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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向那两位跑到科学馆后面痛哭的同学，致无限的敬意，假设能把他们的姓名见告，柏杨先生拟赠书两册，略表寸心敬意弥勒。夸大感觉器官生理特点的作用，把认识说成是感官自，想不到中华民族有此青年，我们应快乐才对。至于有人不承认他是中国人，请杨女士不必为这个着急，盖硬不承认没有用。人虽是万物之灵，可以选择任何一件东西——好比说，我嫌蓝色衣服不好，可穿黑色的焉；我嫌屋子太小，可住大一点的焉；我嫌胖胖的小姐不好，可追瘦瘦的焉；我嫌坐公共汽车太挤，可改坐三轮车焉——可是只有一件不能选择，那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有谁先在空中观光一番，调查了父母的身世前途，品格财富，才投胎的耶？如果连父母也可选，恐怕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累都要累死，至少生下十万八万。若柏杨先生府上，家徒四壁，那些小精灵恐怕都会望望然而去之，还打算有儿孙乎？
父母既是不能选择的，如果父母是中国人，那他就铁定地非当中国人不可，再踢腾咆哮，只能献丑，对事实不能有所改变。我们常看到报上有“脱离父子关系”的广告，那才叫奇文共赏，天下啥关系都可以脱离，只有父子关系如狗皮膏药，硬是揭不下来。一○年代初，有一位满族的什么“格格”（郡主，她在外洋自吹她是公主），发誓非洋人不嫁。那时美国还不吃香，乃嫁了一个英国伯爵，总算打上了如意算盘，可是无论她长得多么漂亮，无论她的英语多么流利。英国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始终是关着的。犹如我们的朋友中，忽然有一位太太是非洲窝丸其族的酋长之女，目睢睢而牙峄峄，过年过节吃饺子或是举行家庭聚会，能请她乎？盖总觉得有点距离，多少有点别扭，不愿因为她一人而使大家均不欢也。在该“格格”想，丈夫的国籍乃妻的国籍，俺这一番成了洋婆子矣，却不知道一旦到了那种地步，她的中国国籍反而更为明显，人人都要挑明她是“中国人”，真是用铁钳拔鼻，都木法度。
法律上的国籍，可以很容易地去掉，大爷大奶只要在美国国土上生了一个娃，便可成为美国公民，但血统上的国籍，尤其肤色有别，便是再大的英雄，再厉害的学问，都束手无策。前些时接到一位人美国籍的朋友寄来全家福照片，一大群小孩，和台北街头的娃儿一模一样，他就是连姓都改成“肯尼迪”，人家照样也要说他是中国人，你说痛哉不痛哉？杨女士那位同学，幸亏她还在中国，如果她已到了外洋，而再以中国人为辱，你想她还能愉快地活下去哉？以己之心，度之人意，可知其梗概矣，一个刚果籍太太如果痛诋她的祖国，并以当刚果人为羞耻，我们对她还看得起耶？
至于说到对赞美日本的人，多有责备，而对美国人乱搞，却没有一个敢作声，其实固没啥可稀奇的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文，吃谁的饭自然就得听谁的吆喝。三十年风水东西转，鸦片战争后，英夷最为当行；甲午之战后，日夷也插上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夷代之出笼。大官之辈整天看人家的颜色，几乎成了习惯。如今既是美国人的天下，只要和美援沾上点亲，不贵焉就富焉，纵是天大的傻子，都不肯得罪衣食父母。前几年教育部一再通令各学堂不准讲日语，而且还派督学之类的官去查，我当时便开腔曰：“因何不准说日语乎？”答曰：“因日语是外国语。”我曰：“然则英语也是外国语，为啥可以乱说？”该官语塞。呜呼，我们自认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结果有的见了东洋人发麻焉，有的见了西洋人发麻焉，各走极端。中国弄到这种地步，能怪谁哉？
杨女士的信很长，我们讨论到这里为止，敝大作出版后，当奉上一册请教，多寄的五元六角，不再小家子气退还矣。谨谢，谨谢。
一切为出国
即令老头老太婆凭其人生经验，没有看走了眼，也不见得一定有了不起的价值。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头老太婆，具体地比喻吧，像大学堂教习焉，像中学堂教习焉，像若干大小官儿焉，他们对子女前途最高的境界，仿佛是一系列的，其顺序如下：升小学——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出国留学——在留学国教书或找个机构当差。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尊脑里，孩子们要拼命地升学、升学、升学，一直升到大学堂毕业。然后拼命地出国、出国、出国，一直出到麻省理工学院。再然后拼命地谋事、谋事、谋事，一直谋到一个教习的位置或一个实验员的位置。然后再拼命地——现在已没啥可拼命的啦，只有寄钱啦。柏场先生老朋友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不成文法，子女当博士的，每月寄二百美金回来，子女当硕士的，每月寄一百五十美金回来，子女当学士的，则每月寄一百或八十元美金就可以矣。于是老头老太婆喜欢得就像谁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了一个二百二十瓦的电炉，烧得他们简直坐不住，东跑西跑，宣传儿女真孝顺呀。众人一听，一个个伸长脖子，自叹儿女不争气，仍留在台湾努力建国。于是老头老太婆身轻如燕，认为传种有人，死也瞑目矣。