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仍为有这么一段悲惨的遭遇感到庆幸。“经历是无价之宝。”我不停地对自己唠叨。有点儿傻乎乎的，一会儿，便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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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地方，也就是回到了那曾令人神伤的地方。莫娜和我分别住在自己家里，这是唯一的办法——暂时地——解决经济困难。一旦我出了几篇小说，我们就再找自己的住处。
从老头离家去裁缝店，直到他回来吃饭，这段时间我都在努力地写——每天如此。莫娜与我天天通电话。有时中午找个便宜的小餐馆一起吃点儿东西，但次数很少，莫娜很不高兴，她恐惧、怀疑、嫉妒，几乎要发狂，她根本不相信我一直在不停地写，从清晨到黄昏。
当然，我有时会停下来琢磨琢磨，我有一百个不同的素材可以利用，但都需要研究、分类。现在我能让滚筒接连不断地转上八圈，当我坐在打字机前，它就在手指中旋转下去。
我在为一个自我描绘添上最后几笔，我称之为“失败者”（我从不怀疑一个住在意大利叫帕皮尼的男子，很快将以此为名写一部书）。
我不能说，我父母的家——工作环境理想，我在窗前，躲在花边窗帘后面，但仍要留意是否有人来访。家里的规矩是——若你知道有人登门，躲！我每次都如此——与打字机、书、稿纸等等一起，通通藏进衣柜中，这真是绝妙至极！我自称是“家丑”。有时，蜷缩在衣柜中我会突发奇想——毫无疑问，这应归功于樟脑球的刺鼻的味道，我的灵感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急不可待地盼着客人速速告辞离去。
在一片漆黑中，我在小纸片上胡乱作些记录（只是关键字词）。等我从柜里爬出来，妈妈准会说：“你不该拍得那么凶！”你瞧，烟是必须要得到解释的，她的话是，“亨利刚才在这儿待过。”有时，听她对来人勉强作解释，我就用衣袖捂住嘴，唯恐自己笑出声来。
她总是问我，“你的小说就不能写得短些？”她的想法是——可怜的想法——我完成得越迅速，越能快些得到稿酬，她不想看到退稿通知，她不相信这些纸条。
一天早上，她问，“现在你在写什么？”
我告诉她，“钱币学。”
“那是什么？”
我略作解释。
“你觉得，人们对这种东西会感兴趣吗？”
如果我把真相告诉她，给她讲讲“失败者”，真不知她会说什么。
老头则更通情达理一些。我觉得他根本不想说这些废话，但他很好奇，至少是假装地对我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他还不甚了解这个二婚的、已为人父的儿子，日复一日地坐在厨房里，在打字机上敲个不停。在心底深处，他对我有信心，他确信无论如何我终有一天会有所成就，他并不感到焦虑。
我每天上午都到拐角的小商店去买些纸与一包烟，店主是新来的——科恩先生。
这位科恩先生似乎是唯一真正关心我工作的人，有我这样一个作家顾客，即使还尚未成名，他也引以为荣，所有其他的生意人，即使与我相识很久了，也无不对我的成熟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我仍是那个淡黄色头发、笑容天真的小男孩。
而科恩先生则属于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他的格格不入和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他是不是犹太佬都受到怀疑，尤其是那些老顽固们。一个晴朗明媚的上午，亲爱的科恩先生向我坦言，他也曾有心成为一名作家，他动情地告诉我，我们之间的简短的交谈对他是多么重要。他说知道与某人“站在一边”（我想他的意思是：同一类）是一种殊荣。他压低声音，吐露他对邻居店老板的厌恶与鄙视。啊！可爱的科恩先生，亲爱的科恩先生，来呀，来吧！无论你在哪儿，让我亲吻你苍白的额头！现在我们的共识是什么？一些已故的作家，对警察的畏惧与憎恶，对基督徒的蔑视，对上等雪茄香味的酷爱，你并非名家，我就如此，但你的话如敲击在钢琴上一般，在我耳畔回响。来吧！白色的精灵，从神中走出来，让我再次拥抱你！
我母亲发现我与那个犹太人交朋友，不仅感到诧异，而且十分震惊。我们究竟谈些什么？书？他识字？是的，亲爱的妈妈。他懂五种语言，她来回摇头，先是满腹狐疑，后是不以为然。希伯莱语与犹太语对她来说是一回事，两者都毫无用处。
