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木偶，惨不忍睹。
舞台上限于客观的事实，打将起来，可能不得不如此。电影是第八艺术，自应有它的技巧。《白蛇传》内容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梁祝》是知道的矣。这种价值连城的民间故事，像罗米欧和朱丽叶，落到莎士比亚先生之手，便成为世界名剧，而梁祝落到中国笨导演之手，便成了地方戏大搬家，这是中国人的创造力不够乎？抑认定中国的观众不过半票程度，只能欣赏女扮男装的绍兴戏乎？
半票问题之五
《梁祝》的结尾最使人紧张，当祝英台女士哭坟时，我还以为她要碰碑哩，结果没有碰。哭了半天，我以为她又要碰啦，结果又没有碰。我可不是主张她非碰不可，而是从她口头上嚷嚷殉情的情形，推测她一定会如此实践，这不是女主角的错（请问，该片中谁是女主角？又谁是男主角），而是笨导演的脑筋在那个节骨眼上，恰恰不灵活。盖笨导演不准她碰，她就不能碰。女主角既没有殉情的行动，前已言之，万一上帝不帮忙，坟墓不开，真不知道这出戏将如何下场也，是她仍上花轿嫁人乎？抑届时再补上一碰？
悲剧的气氛和条件不完整，使人泄气，而女主角竟抱着石碑又哭又唱，也是奇景。柏杨先生当时就问柏杨夫人曰：“敝老头归天之后，你是扑到我坟上哭乎？抑只抱着墓前的石碑哭乎？”老妻大怒曰：“当然跟祝英台一样，抱着石碑哭。”如此便无话可说，不过一旦是老妻先我而翘了辫子，我一定抚棺大恸，不会捧着她的玉照大恸也。
关于考据方面，已有人指出很多。东晋时候，怎么有床？那时连皇帝都是睡榻榻米的，祝府和梁府却竟然大睡其床，如果教他们睡沙发，岂不更雅乎？而那时候人人穿木屐的，却忽然穿起朝靴来，如果教他们穿上皮鞋，将更现代化也。然而，这都不用提啦，因为提得太多，便有很多人更不高兴。最近《自立晚报》曾接不少电话，几乎千篇一律把拍杨先生大骂一顿，有的还咒我早死算啦，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先生来信，也都努力攻击。朋友告我曰：“你说电影不好就可以啦，盖你说不好，我说好，不妨各行其是。而如今你一杆子打落一船人，把入迷的观众说成半票，自然激起众怒，也自然麻烦如此之多。”呜呼！这番道理很对，但问题却有二焉：第一，谄媚群众和迎合群众心理，那是大政治家和教习的事，不是柏杨先生的事。当初法国屈里弗斯案的时候，左拉先生为了支持屈里弗斯先生，以致于被法庭判刑，他的著作被焚，走到街上都要挨揍，凡是发表他文章的报馆都被捣得稀烂，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然而左拉先生并没有讨饶。柏杨先生所面临的不过仅是来信辱骂，仅是打电话告诉报馆要停报，这种蠢血沸腾的镜头，比起法国，还差得远哩。第二，主要的是，柏杨先生固不在批评《梁祝》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艺术价值，而主要的正是研究半票观众。当《文星》杂志那篇《半票读者》发表后，当时我也曾气得打跌——哎哟，你高级呀，你全票呀，柏杨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竟说我是半票，普天下只有你《文星》杂志有眼光是不是？咱们走着瞧。然后时间使人冷静，很多事在眼前出现，不禁为之失笑。及《梁祝》上演，看到有些阔太太阔小姐那股奇劲，不禁姑妄写之。只要自问不是半票，便不必动怒；如果自以为自己是半票，能怪我乎？
最后我们继续研究萨孟武先生在流过了两次泪之后，又引用了一位教习的话，原文曰：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台大教授）说：“本片确是很好，我看了，也不觉流下泪来。”本片能轰动台北，大率因为我们居留台湾之人，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不以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的缘故。