又于是，自然而然地，凡能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才算有前途、有出息。凡难以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不要说当女婿啦，就是当他的上司，他都瞧不起。柏杨先生非常赞成升学，也非常赞成出国，但一个人如果以在美国当教习和当职员为人生最终极的目的，以每个月能寄回若干美金为对后生小子最高的评价，实在觉得有点邪门。不要说人生理想矣，就是纯功利观点，投了三十年的资，一个月才不过收到二百美金的利息，也划不来。至于说传种，美国是世界上最优先的核子弹靶场，似乎不见得一定能传了种，即令能传了种，到了孙子这一代，恐怕也难以认得老祖宗也。我的老朋友中，还从没有听谁勉励过他的子女到了美国后。要做一点“改善生活”之外工作的。不要说学理工的啦，就是学文法，也没有人勉励过他的子女立志要为两国间文化次序贡献点啥。而只跟柏杨先生一样，一脑子钱钱钱钱钱钱钱，嗟夫。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但也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一旦在这上面起了冲突，唐国桢女士和许南阳先生自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子女的，势必非“恍然大悟”不可也。
五代时冯道先生，官做到太尉燕国公，死后封为瀛王，而且一直活到七十三岁，与死圣人孔丘先生同年哲学界的批判。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辩，因自号“长乐老”，著书立说，数百万言，把他在唐晋汉周四个王朝所得到学历经历，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时是“契丹帝国”——所得到的阶勋官爵，—一排列，自以为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司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好不快哉。他阁下临死之夕，把儿子冯吉先生，叫到床前，谆谆吩咐，教他做官处世之道。说到得意之处，以为儿子一定聚精会神地听哩，睁眼一瞧，谁知道儿子已经睡着啦。冯道先生当时几乎气得要爬起来不死啦，儿子惶恐曰：“大人息怒，你那一套不讲我也晓得，反正是教我如何钻营奔走，如何保持禄位罢啦。”
冯道先生的荣华富贵，真是应有尽有，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学术地位有学术地位，要寿有寿。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佩服他，对他老子认为最恰当正确的道路，感到没啥没啥，盖境界不同故也。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有名的西洋《金瓶梅》，英吉利查禁了几十年，最近才算开禁，台北街头固有得卖焉。对啦，阁下正人君子，当然没有看过，还是由我介绍一下为宜。查泰莱先生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想不到一仗下来，受了重伤，腰部以下，完全麻痹，连走路都只好坐轮转椅，更别说跟太太颠鸾倒凤矣。不颠鸾倒凤没有关系，但一想起他的万贯家产，而又膝下犹虚，就大急特急。于是想出了借种妙计，建议他太太去另外找一个男人，一则解其寂寞，一则也好生个儿子，使烟火不绝。他太太最后答应啦，而且问他曰：“我如果找了一个男人，你要不要知道他是谁？”查泰莱先生曰：“我不要知道，但我相信你不会找一个坏男人的。”太太曰：“你这话原则是对的，不过我事先要提醒你，女人和男人对坏男人的看法不同。”当丈夫的没话可说，于是如花似玉找到了他们家一个看守茅屋，连英文都说不纯正，而又有妻子的园丁。在阶级森严的英国，查泰莱先生几乎非吃巴拉松不可，而他太太不特此也，后来还索性放着男爵夫人不当，而嫁了该园丁。
呜呼，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男人对男人的看法不一样，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跟女人对女人的看法不一样。父母和子女对有没有出息的看法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同样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压根儿否定人生经验，那是血和泪的结晶。我们只是说，人生经验往往只胶柱过去，对崭新的形势和变化，往往不能接受。它当然可能仍价值连城，但也可能错误。都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每一桩人生经验都崇高可敬和正确，做父母的如果自信过强，怎么不抽棒乱打？
西崽情意结
