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 群妇女蜂拥进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家吃下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个村子个村子地劫掠取食。了解到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山东巡抚摘去了青州知府益都知县的顶戴,告诫他们如果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就免去他们的官职。知县被逼得没有办法,把暴民抓起来锁在木笼子里——人在里边既站不直也坐不下,慢慢地把他们活活饿死。行刑的地方就靠近我的后院。这种可怕的惩罚每天都在进行,终于,社会秩序恢复了平静,官员们的乌纱帽也保住了。 然而,穷人们即便没有遭到邻居们的抢劫,也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痛苦。五月十日,我到个村子里去,看到群跨着篮子的孩子,他们的篮子里盛着从野地里采集的各种野菜,还有从树上摘取的叶子。他们在我住的旅馆旁边的棵大树下坐下来,开始吃篮子里的东西。而我正在用午餐,吃的是饼干。我问他们愿不愿拿他们的食物跟我交换。他们同意了,因为尝了点面粉的滋味而高兴异常。我注意到其中个孩子面色赤红,浮肿得几乎把眼睛都埋起来了。当问起他的脸为什么肿得那么厉害时,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他吃了刺槐树的叶子。刺槐的叶子对有些人没有伤害,但某些人吃了会导致中毒。 同天,个下级军官因为暴力抢劫被斩首。五月十日,个大约三十岁的年轻人被关进了木笼里。鉴于米价太高,巡抚发布了个文告,要求灾区官员免除谷物进口税,尽可能地从江苏和满洲等地购进粮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给灾民。其间的差价由官府承担。 这期间,我拜会了青州知府,建议他奏请北京的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并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 在鹿皋带,有个姓丘的人。六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叛乱即将结束时,他被推选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抵抗太平军。这些村子现在又希望丘带头起来造反,因为群众由于没有食物快活不下去了。他拒绝了,逃进了青州城。乡民为他的行动所激怒,冲进他的家,杀死了他的六个家属。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妇女来到城里,怀里抱着个大约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整天坐在府衙的门前。孩子的身边有束麦秸,表示将要出卖。我那时的日记特别提到了下面的例子: 六月二十七日:今天早上,据说又有位妇女差点亲手结果自己的孩子。在渡河来城里的时候,她曾想倘若把孩子扔进河里,她自己有可能活下来,但她的母性本能还是占了上风。她带着孩子进了城,现在就坐在街道边上,期待着有人会怜悯她们娘俩。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六月三十日这天,两位学者——都是秀才,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个来自寿光,另个来自益都——来拜访我,我太忙了,没空接待,他们约定第二天再来。第二天,他们进门就跪下了,请求做我的弟子。交谈后,我弄明白了,他们两人是大群人派出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令。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旦开始了,没有人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力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 七月初二,礼拜天:民间传言说,位测字先生死而复生,预言在今年,三分之的人将要死去。如果这种流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用多久,整个北方的民众都会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危险。我利用了这种谣传,用那种亚伯拉罕对所多玛约拿对尼尼微的态度展开传教,劝说人们忏悔他们的罪过,转向上帝,以便求得上帝的怜悯。清朝的高官们没有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无知而使人民濒于毁灭,这本身就是罪过。个站在我的门前妇女,怀里抱着孩子,直盯着我的房东,突然疲惫地坐在了地上,请房东为她从旁边的树上捋了把叶子。房东照做了,她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说:“现在感到好受些了”。看到这些因为饥饿而面色苍白的病人不声不响地坐以待毙,你会深感同情。眼见这么多不幸发生,我却无力帮助,只能分送点什么帮他们苟延时日。 5分发救济金的方法 找到条合适的办法,把救济金发放到所有人手里,同时又能确保已领过的不回来冒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想到的方法之是,我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申请救济金的人排着长队从身边走过。每有个人领到救济金,我就在他那脏兮兮的手上用墨水涂做个不易被涂掉的标记。有些人利用充足的时间跑到巷子的另端重新排队,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放救济金。 