关于陈国新先生的话，因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否认过，大概萨先生引用得没有错误。用不着多说，陈先生一定也流了很多眼泪，否则萨先生不会亮他的招牌也。为了一部二三流的电影，拉上外国月亮，似乎太远。中国人似乎正趋向各个极端：一端是西崽的干法，凡是洋大人的全好无误；一端是义和团的干法，连打篮球都有爱国裁判。呜呼，外国月亮有时候固不比中国月亮圆，甚至有时候比中国月亮扁，但有时候却硬是比中国月亮圆。不敢睁眼瞧瞧，只敢闭目念咒，曰：“看吧，这个。看吧，那个。”不能对事实有所补益。即以电影的色彩来说，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月亮圆，《梁祝》电影在亚洲影展上得了色彩奖，该够圆了吧，但那色彩片连拍带洗，全是日本人干的，你怎么说乎？即以现代武器而论，外国月亮比中国月亮圆，美国响尾蛇导弹能满天飞——咦，中国月亮不要说圆，简直连比一比的月亮都没有。而外国的宪法月亮似乎也比中国月亮圆，否则萨孟武先生及其他各色人等，何必去洋大人之国研究乎？夫月亮和艺术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中国这里如果是阴历初三，美国那里正是阴历十五，而仍要说中国月亮比美国的月亮圆，这杠抬起来还有啥意思？
萨先生又曰：
《梁祝》以凌波扮梁山伯，乐蒂扮祝英台，两人表演之佳，在我所看的许多电影之中，堪称成功。特别选择凌波女士扮演梁山伯，最是成功。（柏杨先生曰：“这句话应打双圈。”）女扮男装，没有一点流氓气，也没有一点鲁莽气。雍容儒雅，南朝士大夫就是这个型。凌波与乐蒂两人唱做俱臻上乘。楼台相会之时，梁山伯悲愤而激动，祝英台温柔而悲哀，作者听前后左右男女观众，均有唏嘘之声。梁山伯下山求亲，祝英台哭墓，演者均能充分表现其演戏天才。十八里相送一段，风景最佳，曲佳，音乐佳，祝英台处处暗示自己是个女红妆，梁山伯却处处表示其为呆头鹅，作词之佳，演技之佳，叹为观止。总之，本片是中国第一部好电影。
最好谈到服装，我喜欢中国古代衣冠。今日大学毕业之时，均学外国，穿学士衣，戴学士帽，我认为这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之故。何不穿戴汉唐时代的衣冠，以表示中国的文化？最荒唐的莫如每年祭孔，佾生光头，穿长衫，而脚下所穿的却是球鞋。我家兄弟在前清宣统年间，均曾做过佾生，当时所穿戴的乃是古代衣冠，想不到民国成立，反而穿起前清衣裳来。用前清服装，以舞周代八佾，真令人啼笑皆非。何以有此怪现象，因为缺乏常识之故，衍圣公孔德成应负其责。
半票问题之六
我们所以把萨孟武先生的话全部引用，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上面两段，批评的人很多，不再重复。关于半票问题，我们也讨论到这里为止。《梁山伯祝英台》电影，能轰动一时，并不是毫无条件，也有它的巨大影响，这影响在中国电影史上，虽不是空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为叫座，观众已忘了矣，但起码它做到了两点：第一，把平常只看西洋片不看中国片的观众叹引到中国片市场。盖中国片往往不堪入目，柏杨先生每看一次，就起一次鸡皮疙瘩，总是中途撤退，《梁祝》固少此病，所以看得人受宠若惊。第二，把平常只看台语片的观众，也吸引到国语片市场。看《梁祝》片的观众，台湾省同胞远超过外省郎（有人说外省郎远超过台湾省同胞，则一问片商便知）。盖歌仔戏和台语片也都有《梁山伯祝英台》，台语片上梁山伯先生和祝英台女士，跳坟之后，二人还在南天门结了婚，生了两个娃儿，国语片水准自然要使人耳目一新。有此两种趋势，将来的国语片大有前途。昨天老妻买了一本电影杂志，曰《国际电影》，原来电懋公司也拍了一部《梁山伯祝英台》，在剧情说明中，对若干地方都有了交代。像楼台会，梁山伯先生想进祝府，为小厮所拒，争执之间，惊动了祝老太太，看梁先生斯文公子，一片诚心，才允许他们见最后一面，这就进步多啦。又像祭坟，马家有财有势，即令是现在，也不允许新娘先到殡仪馆走一遭也。电懋公司的乃是一主一仆，私自出府，前往祭奠，这也进步多啦。仅从这两点看，彼一《梁祝》似乎胜过今一《梁祝》。如此互相竞争，发奋图强，不但是影片商之福，也不但是观众之福，也是国家之福。
柏杨先生写“半票”以来，接到无数读者先生的来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封署名“老夫”的明信片，发自台北辛十二局，明信片上曰：“柏杨老乌龟：你的学问大是不错，先骂观众，再骂读者，‘半票读者’、‘不肯断奶’，读者是你的衣食父母，怎么能骂？你是什么东西，混蛋加十三级，如不改过道歉，三天内将你狗体分尸万段，不杀你势不干休。”还有一封是一位“本市读者”先生写的，也是一张明信片，上曰：“柏杨小子，你生在中国，冤枉你了，我们不顺你的狗眼，均是半票吃奶的人，而你完全是吃大便的，我操你亲娘，我不将你这个老狗打死，等待何时？”另外还有一位林文先生，来的是一封长信，全信太长，不抄录矣，在结尾上有警句曰：“全台湾只有你柏杨是高级——高级文化汉奸、卖国贼，你反对中国历史文化，还不够卖国吗？一定要当官才可卖国吗？真笑话！”