于是乎有人开腔啦，曰：“英语是国际语言呀，说英语并不丢人呀。”说英语当然不丢人，不要说说英语啦，就是说匈奴语鲜卑语，都不丢人，盖言语不过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天下没有谁规定哪一种言语丢人的。但问题就也出在这上面，只小民觉得不丢人没有用，在西崽的尊脑中，说中国话却是丢人的也。在某一个场合，用英语合宜，当然用英语，在别一个场合，用阿比西尼亚语合宜，当然用阿比酉尼亚语；但在并不宜于用洋大人语文的场合，却用洋大人的语文，便是结结实实的畸形人矣。呜呼，我们再重复一句，西崽不西崽，畸形人不畸形人，和知识程度以及社会地位无关。君不见香港中文大学堂排挤钱穆先生之事乎？该校教务筹划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成员五人，即：该大学校长李卓敏先生、联合书院院长郑栋材先生、崇基书院院长容启东先生、该大学教务主任胡熙德先生，另一位就是新亚书院院长钱穆先生啦。报上说，该筹划委员会一开起会来，大家全部英语出笼。中国人在以中国语言为主的大学堂之中，对象又全是中国人，却用英语发言，这也是人类一大绝件。钱穆先生大概发现“佛也救不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辞职撤退。
中文大学堂是英国人主动办的，早在一九五七年，汇丰银行大股东开斯维克先生便建议在香港大学设立一个中文部，后来英国政府又派了一个富尔敦调查团去香港调查，才终于成立。嗟夫，连身为殖民地主子的英国人，都感觉到中国语文不可侮，万不料中国的畸形人并不如此想也。读者老爷如果想参观一下高级文化西崽的嘴脸，不妨赶快办出境证，去香港中文大学堂，一瞧便知。咦，今天报上载，李卓敏先生不是经台北去东京乎？能看到他的记者真有福矣，可惜其他三位没有随行左右，否则为之一一塑像，送到西崽庙陈列，大家的印象必当更为深刻。
我们无意对李卓敏先生之类的所评论，风吹烟消，西崽分子在任何华洋人等眼中，都没有重量。君不见两晋南北朝时乎？软骨动物固都有“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这种镜头，中文大学堂里西崽所表演的，一模一样，不过是改啦，改成“华人学得英人语，会议桌上整华人”。这种气质心理学上应有相当解释，大概是一种极度的自卑感，似乎可称之为西崽情意结，由自尊的丧失和补救的迫切而产生，这种情意结发展到极端，不但以自己的语言为耻，以自己的种族血统为耻，也以自己的父母为耻。美国很多年轻黑人，便是被这种情意结所控制，悲剧闹剧，由此而生，不独中国的西崽分子为然也。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言语是国际性的，有人异想天开，发明了“英语优秀学”，说它如何如何的好所采用。，如何如何的妙，所以英语了不起呀了不起，发明这种学问的人，应该隆重颁给他一座西崽奖。在西方世界，古之时也，拉丁语是“国际语”，罗马帝国强大不堪，东征西代，把弱小民族打得哭爹叫娘，拉丁语自然威不可当，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学者写书，还是以拉丁文为正宗，只有在写小说、散文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时，才用英文。盖他们深信，拉丁语是国际语言，将流传千古，而英文不过是一个地区一小撮民族的方言，终有一天完其蛋也。后来法国出了一位拿破仑先生，武力所及，也有一手，再加上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天下，法文就吃香啦，连国际间签订条约，都用法文，西崽朋友也同样发明了“法文优秀学”，说法文怎么高级，一个字只有一个意义，制成公文书，等于铁板钉钉，连第二个解释都没有，可免去很多因解释不同而引起的纠纷。
就在前些日子，香港《自由报》还刊载一文，作者是谁，记不起啦，还在努力宣传法文第一哩。他阁下大概是一位法国留学生，眼看自己会的那一套逐渐没落，心里发急，忍不住大声疾呼，以醒迷梦。他的大作似乎就是法文优秀学的论文，把英文骂得一钱不值，说要讲法律、要讲条约，就得用法文。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弄出个原子弹，而且又有的是钱，到处乱援助，英文就不可一世。英国人真应该向美国人磕头如捣蒜，如果美国人说的不是英语，而是阿比西尼亚语，恐怕世界上果然地只剩下一小撮人在说英语，它便好不起来，也妙不起来也。
语言是国力象征，国力强啦，语言就吃香，一旦阿比西尼亚强啦，也发明了各式各样奇怪之弹，而且钱多如驴毛，连美国都可怜兮兮去申请剩余物资，恐怕西崽分子立刻也就发明了“阿比西尼亚语优秀学”，说它是如何如何之好，兼如何如何之妙。我想，自己是西崽，不妨拉下脸皮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西崽，不必汗出如浆地去乱找理论根据。我说这话，并不是要当义和团，而是说，即令自己的语言再坏，改良之可也，犹如自己的父母再坏，功之可也，责之可也，杀而弃之则不可也。
如果说有国际语言的话，联合国规定的有五种焉，华文华语占其中之一。前些时立法院还提出质询，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为啥不用中文讲话（编者注：指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席位时）。答复来啦，说中国的国势正弱出上层建筑“分类劳动”的定义；4。提出社会现象的物质化，如果要说中国话，就要增加一套设备，怕惹人家嫌。即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由，可是掂刚胜利时，中国的架子正大，国势正强，为啥不说中国话哉？归根到底，西崽情意结作怪罢啦。嗟夫，西崽不死，大难不止。
可别全盘西化