只有犹太人明白这种胡言乱语（反复！反复！）。她说，“以这种古怪的语言，不可能写出什么有用的东西。”那圣经呢！亲爱的妈妈？她耸耸肩，她指的是书，不是圣经（原话如此）。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我的朋友们一个不剩。我常想，我也许再也见不到托尼·莫利尔了。他父亲仍坐在窗前修鞋，每次我经过铺子都同他打招呼，但我一直没勇气询问托尼的情况。然而有一天，我在阅读地方报纸——谈天说地——时，发现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区当市议员，他现在住在那里。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那可是一鸣惊人啊！——从我的平庸的邻里中，出了一位总统，我们已经有一位上校、一位海军少将值得炫耀了，就是克里根兄弟，我们两家曾相隔不远，邻里们都说：“了不起的兄弟俩！”（上帝啊！不久其中一个真成了将军，而另一个成了海军少将！若是没被派到莫斯科执行特殊使命，你都可以打我——但至今还没有我们神圣合众国的大总统。不过，对于我们微不足道的范·乌西街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现在，想想我自己（四邻中的一分子），我们的小亨利，天知道！或许他会成为另一个欧·亨利呢！若托尼·莫利尔注定会当总统，那我们的小亨利肯定会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我敢断言。
与此相同——有另一个关键问题——非常糟糕的是我们没出一个职业拳击手，哪怕只有一个。拉斯奇兄弟隐退了，现在缺少成为冠军的材料。不，四邻中不会再产生约翰·l·沙利文或詹姆斯、j·考贝茨了。老华德第十四街，肯定已成就出一打职业拳手来了，更不用说政治家、银行家、出色的老“骗子”了。我有一种感觉，一回到老房子，我就会写得更有生气一些，若我只能和莱斯特·日尔顿、艾迪·卡尼、约翰尼·保罗这些家伙打招呼，我就会总像一个陌生人。
“狗屁！”我自言自语，用手指敲着一堵围墙上的大铁钉，“我还没完蛋呢！
绝对不会！“
因此，一天早上我被憋醒，感到闷闷不乐，我决心闯入世界，夺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哦没筹划，也没盘算，只夹了一叠稿子在腋下，就冲到大街上。凭着直觉，我走进一家编辑部的里间办公室，在那儿我找到一位编辑，其杂志每本五分钱。我要说明我想要一个编辑的职位。
有趣的是此人也是米勒家庭的一员，杰拉德·米勒，好兆头！
我根本不必费口舌，因为他已经准备答应我的请求了，他说：“毫无疑问，您是一位天才作家。”他面前有一堆稿子，他随便翻了翻，这是用以向他证实我是有水平的。
“那么，你喜欢在杂志社工作？很好，正巧我可以给你找一个位子，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位编辑要走，我去和老板说说看情况如何，我肯定你很合适。即使你没受过专门培训。”随即是一番动听的祝贺。
然后他突然直接了当地问，“你为何不同时为我们写点儿东西呢？你知道，我们付的稿酬很高，我想你可以得到二百五十元，行吗？”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你干吗不写写？我不必多读就能看出你酷爱写作……。”
我不太明白他到底希望我写什么？尤其是为只花五分钱的读者。
他说，“我也不太清楚，你自己想吧！不要太长，五千字，记住，我们的读者并不都是大学教授！”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送我到电梯口，说：“一星期后来找我。”然后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张钞票，塞在我手里，笑道：“你也许会需要。”到了街上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元，我想跑回去，再次向他道谢，但转念又一想，也许他们通常如此对待其撰稿人。
“雪花飘满整个爱尔兰……。”当我在通向家门口的圆石路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时，这些词句也像诗中的重复句一样在脑子里不断闪现，下一句是——咦，没词了：“天父的国度里，大厦林丘……。”它们融为一体。雪轻柔地舒缓地飘落（在整个爱尔兰），面镶有珠宝的大厦，上帝赐予无数，对我来说那是圣‘巴特瑞克日，见不到一条蛇，真不可思议。我完全感受到了爱尔兰，有一点儿乔伊斯，一点儿布拉尼斯通，一点儿胡言乱语……
（每次老师一走出教室，我们中的一位就溜到黑板前，用红粉笔乱划。我穿过布鲁克林，雪仍在飘落，我必须让尤里克再为我朗诵一段，他的嗓音非常适合朗诵。
优美韵味十足，尤里克，他就拥有这样好的嗓音。）
“雪花飘落爱尔兰……。”
如山羊般敏捷，如空气般不留痕迹，如牧神般渴望，我在可爱的圆溜溜的鹅卵石路上走过。
我多么希望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啊！除了一个编辑的职位之外，250元不可轻视，啊呀，我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告诉科恩先生，5000字，小事一桩，只要我知道该写什么，我就一气呵成，文字，文字……。