读者先生赐函很多，对支持我的朋友，仅一一致谢。对大张挞伐的信件，因内容差不多千篇一律，不再—一发表，只摘录三封于上。我想正义之怒既张，有同感的朋友当乐不可支，而我们的讨论也就可以结束啦。
“的”和“家”
很多朋友向柏杨先生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啦，想从我这里挖出一点秘诀，以便照方配药，也登上文坛宝座。呜呼，如果有此一念，那就是问道于瞎子，一辈子都得不到好处。这并不是说柏杨先生仪态万千，虚怀若谷，向谁表示谦虚，而是真正的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盖这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韩愈先生在两千年前便指出过，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做官，除了做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自己安富尊荣。于是遂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做官的目的为了发财，而发财的目的又是为了做官，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做不上官，就四大皆空，不但别人瞧他不起，连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诗不云乎：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色列立国，恭请爱因斯坦先生回国当总统。如果换了柏杨先生，早大喜若狂，根本用不着请，只要招招手，立刻飞奔而往。但爱因斯坦先生竟然拒绝，这种情操智慧，不是中国圣崽和官崽所可了解的。我说我大喜若狂，飞奔而往，一定有些朋友脸上挂不住，解释曰：“太谦太谦，你老人家品学俱优，岂会如此。”那就是不知我也，我说我“若狂”，已经够往脸上抹粉啦，到时候我如果给你来一个“真狂”，就更精彩。《儒林外史》上的范进先生，并没人请他当总统，不过中了一个举人，离中级官还有十万八千里，可是他的反应又如何哉，他当场就高兴得发了疯。
既然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努力做官，非官不荣，非官不乐，则官以外的其他行业，自然都贱不可言。想当年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身兼六个国家的宰相，把他嫂嫂吓得连忙下跪。如果苏秦先生周游世界回来，只抱了几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想他的嫂嫂恐怕仍会保持原来面孔。如果苏秦先生连几本破书都没有，而只会唱歌跳舞，绘画打球，恐怕结果还要惨，一个织布梭子飞出来不把他阁下头上打一个血流如注才怪。这种气质和社会环境，历三千年而不衰，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啦，但非官的行业，其贱如故。于是除“官”之外无人才，从事非官以外的行业，顶了不起，只能成为“的”，而不能成为“家”。像柏杨先生干的这一行，洋大人之国，称之为“专栏作”家“，而中国称之为”写杂文的“。依此类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社会，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文章的“；没有”提琴家“，而只有”拉提琴的“；没有”钢琴家“，而只有”演戏的“；没有”舞蹈家“，而只有”跳舞的“；没有”教育家“，而只有”教书的“；没”体育家“，而只有”打篮球的“。处处都是”的“，没有一个”家“，这是个啥子模样的社会，可知之矣。