老太婆炫耀小脚是一种至死不悟，酱缸蛆炫耀酱缸则是一种至死不悟兼虚骄之气。孙观汉先生上周写了几个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实》杂志单页上曰：“中国人在‘倒运’中，心理上尚有这么多自傲，我真怕‘走运’时期来临！”
孙先生显然对未来感到隐忧。不过，“欲知来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满自傲，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真正的大国，敬请放一百二十五个心可也。但孙先生的隐忧却发人深省。嗟夫，中国到今天这种地步，真应该父母兄弟，抱头痛哭，把过去的一切都搬出来检讨检讨。然后，吸鸦片的戒掉鸦片，吸海洛因的戒掉海洛因，推牌九的戒掉推牌九，偷东西的戒掉偷东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人膏盲的立即送进医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六，断手断腿的立即装上义肢；把翻闲话挑拨是非的长舌妇，痛揍一顿，把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家伙，赶上山上。然后一齐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种的播种，挑土的挑土，浇水的浇水，这个家才能够兴旺。如果大家只会张着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们从前是多么好呀，恐怕只能限于过去好，现在可好不了，将来更好不了。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焉，也有说“没有深度”的焉，反正他们那玩艺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别一个问题，即令它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房，披着麻袋，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地嚎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扬扬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哩，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虚骄只是晕晕忽忽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
柏杨先生前曾声明过，现在再声明一次，我老人家可不主张全盘西化，一头撞到洋大人怀里。前些时孙世钟小妹妹给我来信，叫我“柏先生”帝和唯心主义哲学中独立存在的理性。声称人和自然是哲学，我就复信训之曰：“柏先生是洋大人的叫法，中国人的规矩，你要叫我柏伯伯才对。”她挡不住我这一训，以后就叫我“柏伯伯”啦，盖中国友谊中含有亲情，是可以延长到后代的，似乎更应发扬光大之也。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
民主必须纳入生活，才算真正民主。可惜这玩艺移植到中国，就成了花瓶，偶尔摆出来亮亮相。君不见我们最多的是“以示民主‘呼哉？这个字最近比较少见，大概”示“的人和被”示“的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十年之前，我老人家在南投县住过一个时期，那时”奉命不诉学“的男主角之一李国祯先生当县长，县运动会上，报纸就恭维他的举动是”以示民主“，原来他阁下脱掉外套，跳了那么几跳而已。他为啥跳了几跳乎？不是屁股上被狗先生咬了一口，不得不跳，也不是他阁下还有一份纯洁的感情，非跳一跳不可，而是既然大家都跳啦，他这个小头目觉得有”以示民主“的义务。而小民感同身受，就非拥护他不可矣。呜呼，民主是不能”示“的焉，一”示“就是输出品，就成了五花洞的小丑，只供别人娱乐而已。民主必须成为生活的内涵，想”示“都”示“不出来，而是自然的实践。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跟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柏杨先生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啦，顶多灌下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洋大人那些比洋枪洋炮铁甲船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抓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和技巧。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而我们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或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喷嚏，流出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斯匹林，我们就说他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人生以出国为目的