信不信由你，我只字未写，面对我最热爱的工作，而我张口结舌，奇怪，比这更糟——失望郁闷。
也许我应该先琢磨一下，我对英语究竟所知有几？几乎一无所知，说是一回事，写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有了！何不直接溯源？拜访著名大词典的主编？哪一本？方克与瓦格诺？我只用过这一本。
第二天，阳光明媚，我早早地坐在接待室，等待魏兹泰里博士的出现（这好像是在请求主的怜悯，我心想），然而，事已至此，我只求不要像几年前那么傻。当时我拜访一位著名作家，直楞楞地问，“如何开始写作呢？”（回答曰：“从写开始。”这就是他的原话，然后拜会就结束了。）魏兹泰里博士出现在我面前，精力充沛和蔼，充满活力，使我悬着的心立刻放了下来，他请我不必拘束，并为自己拉出一把舒适的椅子，专注地倾听，然后开始……。
整整一个多小时，这位和善、仁慈的人阐述了所有他认为于我有益的想法，对此，我感激不尽，他说话非常快，以致我无法作任何记录，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
我如何记住这些令人激动的信息呢？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有点儿晕头转向。魏兹泰里博士察觉到我的困窘，提出补救之法，他让一个僮仆拿来折叠小册子，让我空闲时仔细看看，“我肯定你会写出杰作。”他像个教父一样对我微笑，然后询问我能否在递交杂志社前把文章先给他看看。
事先并未暗示他就直接询问有关我本人的情况：写作多久？还做过什么？读过什么书，通晓几门语言？一个接一个——tie，tac，toc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正如希伯莱语所说——efese fasim。我到底做了什么？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最后我只能坦白我的懈怠，就像对牧师忏悔一般，我是一名天主教徒，而非卡尔文·路德教派可怜的教徒。
这是一个多么刚健、有磁石般吸引力的人！当你在街上遇到他，怎么会想到他是一部字典的主编呢？平生第一次有博学者以信心与常识激励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他一人抵得上一个智囊团，不仅仅是智慧的源泉，还像一股充满活力，奔腾、咆哮的洪流。他的每个细胞都如有电一般，热情而令人震撼。
他不仅熟知英语中每一个字（包括那些他所谓的“冷藏”），而且还有酒、马、女人、食品、鸟、树，他知道如何着装，如何谈话，如何轻松自如，甚至清楚要有杯中之物，他全知，全爱，而现在我与他有了某种联系！一个人奋力向前——我几乎可以说，匍伏着——迎接生命，唇上有一首歌的人，谢谢你，魏兹泰里博士，感谢你的活力！
当分手时他对我说——我怎能忘记他的话呢——孩子，我确信，你具备成为作家的所有素质，努力吧！尽你所能，如果需要就来找我。他亲切地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另一只手与我紧握，这是祝福，上帝保佑，阿门！
雪花不再飘落，雨在我内心深处滴落，泪水从我脸上流淌下来——欣喜与感激之泪。我好像终于见到我的亲生父亲一样，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圣灵的含义。别了，魏兹泰里博士，爸爸，再也见不到你了，愿你圣名永存！
雨停了，只淅淅沥沥的——滴在心底——如污水被细沙滤过，整个胸部被这称为h2o的最微小的分子所浸透，它落在唇边，成威的。细小的眼泪远比硕大的珍珠为贵，缓缓流入泪腺主宰区大胸腔中，擦拭眼睛与手掌，脸色完全平和、开朗，喜悦无限。
“又下雪了，康洛伊先生。”
真高兴能用自己的语言。映到你眼中，再成为共同语言，魏兹泰里博士明确告诉我大词典中的四十五万个单词，我必须掌握至少五千，即使掏粪工人也掌握至少五千个单词，只要回到家，坐下来，四下一望，就能证实这一点。门、门把、椅、扶手、木、铁、窗帘、窗、窗台、纽扣、碗……。每一块空间都有上百个有名之物，更不用说修饰它们的形、副、介、动、冠词了。
因此，总数量惊人，而我们又将如何应付更多的新词汇呢？
（你难道不是常用你的母语吗？）
啊！母语，奥克语，成——huic，huic，huic。在希伯莱语中，问候“你好吗？”
有至少10种方法，要依据问候对象的性别、数量等等，而对母牛与山羊，正常人不会问：“你好吗？”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曾令人伤感的地方，布鲁克林，死亡之城，回到本土……（难道你不曾回去？）
啊！我忧郁的布鲁克林和毗邻地带——沼泽，垃圾堆，臭气冲天的沙流、空地、坟墓……我生长的地方。
我非鱼、非禽……。
雨停了，内心涌起厌倦之情，北风呼啸，啊。又下雪了！