另个人尝试了另种方式:把硬币从城墙上撒向墙外的贫民。其结果不用考虑是乱作团的拚抢。 在当时记的日记中,我还发现了这样两句话:“知府——他的治下有十个县,向皇帝奏报说,有七个县遭受了饥荒”。“王先生,是青州府学教授,用了两天时间向城隍庙的土地神求雨”。 七月初,有报道说,在与临朐县相邻的沂源县,有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的价值在每亩五十至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砒霜,以全家同归于尽了结了他们的烦恼。 我知道,我既不能为保全自己离开这里,也不能持有任何财富,当可怜的民众正在忍受饥饿——正是为了他们,上帝才派遣我来到这里。然而,任何个人从事救助都困难重重。比如说,有次,个粮店老板决定散发他所拥有的全部谷子。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结果在为维持美好的生命而发生的拥挤中,个小女孩死于非命,人们相互践踏,许多人的骨头折断,逃离现场。自此而后,知县发布告示,禁止私人举行救济活动。饥饿的民众绝望地流荡在大街小巷。 七月三日:在进行早祷时,我看到了则我的房东向饥民施粥的消息。他让饥民们坐在地上。这真像道闪电划过我的脑海,我下子领会了它的妙处:坐着的人群是不会发生拥挤的。我喊了十多个人,让他们去将饥民们招呼到我的住处对面的处空旷的打谷场上,成排成行地坐在地上。男人以及怀里抱着孩子的妇女们都坐好后,我出现了,告诉他们我有点点钱,如果大家能安安静静地坐着,我很愿意把所有的积蓄都分给大家。第次我将分发小部分,然后再发第二次第三次。人们都得到了救济金,没有个人离开自己坐的地方。他们是那样安静,就像在参加场宗教仪式。街道对面就是县府的衙门,很快,衙门里的些差役还有位或两位师爷就看到了这不可思议的安宁场景,感到非常惊奇。最后枚铜币最后点施舍物发放完毕后,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没有了,即便是朝廷也不能拯救他们,除非降下场甘霖。为此,我们必须向上帝祈祷。我叫他们跪下来,说我将祈求上帝,请他眷顾下界垂怜众生。这样,数千遭受饥饿之苦的贫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给与他们的小小捐助,并且从此以后,只要知道有祈祷上帝的活动,他们都会参加。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再次被邀请做暴动的首领
七月三日晚上,从青州东面大约八英里的个叫凤凰台的地方来了个人,他对我说,那儿的人民在准备起义,希望我能跟他回去,做他们者的领导。我的回答是,这种事情我不予考虑。他继续劝说我,这种危险的谈话使我惴惴不安。这时个马车夫走了进来。此前,我从他那儿预定了马车,准备第二天去济南。于是,我对来访的客人说:“到济南后,我将去拜访巡抚,努力劝说他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那人还未离开,我的儿子走了进来,告诉我说,很多人等在外面,等候这个人带我出来,跟他们去凤凰台。那人起身告辞,并说,等我从济南回来后,再登门拜访。我送给他张很大的海报——那天下午已在城里广泛张贴,上面写的是主祷文中的解说和劝诫。 因为经常有些小小的捐助,我得以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发放点救济。第二天早上,有些妇女就拿我的态度和政府官员的态度想对比,说当官的对穷人的事情点都不关心。意识到倘若这样的话继续传播,政府官员会相信关于我鼓动叛乱的谣言。我决定立即离开青州。离开之前,我预付了房东三个月的房租。每月房租不超过五块墨西哥银元。 离开青州大约五十里左右时,我发现个大约十二岁的孩子坐在我的马车的后面。他的父亲是青州城里的个裁缝,他有个哥哥,也是裁缝,在济南府。他打算到哥哥那儿去。由于担心会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散布谣言,说我诱拐儿童,我委托位大人把他带回给他的父亲。 7向巡抚进献预防灾荒的建议 济南府的统治者叫丁宝桢,贵州人。七月七日,我到达他所统治的这座城市,会见了他。他体格魁梧,作为太平天国叛乱的主要平定者之而闻名。当丁宝桢率领所部镇压太平天国并阻止了天队对北京的进攻时,叛军已经占领了全国十三个省中的八个。我向他建议采取措施从朝鲜日本和满洲进口谷物修筑铁路开挖矿产,以便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他认真聆听我的建议,深表赞许,并说,他建议立即进行改革。对山东来说很不幸的是,他不久就升任四川总督,没有机会为山东谋利益了。他的儿子名叫丁惕昌,后来在山西曾遇到他,那时他任当地的道台。因为我曾认识他父亲,这位做儿子的在太原府对我直很友善,后来他被提升为广东行省的主要大员之。 刚刚回到青州,我就听到了些心地邪恶的人散布的谣言,说我把个儿童强行带到了济南府。我马上去找那位裁缝——那个小孩的父亲,让他和我起去衙门说清楚。当着知县门上秘书和衙门内其他职员——那些低级勤杂人员还不算——的面,他证实说,他的孩子是曾跟着我的车离家出走,但我当时托人把他送回来了,他们夫妇非常感激我所做的切,而他的孩子现在就在家里。 8来自烟台的捐助 六月十日,我代表正在遭受灾荒的民众,接收了我在烟台的朋友卡米吉尔博士募集的小笔捐款。我把它送给了知县,让知县发放,并说希望他不要因为这礼物菲薄而不屑顾。知县看起来非常高兴,说他定会告诉民众这笔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告诉他说,这倒无所谓,我所希望的只是有些穷人会因此减少些饥饿的威胁。那些日子,我这样写道:“土地的价格减少到了以前的三分之,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买主。人们以原价三分之的价格出卖他们的铜制和锌制器皿。当铺在春天当五百文的衣物,很快就减到四百文三百文,眼下同样的东西只能当百文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此类典当品,只是政府官员不允许他们拒当。正因如此,这些东西能当到的钱少得可怜。