出国焉，留学焉，成了这处时代的特征，不可不大书特书。一九五○、一九六○年代的出国留学，和一九二○年代的出国留学，其本质上大大不同。从前留学，基于爱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回来改善自己的国家；而今留学，基于厌恶自己的国家，以便学得手艺，就在外洋落户，不再要自己的国家。这区别非常重要，只有对知心亲友，才肯吐露这种心理上的动机，把屁股打烂都没有人肯形诸文字也。前些时教育部长黄季陆先生去美国玩了一趟，归来后发表谈话曰：“看到在美国的很多留学生，我很高兴，将来不愁没有建国人才。”这种话小民听啦，真要连心都感激成灰。留在国内的呆瓜流血流汗，有的还要破家送命，万一闯一个万儿，留美朋友浩浩荡荡，踏着呆瓜鲜血而回，建起国来，呜呼，一九二○年代国民政府北伐时便是要的这一套，耍得甚好；抗战时再耍之，就不太灵光，以后恐怕再无灵光的一日矣。不过，天下竟有如此的如意算盘，怎能不建立“出国人生观”乎？
没有生理以外的抱负，是这种人生观的必然产物。很多留学生只希望把英文搞好，搞好了之后不是为了贡献，而只是为了餬口——文明点说，只是为了改善生活。改善生活并没有不对，生活当然应该努力改善，但如果人生的目的只限于改善自己的生活，似乎有点太单细胞矣。而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却一直在这个窄小的酒杯里陶醉，真教洋大人哑然也。而且为了出国，不择任何手段。有一位女声乐家，已经结婚生子，执教于某某中学堂，本来过着平静日子，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看着丈夫儿女都不顺眼，大闹一阵而离了婚，一直打着女光棍，发誓非出国不可，不管是啥样男人，只要能把她弄出国，她就嫁他。而现在她终于出国矣，有一个男人把她弄出去，但迄今还没有嫁他，可能留着再用一次，以便取得公民权。另外还有一位女学生，某某大学堂的系花也，这位小姐是一个善良而正派的女孩子，不幸有一次，被一个过气的老官崽征服，条件是和你同居可以，但大学毕业后，送我出国。过气老官崽有的是钱，对此自然一口答应，如今那女孩子也出了国，且在新大陆结婚而生子啦。
我们对这两位女子，毫无责备，但不得不有点感叹。盖不是少数人如此，而是多数人都如此焉。柏杨先生不禁为美利坚悲，现在似乎有这么一种现象，世界各国的垃圾人物，和一些使人麻上来的老老少少，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不惜参加朝圣团，不惜参加道德重整会，在神圣外衣下，挤到美国安家落户。呜呼，这股蚀腐的力量，美国固有它的社会堡垒，但日子久啦，能抵挡得住乎？真教我担心。
我们为洋大人担心，并不是失惊打怪，想当初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何等威风族》（1844年），批判了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哲学，为新哲学的，可是再威风也挡不住腐败政治的侵蚀。谚曰：“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固然自己必须先有致命的弱点，别人才侵得进来，但被侵的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看到啦，。记得韩复榘先生倒冯玉祥先生的戈时，有计划地把他弄到汉口，招待了几天，（他也是在汉口被枪毙的，巧哉！）美女如云，佳酿似泉，一天三大宴，两天一特宴，用不着说话，只须“哼哈”一声，就有人把他服侍得舒适入骨。韩复榘先生慨然曰：“当到总司令，如今才弄清楚人生的真谛。”这类腐蚀人娄灵魂的故事甚多，三年都写不完。渣汁和奴性强烈的移民，如果太多，洋大人恐怕终有受不了的一日。
呜呼，中国人的自卑感，简直到了就要凉啦的温度，全民族都快要被这种自卑感害得翘辫子。最妙的是，骨头一经软下去，一时想硬都硬不起来。有一则故事曰：一个黄鼠狼以偷鸡为生，实在感到委屈，便见玉皇大帝，请求变成狮子，玉皇大帝曰：“变狮子容易，可是你的屁最多，动则放之，岂像狮子乎？”黄鼠狼曰：“不然，我当黄鼠狼，不得不常放屁，以臭追我之人，如果变成狮子，便用不着去臭谁，自无屁焉。”玉皇大帝看其情有可原，乃把它变成一个狮子，黄鼠狼大喜。过年的时候，洋洋得意，随同群狮，前来朝拜，一路上有说有笑，俨然一头真正的狮子也。一进金殿，守门的金毛犬冲着群狮乱叫，以表欢迎。于是，忽听“咚”的一声，臭气弥漫，黄鼠狼放了一个大屁。玉皇大帝召而责之，黄鼠狼曰：“实在是狮子毛太长，兜得肚子紧。”玉皇大帝大怒曰：“明明是贱，却有许多说词。”挥之使出，恢复它黄鼠狼的面目。
呜呼，这寓言似乎有点影射中国在联合国玩的那一套（编者注：指国民党政府占居联全国席位时）。打了八年血仗，打出了四强之一，现在虽然被搞得一强也不一强，但抗战胜利之初，却硬是曾经强过，中国语言也因之被定为联合国五大法定语言之一，没有到过联合国的朋友，只要一看联合国邮票，赫然有中文“联合国”字样，便不难明了。然而，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却死也不肯讲中国话。而中国话不但是自己的母语，也是法定语，这道理便深奥难懂矣。前年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先生回国，就有记者问他这个问题，他曰：“国家多难，席位尚且不保，如说华语，就要添置设备，不便因此增加联合国经费。”但问题是，还没有来到台湾前，仍是四强之一的时候，又有啥说词乎？