社会的素质如何，不必管它，盖管也管不了他，但假如人间还有因果报应的话，中国沦到今天这种酱缸局面，就是因果报应。大家几乎一致呐喊中国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我看恐怕不见得，五千年虽然五千年，传统虽然传统，但似乎是文化很少，而酱化很多。所谓“正史”的三十六部史料，若这个“书”那个“史”，百分之九十篇幅，都是二抓牌升官做官录，和血流成河的杀人录，除了这些，剩下有关人类性灵方面的玩艺，微乎其微。在这种形态之下，官性兴旺，人性衰退，自然处处皆“的”，而没有“家”矣。在这里我想借用一下徐鼐先生，以便举出一个典型。提起徐鼐先生，身拜石门水库执行长，其官大得可怕，当初尚不为小民注意，自从在台风高潮时，猛放其水，以致冤魂荡荡，地府渺渺，其尊名始为世人所共知。你知道他对曲突徙薪的王崇岳先生有啥评论？他不认为王先生是一位气象学家，因王先生不幸而言中，弄得他有损崽面，拍屁股跳跃之作，脱口而出，说他是一个算命的。呜呼，由于“家”、“的”之不同，可看出文化和酱化的区别，后生小子能不一惊哉。
所以一些想当作家的朋友，实在是立错了志，这年头连真刀真枪，马上兑现的自然科学，都成不了“家”“货币数量论”，反对减轻利率、间接税和提高“劳动价格”。，在某些人口中，仍属于“的”。写写小说散文专栏，就是再来一个五千年优秀传统，如是仍是酱化，而没有文化，也成不了“家”，顶多是一个“写文章的”、“写小说的”、“写杂文的”，不要说混饭吃啦，就是印张名片唬人，都感到困难。柏杨先生前天便面临这种危机，印上“专栏作家”吧，咦，你老头竟然也“家”呀？那副嘴脸我就受不了。可是如果印上“写杂文的”，似乎和文化沙漠过不去，存心讽刺，自也有许多未便。尤其是一些口是心非的朋友，他心里固然想：“该老头总算有自知之明”，但口头上难免责备一阵曰：“老头老头，您太谦啦太谦啦，以您老磬磬大才，当然是大作家大作家。”何必惹他们费这么多无聊唾沫乎哉。
所以我誓死奉劝年轻小子，千万不可搭错了线，这年头做官第一。真正做官无望，则出国放洋，是第二个高着。出国放洋之妙，现在还看不出来，等到有那么一天，那才教你拍案叫绝哩。届时你阁下摇摇摆摆，回来建国。盖“救国”由小民负担，“建国”由专家负担，分工合作，是天老爷五百年前都注定了的，世人不可不知。如果限于困难，不能出国放洋，则仍以不走“写文章的”这条路为宜，宁可去当“盖房子的”（洋大人谓之“建筑家”），“修马路的”（洋大人谓之“工程家”），“做衣服的”（洋大人谓之“服装设计家”），“卖膏药的”（洋大人谓之“演说家”），都比“爬格子的”，要有光彩。
千万别当作家柏杨先生奉劝有志之士不要当作家，实在是为的你好。古人不云乎：“乱世文章不值钱。”呜呼，谁说不值钱？一旦吉星高照，写出文字狱来，不但值钱，而且还值命哩。一首七言诗不过二十八个字，就能血流成河，如此严重的稿费，世界之上，恐怕只我们这个五千年优秀传统酱化的国家有，其他那些落后地区，若美利坚，若加拿大，若瑞士，连做梦都梦不到这种奇境，外国月亮在这上就无法和中国月亮比矣。义和团诸公，不妨闻之大喜，开会庆祝可也。嗟夫，干其他任何一行“的”都没有这种危险，只有干写文章“的”，有此良机。故我以为有志之士，除非是“进一步则碰死，退一步则跌死，旁让一步则饿死”，真正无路可走，千万不可动当作家的念头，否则一旦中国固有的月亮猛圆起来，就悔不当初矣。
不过看样子说了这么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继续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头，你左宣传右宣传，不过怕大家群起写稿，挤碎你的饭碗罢啦。”我曰：“你说这话，就得兴文字狱，盖你直捣了我的心窝，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说的我全知道，现在我指天发誓，此生此世，都作顺调分子，你以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车，既当代表而又蒙召见，何必写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们一些写杂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专门会歌功颂德。”我曰：“专门会歌功颂德也不行，一旦表错了情，或者是老板嫌你拍得不够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马蹄上，或者是拍着拍着，主子换啦，十年拍工废于一旦，真是何苦乎？”