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被砍头,个人被锁进木笼里”。 9对上帝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引导人们转向上帝祈祷求雨的不仅仅有微不足道的海报,还有影响更深更广的宣传基督教的印刷小册子。它们不断地把大批的虔诚的信徒带到青州府,向我咨询宗教方面的事情。 我向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我送给所有的问询者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唯的条件是他们要把这些内容背诵下来。回到家以后,他们会把他们的书讲给自己邻居听。这样,以这些人为中心又会有许多问询的人。最后,每个中心成为个教堂的核心。当这些小头目能够记下来教义问答和赞美诗时,他们会向我索要更多的印刷品。 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至此,我译完了泰罗的部分神圣人生。它的第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 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次在春天,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两天,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个寓言: 在夏季的天,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点水,他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个人走了进来,像他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个门口进去,从另个门口出来,切井然有序。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百名孤儿在同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天晚上就睡在里边。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点。 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7:308:00早餐; 8:008:30祈祷; 8:3010:00英译汉; 10:0012:30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 12:302:00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 2:005:00英译汉; 5:007:00处理杂务散步晚餐; 7:008:00阅读英文教会史; 8:008:20做中文祈祷; 8:209:00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 9:0010:00与教师们谈话。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马蚤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 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个秀才发放了笔救济款。 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 这时,昌乐县的行政长官知县——我没时间向他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对我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向秀才们发放救济,我已经贿赂了县里的领袖人物;现在,通过向最需要救助的村民实施救济,我意在鼓动民众叛乱。因而,当他听说我赶着三辆装满铜钱的大车经过昌乐城时,他喊道:“这洋人到我们这里来,插手我们的事务,究竟居心何在?如果他遭到抢劫,那可不关我的事”。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准备采取行动。 中午时分,我到达了昌乐县城南郊,在那儿用了午餐。吃完饭,我指挥着马车向要去的村子前进。离开旅馆还不到二十码,大群人气势汹汹地为了上来,动手抢车上的铜钱。我命令马车掉头,躲进了旅馆。在旅馆里,我同我的当地人助手讨论了面临的情况,他说,在当前情势下,我无论如何到不了目的地,因为还隔着好几英里路。于是,我把助手留在旅馆里,让他照看马车,我自己骑马去打算前往发放救济金中心村子,向人们说明情况。 那可绝不是趟轻松的旅程。来自于附近各个地区的数千人聚集在起,整整天不散去,耐心地等待着发放救济金,许多人手里还抱着孩子。除了引起群众的愤怒,招致他们对我施加暴力外,我简直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另方面,如果我把全部实情都告诉人们,让他们知道是知县阻碍我发放救济,他们在盛怒之下会向城里进发,那对知县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我与当地的助手协商了下,决定在门外张贴张告示,说明由于不可预料的变故,很抱歉不能在允诺的时间内把救济金带来,建议大家尽快地先回各自的村子去,以免继续受冻。每个村留下两三个老人,我将同他们起安排如何尽快地把救济金送到他们村上。使我大为宽慰的是,在十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悄悄地散去了。我和老人们定了个时间,让他们来青州府,我给他们发放各村的救济金。 第二天,我回到昌乐。到旅馆时,已接近傍晚。在我走进城郊时,人们从家里跑出来,向他们经常在打架前那样,紧着腰带,大声喊着:“来了!来了!” 我询问自己的助手,他们怎么度过的那夜。他们说自己这生中从未度过如此恐怖的夜晚。人们试图把旅馆的门撞开,却没有成功,又阵阵地从墙外扔进石头块和砖头。助手们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 我刚到便接到个军官的名片,希望和我见面。他提了些建议,然后离开了,在我看来,那些建议是居心叵测的。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我们也就更加危险了。很快,我就决定了如何去避免这种明显是蓄意的危害。我告诉助手,留在旅馆里看守马车,并坚持二十分钟时间,二十分钟后,就带上五串钱,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上约六里路远的某个地方等我。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会见地方政府官员