那段落，从幽暗中依稀显现，尤里克能像地道的都柏林人那样朗诵这一般……“又下雪了，他恍惚地望着雪花，银白的，无声地飘散在背光处。该出发西行了，是的，报上说得很对，全爱尔兰在降大雪，落到沉寂的中部草原，不倦的山丘的每个角落，轻飘在艾伦河上和更远的西部，落进湛蓝汹涌的香浓海，也落遍山上，孤独的墓地，迈克尔·弗里安睡在那儿，倾斜的十字架与墓碑，小门的尖顶上、野生的荆棘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他听着雪落下来，就像最后的结局终会降临在万物之上，他的心渐渐着了迷……”
在这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反复吟诵如歌的妙语，向着家的方向加快脚步。被大词典中间的宾格与动词、形容词覆盖，我蜷缩着沉沉入睡，卧在亚当与夏娃之间，我被一头头驯鹿所围困。
我呼出的热气被流水冷却，我置身于一团辉煌灿烂的朦胧中，在美丽的奥克语中，我——，我的脖子被……。令我窒息。
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为我同姓的杰拉德·米勒写篇文章，写完后才发现我写了一万五千字，而不是五千字，我压缩掉一半后送到了编辑部。一星期后，我收到了稿费，顺便提一句，那篇文章从未发表。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太棒了。”我的编辑工作也是有名无实，我感到迷惑不解，大概是因为我“太棒了”。
然而，有了二百五十元钱，我们又可以重新一起生活了。我们为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汉科克街挑选了一个带家具的住处，这死亡与垂死之城，比死人还要乏味。这是一条平静、宽阔的街道，一排排相同得难以分辨的木架房屋，一律有高高的台阶、遮阳篷、一小块草地和铁围栏。房租不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煤气炉上做饭，这个炉子就放在旧式水池旁的壁龛里。房东亨尼克夫人占用一层，其余的房间出租。
亨尼克夫人是一位寡妇，她丈夫是靠酒店生意发迹的。她是荷兰、瑞士、德国、挪威和丹麦的混血。精力充沛、悠闲、好管闲事、好猜疑、贪婪，完全可以作妓院的老鸨。她经常讲些淫猥故事，还像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地傻笑。对房客非常刻薄，不许耍心眼！不许有噪音，不许开啤酒聚会！不许有来访者！要按时付钱，要不就滚蛋！
过了好长时间，这位老古怪才对我这位作家习惯。令她大惑不解的是钥匙竟也发出咔嗒的声音。她从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写得那么快，但她最担心的是害怕一个作家几个星期后会忘记付房租。为了解除她的担忧，我们决定预付几个星期的房租，仅仅这么一点儿举动，就能巩固地位，真是不可思议！
她时常登门，提出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打扰我。或倚在门口，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追问个不停。很显然，这使她感到好奇：一个人竟能整天坐在机器前不停地写、写、写？我在写些什么呢？小说？怎样的小说？以后我能让她看吗？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这女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有规律地来访，正像她所说的，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些素材。她在汉堡、德累斯顿、布来梅、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生活片断，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对她来说却是大胆的、令人震惊的，以致她压低嗓门，轻声细语，如果我真的采用，一定得换地名，当然她的名字也得换，我引她继续讲一阵子。同时很高兴地得到她的一点儿馈赠——奶酪、蛋糕、香肠、一块吃剩的炖肉和一小包花生米。我花言巧语让她为我们做肉桂蛋糕，带糖粉、奶油细末的咖啡蛋糕、苹果蛋糕——都是公认的德国风味，她准备去做任何事，只要将来她能够有幸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的文章。