虽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该执迷不悟的仍执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写文章认为是“名利双收”，写了一篇大作，或写了一本书，用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不但名闻天下，而且还有稿费收入，真是天之骄子，其他属“的”的朋友，便无此洪福矣。一个“做木工的”做出一张漂亮绝伦的桌子，虽然有点工钱，可是他却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儿女，都刻到上面。从前盖房子的工头，还有机会在大梁上记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无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写文章“的”，才能既有钱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过猛一瞧写文章“的”，固然名利双收，好像大有可为，但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个显微镜仔细观察观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夫“名”者，必须和实相连，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发生误会，以为“实”是指的“真才实学”，那就错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复活，莎士比亚先生在中国，在我们这个酱化的大缸里，恐怕也很难保持他的自尊。呜呼，“实”是指的财富，名声遍天下，结果竟穷得吊起来都掉不出一块钱，那“名”也没啥意思。至于说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有位在军中服务的朋友，偶尔写一篇小说，稿费下来，比他两个月薪饷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岂时既有大名，又有大钱，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当时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乱想，学点别的谋生技术要紧，除了极少数的顶尖人物外，大多数作家，稿费收入，只够买烟的，不够买饭的。纯靠稿费过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说似乎少之又少，甚至于说简直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员之类的职务，先求饿不死再说。一个社会不能养活职业作家，是社会的耻辱，作家的悲哀，他们怎能不由“家”变成“的”乎？
最后有一位小子，面色苍白曰：“老头，反正我说不过你，所以算你赢啦，但我现在已到了绝境。如果我是女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认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我宁可去当妓女。既然当不成妓女，就请教我当作家试试，也算一条生路。“既然如此可怜，我就不妨指点指点，不过附带奉劝的是，一旦天降奇迹，生活好转，就应马上封笔。想当年孔丘先生写《春秋》，写着写着，忽然不写啦，史书上说因为麒麟亮相。老头颇有感触，认为麒麟是一种瑞兽，只在太平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某天黄昏之时编辑的种类很多，如果是专门搞经济、化工、行车安全的，就离作家的座位远矣。而必须是一个当行的，而且是一个当权的，才能算数。所谓当行，举个例子便知，最好是编报纸副刊。退而求其次，能有机会编大型文艺杂志，也可以发挥威力。第三等人物则是编个综合性杂志，虽有政论专论，同时也有文艺篇幅，呜呼，君知道不知道“军阀”乎？军阀的要件有二，一曰“枪杆”，一曰“地盘”。像张宗昌先生焉，张敬尧先生焉，倪嗣冲先生焉，二者均兼的时候，金口玉言，一旦二者缺一，或二者全没有啦，戏就也跟着封箱矣。