于是,我突然打开旅馆的大门,快速向城门走去。人群吵闹者拥挤着,跟在我后面。我进了城后,径直向县衙门走去。人们喊道:“他要去衙门!他要去衙门!”在县衙门口,我碰上了知县的个仆从,问他知县是不是在里边。他试图和我兜圈子,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时间跟他罗嗦,下把他推到边,就径直闯进衙门的后院——知县居住的地方,并走进了知县的内室。在那儿,我看到那位拜访过我的军官正在同另外个人——我猜大概就是知县——交谈。我的突然降临使他们两人大吃惊,似乎担心我会动粗。 我于是直截了当地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让在那里负责的仆人等二十分钟。”这时,我拿出表。“然后,他会离开那里,不对任何人解释任何理由。现在,已经有几百人在旅馆旁,带有暴力倾向。我要说的是,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在他离开之前,你有充足的时间派人到旅馆,维持那里的秩序,保护马车的安全。” “哦,你的钱和我无关!”知县叫嚷道。 “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我答道。“我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通知你,让你来制止场混乱。”说完我便离开那里,像以前样匆匆走过院子。 县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这样,我的人便控制住了马车。 看到我从衙门中走出来,人们叫喊道:“他要回旅馆了!”说完,他们便往会转,以尽可能的速度跑在了我的前面。来到个十字路口,他们都转向那个南门;我却继续往前来到城的西门,那片地方几乎片荒芜。 此时,天色已晚。在西门外,我发现两个人力车夫边休息边以馒头做晚餐。我问他们要去那里,他们说要去姚沟。那正好和我顺路,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带上。有钱挣,他们当然很高兴。我爬上车,他们中个拉车个推车。他们的速度很快,我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群暴民。 但是,我们走出没有多远,便听到后面传来嘈杂吵嚷声。我们到了个庄子,声音越来越近,这时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了上来,字排开拦住了我,坚持让我回到昌乐的旅馆,把钱在那里分掉,等等。 我花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力气,劝说他们回去。村里的人很快围了上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我向第三方求助。我向村里的老人们解释我的情况,并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 15追逐与获救 六个气势汹汹的暴徒的出现,使他们的恐惧压过了正义感。他们劝我跟随那些人回去。 双方相持不下。我请来人到附近的个打谷场上去。于是,针对这六个人的利己之心,我说:“倘若我跟你们回去,消息在城里传开,立即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场可怕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很多人会伤胳膊断腿,甚至被踩死。你们就能保证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你们自己不在其中?我建议采取另外个方案。我已经告诉我的助手,在前面不远处的所旅馆里等我,他随身带了五千文铜钱。如果你们同我前去,我将把那几吊钱分给你们几位。不用冒断腿断胳膊的危险,就能得到钱,难道你们不认为跟我去更合算?” 其中个人嚷道:“好啊!我们跟他去!”于是他们让我坐上车子,启程了。我们爬上座小山,走进片山谷,又穿过条湍急的河流。看见旅馆的灯光,还没有接近旅馆,我就叫他们停下来,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到旅馆去把钱取来送给你们”。 我把钱取来,放到他们面前的地上。其中个说:“就这些?” 我回答:“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全部了,几乎文钱都没有剩,我的晚饭还得赊账呢。”接着我脱下外套说:“如果你们认为钱不够,拿走我的外套当掉好了。” 此时,另外个人对第个人嚷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我们,你却索要更多,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向我表示感谢,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便回到最近的家旅馆去吃点东西。 在我吃晚饭之前,个截然不同的伟大而动人的场面出现了:姚沟的村民听说我遇到了麻烦前来营救了。姚沟是个离昌乐五里远的村庄,我年初在那里发放过救济金。村民们有的手持棍棒,有的扛着草叉,有的带着更危险的武器,还有人骑在骡子上,提着灯笼。看到我安然无恙,大家让我骑上骡子,队伍便原路返回了。