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的小说是否真能发表。很明显，她已经阅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近期杂志，但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我耐心地给她解释，有时需要等好几个月，一篇小说才会被采用，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稿酬，我立即补充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费就是靠去年卖掉自己几篇小说的收入——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干脆地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和我一起吃，我有时觉得挺寂寞的。”然后她长叹一声：“当作家真没意思，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不管她是否起疑，我们总是像饿狼一样，无论赚到多少钱，也总是像雪一般融化了。我们总是四处奔走，拜访那些可以留我们吃饭的老朋友，向他们借车费，或劝说他们带我们去看演出。晚上，我们匆匆在床上划一条……线。
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出我们总是饥肠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干吗不和我共进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做了很香的兔子肉。”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种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然而，我们总是按时借钱交房租。有时，克伦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子。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种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道：“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很不错。“真的？”
然后他们会显得惊喜交加，同时问：“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而我就会随便编个名字，“我们会留意的，亨利，你觉得它们什么时候能刊登？”（几个月后，他们会提醒我，他们仍在留意我曾说的发表在这本或那本杂志上的小说）
到最后，母亲说：“现实一点儿吧！”她正色问我是否应明智些，放弃写作，找份工作。“你曾有很好的工作……干吗放弃呢？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好几年——况且也许你永远不会成功。”等等，等等。我真为她难过，而老头儿总是假装相信我终会成功，我敢肯定，他渴望如此。他说：“他需要时间！给他一段时间！”
而母亲会反驳——“但与此同时他们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会说：“别担心，妈。
我知道怎么办，你很清楚我是有办法的。你总不会认为我们会挨饿，是吧？“而妈妈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她自言自语一般，反复唠叨，最好还是找个工作，用业余时间写作。”可他们似乎并没挨饿，是吧？“老头儿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若我们真的饿了，就会裁缝店找他。他会倾其所有来帮助我的。我知，他知。我默默地谢他，他也默默地接受我的谢意。即使他知道我在撒谎——当我给他讲述荒诞无稽的恐怖故事时——他也不说破。”很有趣，儿子！“他会说，”真精彩！你会成为畅销小说家的，我敢肯定。“有时，我会在分手时流下泪来，我真想帮帮他，他坐在那破旧不堪、快倒塌的店里，生意冷清，没有一线希望，但他仍是那么愉快、乐观，或许有好几个月，他没有一个主顾登门，而他仍继续做”一个裁缝店老板“。这真是莫大的嘲弄！”这样，“我在街上走着，对自己说：”只要一卖出小说，我就给他些钱。“于是，我变得乐观起来，生出一种古怪的想法：某位编辑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预先给我开一张五百元或一千元的支票，然而，到家的时候，我的期望已降到五元，事实上，我并不满足，我还希望有下一顿饭，有更多的邮票，或者鞋带。
“今天有信吗？”每次进门，我都这么嚷。若信封里鼓鼓的，我就明白是我那物归原主的稿子。若信很薄，则是退稿通知，并附有加寄邮资的要求，以便退还稿件。剩下的就是帐单，还有一封律师的来信，上面是个老地址，不知怎的，转寄给了我。