写文章的朋友，在外人看起来不过是一群可怜虫，但在自己圈内，却也有“编阀”崛起，该编阀就是编辑老爷，笔杆就是枪杆，地盘就是报纸副刊或他主编的杂志。他阁下本来也颇识几字，有时写上三行五行，居然通顺，于是雄心大作，遂写起小说大说，散文聚文，以及诗词歌赋。我说他“写”，还是昧着天良瞎恭维，如果真是他“写”，还算条英雄好汉，而往往的，他似乎只是“浇”了一篇。去古书上或洋书上乱找模子——在古书上找到模子，就用现代话一浇；在洋书上找到模子，就用中国文字一浇。如此一番踢腾，乃成功了一部辉煌巨著，“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或杂志上发表，标题弄得大大的焉，稿费开得高高的焉，三个月后，哎呀一声，他就是大作家矣。你如果没有地盘，能教人哎呀乎哉？
然而这还不算顶妙，诚如薛平贵先生《武家坡》所唱的“那妙的么，还在后头哩”。最大之妙是，可以和别的编辑老爷互相交换，他的大作在你的地盘上发表，你的大作在他的地盘上发表，而你又绝顶聪明，先下手为强，猛捧他是世界第一流作家，最初说他是莎士比亚再世，后来撕破了脸，索性说莎士比亚给他提鞋都不配。你既下手于先，人心是肉做的，他投桃报李，自然也说你是啥家伙第二——好比，说你是巴尔扎克第二吧，说着说着，多情起来，觉得还不能报答你的盛情于万一，乃把巴尔扎克说成是你的徒弟，要想不名满环宇，不可得也。其次之妙是，一些没有地盘的写文章“的”，犹如军阀统治下的可怜小民，既然手无寸铁，只好凭有地盘的宰割。你高兴时把嘴脸一端，纵是海明威先生，都得向你摇尾乞怜，他投来一篇《老人与海》，你略微一翻，批上四个大字，曰“枯燥无味”，原封退还。他要想发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得买你的账。常看见很多编辑老爷型，每一文出，都有想在他地盘上伸一脚的家伙，咬文嚼字，加以研究，研究之不算，还努力猛捧，直捧得神哭鬼号，天昏地暗。
在各型作家中，以编辑老爷型最天衣无缝，不露痕迹。如今柏杨先生著作等身，可以算大作家之一矣，否则何致有后生晚辈，向我殷殷讨教乎？而我当初就是以干编辑起家的，故深知这一型的奥秘。柏杨先生后来被人开革，从编辑宝座上摔了下来，但余情仍在，其他编辑老爷脸上一时磨不开，仍不能不发表我的大作，同时他们也万料不到我天生媚骨，他们每写一文，我就当着他的面，击节叹赏，叹到紧要之处，带感动流泪曰：“太好啦，太好啦！”他被我拍得受不住，只好也回敬两句，说我写的“也太好啦”。既然他亲口说我好，便无法可躲，我有大作一篇，敬请指正。呜呼，他就是捏着鼻子都得登出来。
问题是，一个人如果既不是阔大立发，也不是编辑老爷，而又要想当作家，若贵阁下者流发展的无限性，在一定场合是内因，在另一场合则成了外因，，该如之何乎？好像是靠着红包马屁，也可以直捣黄龙。假如你有的是冤枉钱，大可购洋房一栋，或汽车五辆，送给报纸杂志的老板，包管你的文章天天上报，威不可挡。当然啦，你如果有那么多冤枉钱，也不会如此冤枉花法，大可自己也办一个报纸杂志，过过老瘾。我之所以如此说，是告诉你这个原则。我就知道有若干作家，以红包为武器，而俨然了得，若某某先生，若某某先生。你别看他现在颇不错啦，如果看到他当初送红包时的照片，准脸上挂不住。呜呼，话说当年，某天黄昏之时，晚饭下肚之后，黑影一条，轻轻敲门，编辑老爷问曰：“谁？”红包马屁型曰：“晚生柏杨。”然后战战兢兢，进到客厅，坐也不敢坐，站也不敢站，眼看就要下跪，幸亏编辑老爷发话曰：“何事？”红包马屁型这时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料，或两罐奶粉，或两筒烟丝，或索性是一百元美金，恭捧而方笑曰：“小意思，小意思。”编辑老爷一瞧，眼睛为之一亮（放心，我和你赌一块钱，没有不一亮的），就曰：“你的笔名叫啥？”红包马屁型曰：“没有笔名，就叫柏杨。”编辑老爷曰：“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红包马屁型曰：“打打打听出来的。”编辑老爷曰：“你投的那篇稿不错，只是稍欠锻炼。”红包马屁型曰：“请你老人家指指指教删改。”编辑老爷曰：“我看一看，可以的话，就发表。”红包马屁型曰：“谢谢你老人家提拔。”然后端茶送客，走到门口，柏杨先生把玉体一转，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这一次不再是美金啦，而是两张戏票，伸脖猛笑曰：“请你老人家和夫人去看，去看。”这几天不是篮球赛乎？能送两张篮球赛票，就更恰到好处。