中国代表团仍然讲洋大人之话也。黄鼠狼永远成不了狮子，骨头不改，自信不立，贱性不去，便是天赐良缘，都得被糟蹋掉。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麻儿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顾形惭，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能看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混同是产生哲学错误的根源。对科学知识的前提、假设、方，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一眼眶里都木宰羊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省等的堕落民族，或山窝里吃人肉的野蛮民族，本国医生给本国人看病，却写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杨先生偶尔违和，找医生诊断时，便如一种投入屠场的感觉，被乱整一阵不说，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医生振笔疾书，写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横看竖看都不认识。然后药剂师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针焉。左手抓药瓶，右手按屁股，茫然而归，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药，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针。有胆大皮厚的病人冒险问之，医师则曰：“退烧药，消炎药，镇定剂。”而各种药均有千百种，用的是哪一种乎？他不肯说，病人仍不知也。犹如法官对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眼，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决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来了一个eight‘month，即令以笔划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奴性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发思洋之幽情
在中国社会上，无论办啥事，衙门也好，社团也好，官也好，民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只要你找到他们，你就看不完的晚娘脸和猪八戒脸。该脸见了你就好像见了杀父之仇兼夺妻之恨，那股气可大啦。不要说别的，请贵阁下现在就打个电话试试，中国的电话似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总的代表。前些时我去一家报馆（为了保卫饭碗，不敢说出该报是啥报，只可透露一点，该报可是以提倡民主闻名于世的），就碰上这么一个巨大场面。一个高阶层分子对电话吼曰：“你爱捐不捐，要捐就送来，不捐拉倒，没人去取。”言毕“砰”的一声，把耳机摔下，其声之大，几乎把我老人家的耳膜震一个洞。悄悄向人打听，原来该报有一则苦命父女的消息，读者老爷想捐点款，因无人可送，希望报馆派人去取。嗟夫，东夷之人也，西狄之人也，那些没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番邦之人也，对陌生人总是问曰：“我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啥地方要我效劳？”真使人发思洋之幽情。
有一位朋友初迁台北，到区公所办户口迁移，户籍老爷告曰，新户籍的户籍誊本必须要到一个星期之后才能发，理由一大堆，不必细表。可是该朋友的女儿明天就要凭那玩艺报名考学堂，当下急得大汗如雨，知道我老人家口才奇佳，就找我帮忙。我想这简单得很，好像政府有过规定，户籍誊本两个小时就可拿到，何物小子，胆敢破坏政府威信？当下就昂然前往，可是一进门我就觉得大事不好，乃改变嘴脸，向该肩籍老爷哀求帮忙，说到动心之处，恨不得要下跪，下跪无效，我就只好据理力争。可是该小子就好像看我耍猴戏，冷笑曰：“你可以告我呀！”实在无法，只好施出撒手锏——找到一位在区公所做事的朋友，他拍胸脯曰：“老头，你且稍待。”十分钟后，就把户籍誊本塞给我。当我把该户籍誊本送到该朋友府上时，他们一家大小欢声震天地，视我老人家为天神，认为我在台北没有白混，当下就把洋芋拿出来敬了我一支。告辞之后，一路上颇为得意，不在话下。
然而，这里面似乎埋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任何“有办法”的人，对人与人间的仇眼相视，都无良策，“有办法”的结果不过依靠特权。柏杨先生祖宗有德，固然三下五除二就办好啦，可是其他千千万万没有柏杨先生“办法”的小民，不要说女儿考学，就是老太婆上吊，对方该无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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