拖欠的帐单越积越多，恐怕我永远也无法付清了，永远。越来越明显，我准会在雷蒙德街监狱了却余生了。
“别着急，会有转机的。”
每次转机都是她的努力，还是莫娜去找了《黄色小说》的编辑，得到了为他们写六篇小说的活儿，只好如此。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两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想出一个好主意，翻阅旧期刊，将以前的小说更换人物姓名、开头、结尾，来个改头换面，这办法真灵——他们竟十分欣赏这些伪作。很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口味，但很快地，我就对炒这种大杂烩感到厌倦了，这对我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一天，我说：“让它们见鬼去吧。”她照办了，而反应却大大出乎意料。那位不可一世的大编辑变成了狂热的爱好者，为了那些该死的小说，他把稿酬提高到原先的五倍。他得到多少，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让莫娜相信，他请求在公共场合会面，只呆半小时，通常是茶屋，绝妙之极！更绝的是——一天他承认自己仍是一个童男子（49岁）！他只是没说自己是一个性变态。我们得知，这该死的杂志的赞助者，包括一大批令人尊敬的性变态者——部长、犹太教牧师、医生、律师、教授、改革家、议员，等等。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会对这种毫无价值的杂志感兴趣，而那些讨伐卖淫的斗士们，无疑是最热心的读者。
作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回应，我写了一遍关于一个杀手的小说，好像我与此人十分熟识一般，但事实上，我是采用了小柯里的经历，他与这个“巴炽”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人在中央公园呆了一夜。柯里给我讲述经历的那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里我被穷追不舍，没完没了地逃，只有醒来才会摆脱死亡。“
令我对这个“巴炽”感兴趣的是他使自己强取豪夺的方法，做坏事确需有数学家的头脑。
他在那儿，就在中央公园，而全国在搜捕他。像个傻瓜一样，他给柯里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讲述他的故事，甚至泄漏了零星的其罪恶行程中耸人听闻的部分。
他也许会站在时代广场的一角，就像夜半在中央公园巡逻一样。
抓到他的人奖金五万元，无论死活。
据柯里讲，有好几个星期，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躺在床上，以绷带蒙眼，反复琢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将一切计划周全，甚至连最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而正如一位作家或音乐家一样。在计划未完满之前，他绝不采取行动。他不仅考虑到所有失误与意外的可能性，还需如工程师一般，设想在绝对安全中可能产生的意外险情，他或许必死无疑，或许可以验证其同伙的能力与忠诚，但最终他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头脑与见识，他只身一人，不光是全国的警察，还有所有的公民都在留意他，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当然，他不会让自己被生擒，他会自己了断，但他还有伙伴——不能见死不救。
也许那晚，当他溜达出来透透气时，他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确信自己万无一失，以致不能自制。他拉住遇到的第一个路人，泄漏了秘密。他认为，那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也许他希望与执法者擦肩而过，向他们借个火儿，或问个路，他们脸对脸，相互接触，向他们致谢，而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也许他需要以这种刺激的冒险使自己沉着冷静下来。因为毫无危险地呆在反锁的屋里，进行周密的思考是一码事，而走出去，在每双眼睛的监视下，在人人都是一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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