赔钱也干
商场上有一项公认的至理，曰：“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但赚钱的技术团五花八门，要想赚大钱，往往必须赔小钱，甚至赔大钱，有时候会连老本都赔进去。最明显的莫过于托拉斯的形成，两个同行竞争起来，简直往赔光的路上走——成本十元一条的裤子，你卖十一元，我卖八元；你卖七元，我卖五元；你卖四元，我卖两元；你卖一元，我卖五角还加送一条裤带。真赔得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芸芸众生，消费起来，准前仰后合。不过笑着笑着，等到你隆重倒闭，只剩下了我一家，恐怕就笑不出啦。盖大战之后，等于大病之后，要喝点鸡汤补补，补的办法当然不是喝鸡汤，而是价钱猛涨，从前我卖五角一件，外送裤带一条，现在我卖三百元一件，啥也不送，买也由阁下，不买也由阁下。消费者等于一条老牛，过去所吃的草，都得吐出来。
柏杨先生不是在讲经济学，而是在研究“赔钱也干”的道理，盖有些人反对作家中有红包马屁型，曰：“稿费能有几文哉，值得送礼？”故我特搬出经济学以壮声势，须知世界上硬是“赔钱的生意也有人做”。不过此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仍是大抓一把。红包马屁型稿费虽然无几，而仍猛进其礼者，便属于这种高级眼光。以柏杨先生而论，能在报上杂志上写稿，一写就是四年，别人的地盘，由我平空踢腾，天下岂有如此简单之事？不知道内幕的人，还以为是报馆杂志社，目识泰山，重金礼聘我焉。知道内幕的人，才晓得完全是红包马屁攻势。每次去报馆去杂志社，至少都得请编辑老爷吃碗牛肉面，过年过节，初一十五，更要或送火煺，或送蛋糕，或送一只母鸡。妙哉，只要他一天收我的母鸡，他就一天不能停我的稿，否则我教他把鸡骨头吐出来，他就糟啦。现在有一件大事预告，我向各方募捐，已募到了三万美金，看情形到明年春天，五万美金没有问题，募好了后，即行起程前往瑞典，活动诺贝尔。有些少不更事的朋友，以为诺贝尔何等公平，活动岂不等于白活动，其实不然，以华测洋，不要说柏杨先生，便是我家那个老三——他正读乐群幼稚园小班——只要拥有如此巨金而又肯猛送，他也会得诺贝尔。你如果还有一分聪明，便不必为此担心也。问题是，诺贝尔奖金不过只四万美金，而我却花五万美金前往活动，岂不连棺材都赔进了乎。咦，学问就在这里，我得了诺贝尔，可名扬世界，到处曰：“你看，没办法，我一再恳辞，他们一定要给，嗨，嗨，嗨。”嗨嗨嗨者，笑声也，以表示我啥世面都见过，诺贝尔算哪一门亲，根本不在乎。然后到处讲学，说不定当上了“美援知识分子委员会”一名委员，借机猛捞，银子自然滚滚而来。如果不这么投资，我能印名片曰“家有美金五万”哉？而明年此日，就可印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矣。后生晚辈，凡夫俗子，不妨先在心理上作一个准备，免得明年听我得了诺贝尔的消息，大惊之余，断了尊气，须知均红包马屁之功也，勉之勉之。
“点铁成金型”是啥，说起来能教你发疯，要弄清这一型，必须先要弄清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同胞的气质，尤其是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盖现阶段二抓牌的气质，一切洋大人第一，无论干啥，你纵有通天本领，都没有用，必须由洋大人用其毛手一点。你明明一块废铁，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黄金。你明明是一只乌鸦，洋大人毛手一点，就会立刻成为凤凰。于是你阁下必须用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以便洋大人照你头上点那么一点，用不着点得太多，只要轻轻一下就行啦，你就成为国际闻名的大作家啦。以林二先生为例，他原来和柏杨先生一样，一老一少，均默默无闻，在十字路口喊叫三年，都没人知道是谁。可是忽然有一天，一个洋大人曰：“贵国林二先生，真乃大音乐家也。”中国人大吃一惊：你说啥？中国还有音乐家？从此林二先生阔而抖之，现在不是在美国娶了一个洋小姐做太太，真正誉满两洋乎？独柏杨先生仍在枯井里挣扎，吃亏就在于缺少洋大人那么一点。如果一旦有位洋大人鬼迷心窍，照我尊头上一点曰：“贵国柏杨先生，真乃大作家也！”运气来了山都挡不住，我就是不想当大作家，你想尚可得哉？