途中又遇到了另外些前来接我的人,他们同样调转头,参加了我的护卫队。这样,当我们到达姚沟时,便形成了支各色人等混杂在起的巨大队伍,人声鼎沸,异常热闹。村里的长老们也没有闲着,在家很大的当铺里,他们准备了场特别的宴会。当铺是当地的主要建筑。直到深夜,我们还坐在那里闲谈,为我的成功脱险而庆幸。 第二天,我回到青州府,拜会了知府。我原原本本的向他讲述了昌乐知县的错误做法,并说明车上的钱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各商埠的救灾委员会募捐的善款,我必须对这笔款项负责,如果您能就这笔款子向昌乐知县索要张收据,我将不胜感激,至于现金,可由该知县发放给城里的老人们。知府对我非常客气。两天之内,我就收到了昌乐知县签发的收据。 但那位可怜的人的麻烦并没有因此的停止。他的刚愎颟顸使他遭到了民众的唾弃,陷入困境。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女人征服了政府官员
当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将要在他们中间分发时,他们去了县衙门,要求知县兑现。他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发人们回家,说救济金很快就会发放。人们不见动静,又次聚集到县衙门,但同样遭到了知县的拒绝。于是乎种非常有趣的场面出现了,表明中国的主义权力在民主面前败涂地,并且在对付女人的准则时无能为力。 天,近百名妇女来到县衙,坐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着菜刀和面板。衙门的工作人员问她们要干什么,她们说,希望见见知县,她们有话要说。知县不得不出来应付,也想知道她们到底要说些什么。他露面,位被推举为发言人的妇女就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百多名妇女在板子上猛剁阵,还齐唱起来:“谁要偷了穷人的钱,我们就把他剁成碎片”。知县明白,他的底牌已经出来了,只好允诺第二天中午发放救济金。他还就真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这件事结束,我给位在中国的美国人写了封信,把我近期所观察所经历的切进行了总结,并没有奢望会得到回音,但信还是被寄往了美国,并且在家报纸上发表,另外有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最终,它穿越大西洋,到达英国,出现在星期六观察或者庖摩尔要闻——我忘了是哪家了——上,标题是传教士的奇思异行。然而,编辑却忽略了提供些建议,告诉传教士在那种环境中如何才能做的更好。 17令人沮丧的冬天 1876年秋,募集到的捐款很多,以至于我难以轻轻松松地发放。此前,我曾同倪维思博士就传教的范围作了地域上的分工。这时他发现自己传教的地区内灾情很严重,便也参加了救济工作。与赈灾同时进行的,是礼拜留在各个传教中心举行的宗教仪式,于是乎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得以手牵手密切合作。 随着冬天的临近,情况越来越危急了。有个村子报告说,原先他们有五十个居民,现在幸存的只有十个人。米价飞升,涨到了平时的三四倍。有很多人,在听说满洲的谷物非常便宜后,便渡过渤海湾移民到了那儿。那些无法迁走的人不得不拆掉房子,将其中的每英寸木料——不论是门窗子门框或者是椽子——作为烧柴卖掉,以便弄到钱买点小米。这点收入来源告罄之后,他们把原来盖在屋顶的烂高梁秆和草种子谷糠起煮食,以苟延残喘。 正值深冬,为了取暖,可怜的灾民们在地里挖些很深的坑,二三十人甚至五十多人挤在起。致命的严寒,加上缺少食物,导致民众大量死亡。开始的时候,由于幸存者没能力给每个死者单独挖个墓|岤,便挖了两个大坑,个埋葬男的,另个埋葬女的。后来,死者就躺在倒下的地方,没有人管了:或者在家里,或者在村里的街道上,或者在大路上被野狗狼和秃鹫撕食。 了解到这可怕的景况,我去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做了次考查,发现土地所有者用两块钱就把亩地卖掉。为了活下去,夫妻们自愿相互分离。在青州东南部山区的家乡村旅馆里,我住了个晚上,那儿出现了个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由于内心极度不平静,由于伤心,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着。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他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因为那样也比饿死好得多。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偶尔也能制定些基本上还算公平的政策措施。第二年,当大灾荒结束之后,省巡抚发布了项公告,宣布前年进行的妇女和土地买卖为无效交易。接下来是个人地归还原主的时期,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不折不扣地是个周年之庆。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与政府官员和士绅起发放救济
在读了我寄去的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我的很多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r先生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r先生海关的豪威尔先生,以及烟台教会共同体的医生卡米吉尔r博士等,凑到起讨论了下,决定把我的信寄给上海的每日新闻,同时豪威尔先生把它译成中文,在申报上发表。此后不久,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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