至于怎么才能巴结到洋大人，其法不一，我不能再进一步地为你设计啦，盖我在这方面还不能得心应手，否则我早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自然的王国为人的王国。第二卷论述了归纳方法，为归纳逻，去美国讲学落户啦，哪有闲工夫和你们这些穷得崩崩紧的小子聊天乎？盖问题在于文章不比音乐，音乐可唱给洋大人听，文章便木法度，洋大人不认识中国字，最最严重的障碍。故第一步要做的，是如何把你的大作翻译成洋文，不把握这一要点，纵你写出《战争与和平》都没用。有些智慧甚低的朋友可能要问：“即令译成洋文，可是写得一塌糊涂，有啥用哉？”呜呼，说这话的人至少得挨四十大板，才能使之头脑清醒，盖英译汉的作品固多如牛毛，而汉译英的作品却少得要命，偶尔有若干本汉译英出笼，洋大人喜欢的是新鲜，而又有援助落后地区的美德，一片文化沙漠竟然也有小花小草，上天还有好生之德，何况洋大人慈悲为怀，为了“以资鼓励”，说不定明年的诺贝尔、普利策，以及其他什么，就是你的。咦，事急矣，一旦大家译的多啦，好坏有了比较，就困难啦，盍速兴（有志之士依照此法，得了点什么玩艺，如果不送柏杨先生一块钱，上天都要罚你腰痛背痛，切记切记）。
好不如巧
风气之先和点铁成金，有异曲同工的功效，一个人本领通天，如果没有运气，他的本领便等于一个屁，即令不等于一个屁，硬干苦干，着实挣扎了一阵，结局也会稀里哗啦，锅也砸啦，碗也砸啦。而一个啥本领都没有的人，一旦吉星高照，就是在马路上闲荡，都会有一块五十克拉的钻石掉到口袋里，不要都不行。俗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柏杨先生套之曰：“写得好不如写得巧。”常有些小子，喟然叹曰：“有些名扬国内，妇孺皆知的大作家，他们写的，使人看了直觉发麻，实在不忍卒睹，若某某，若某某，连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都不如。”原因简单得很，该作家得风气之先，也就是写得“巧”也。一○年代，中国文学由文言蜕变成白话，凡是曾写两句白话的朋友，就一律得其所哉，写到如今，该作家怎能不“大”？等到台湾光复，文坛一片真空，大多数作家都留大陆，几个半路出家的和尚，或都确实有很沉重的感慨，或者根本是穷极无聊，闲着也是闲着，写写文章，也可以消磨时间。继而发现，写文也是一条谋生之路，盖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的稿费，一千字十元，固高得使人神魂飘荡。于是你也写我也写，他也写她也官，三篇文章一登，男的成了男作家，女的成了女作家，年纪小一点的成了新作家，年纪大一点的成了老作家。
呜呼，干啥都得有眼光，要看得准，发得狠，一口咬定，锲而不舍，终必会搞出名堂。风气之先型的大作虽然不忍卒睹，可是声名既在，仍然有吃有喝。柏杨先生在三○年代便迟了一步，若那时候就一马当先，活到今天，轻则可以当上理监事，重则可以出国讲学。而如今依然故我，乃眼不明、手不快之报也。我说这些，对年纪大的朋友没有啥用处，但对后生小子，却有裨益。既有志当作家，自应目观四面，耳听八方，观空就钻，文章通与不通，俗与不俗，笨与不笨，均没关系。不过凭天地良心说，风气之先型对中国文化的提高和普及，有其崇高的贡献，盖此型非同小可，与其他型迥然不同：其他型均因其他凭仗而起家，大家既知底蕴，也就不再苛求，有志之士，因无法弄到那些条件，自无可奈何；唯独风气之先型是靠文章起家的，所以其影响也特别巨大。年轻小子，往往对作家十分崇拜，拜读了大仲马先生的文章，包管目瞪口呆，可能此生连笔都不敢提。但是拜读了风气之先型的文章，用不了看三十页，准拍案而起曰：“写这种文章的竟然也是作家，早知如此，我早成了作家啦。”然后翻箱倒柜，把小学堂时的作文簿找出，撕下一篇，寄到报馆，于是乎作家出世。咦，风气之先型对年轻后进有这种鼓励，世人不可不知，故不宜一笔抹杀他们的价值也。
介绍作家介绍到“随稿登床型”，实在非常抱歉，好在这个名词，不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总算差湛告慰。此语大概来自电影明星的“随片登台”，某某某先生套之以指责某女作家，说她为了出版她的大作，不惜和书店老板或编辑老爷，双双携手，进入洞房（写到这里，柏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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