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问题都集中在来世的报应上，柏杨先生虽然一再拜托酱缸蛆别太早拍巴掌，但我却真愿意知道下一辈子是个啥。即令变不成母狗分子，变个难得糊涂分子，无灾无难到公卿，也确可心旷神抬。如果判官先生暗中给我通个消息，说高阶层已经决定我来生非变个蟑螂不可，就悲从中来矣。有位朋友曾询问过一位高僧（他叫啥啦，偶忘之矣），问他前世如何，后世又如何。这真是大哉问也，纵阎王老爷，都得查查簿子才能回答，可是高僧到底是高僧，他不经过大脑就答啦，而且该答话成为千古不朽之句，他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呜呼。前世为善为恶，用不着左打听右打听，只看你今生是些啥遭遇，就可知之矣。今生老害砂眼，前世一定乱看女人。今生被隆重砍头，前世一定杀人如麻。今生怕老婆，前世一定踩死过一只小老鼠，贵太太就是该小老鼠变的，来报想当初一脚之分。至于下辈子当官当民，骑到别人头上或被别人骑到头上，则只要看看你现在干的是啥，就可下判决书矣。今生只打小报告，来世准屁眼长疗疮。今生是个酱缸蛆，来世铁定地要变成三家村的尿壶。
我们介绍轮回学说，可不是拜托读者老爷信佛教，而只是想介绍介绍这位高僧的四言名句。这名句使我们想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御眼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洋罪，就应该明白矣。而我们子孙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到卦摊上找张铁嘴，只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矣。
然而，虽然“今生受者”是一个阴森森的大酱缸，虽然“今生作者”是大家纷纷在木板船上努力凿洞，可是仍有人自以为我们祖传这一套，放之四海皆为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意识的作用”和“人们的思想”，，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就十分地妙不可言矣。呜呼，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的，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半不肯缠的。”该记者形容曰：“当她说这些时，故意把她的小脚伸出炕头，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绩。”这段评语一直印在脑海。嗟夫，酱缸蛆炫耀传统文化，跟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残废小脚，你说说看，有啥区别哉？
弯烟筒
《汉书·霍光传》上有“由突徙薪”的故事。突，烟筒也。薪，木柴也。有一天，客人拜记主人，见他厨房建筑得很是特别：别人烟筒是弯的，他家烟筒是直的，仅只烟筒是直的还不算，偏偏该直烟筒旁边，还堆着木柴，火星从直烟筒喷出来后，崩裂四散，危险万状。客人劝曰：“老哥，最好把烟筒弯过来，使筒口向上，喷出来的火星便流失到空中矣，而且那堆木柴也以搬开为宜，万一火星掉到上面，引起燃烧，就糟糕。”书上形容主人听了劝告后的表情是“默然不应”——不应，表示不理；默然，表示不耐烦也。客人碰了钉子，忠心不死，又猛劝之，于是主人大怒曰：“你这是啥预言呀，啥神话呀？”客人急啦，为之进一步分析，主人更怒曰：“我对我自己的生命财产自有道理，岂能听你算命的？”不久该主人家果然失火，邻居纷来抢救，千辛万苦，才算把它救灭。于是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救火救得焦头烂额的朋友，都坐上座，而那位劝他曲突徙薪的朋友，却因唱反调而早被乱棒打出。书上说，当时就有人谓主人曰：“如果听了那人的话，根本用不着杀猪宰羊，大摆宴席，早就可防止火灾。如今论功行赏，劝你曲突徙薪的没有份，而焦头烂额的反而成了上客，天下有是理乎？”主人听啦，恍然大悟，乃再把客人请了过来。
呜呼，书上说主人恍然大悟而再把该家伙请了过来，以今测古，我看未必。君不见石门水库执行长徐鼐先生乎？依我们小民之见，王崇岳先生既然言中，他至少应该拜访拜访，请益请益，才合乎人性。可是他的反应是啥，已用不着介绍啦。弯烟筒和移木柴，乃是常识，既不是预言，更不是神话，看情形爱因斯坦先生如果生在中国，都得成为“算命的”也。我们除了自叹命薄，逢此官崽外，还有啥办法哉？昨天看报，徐鼐先生和总工程师顾文魁先生一唱一和，仍一口咬定：“如果早日放水，而台风不来，明年灌溉无水，谁负责任？”咦，责任，责任，又是责任，责任实在是太多啦。在些心术不正的人，把官崽谈责任，比着妓女谈贞操——我想这种比喻未免太过于入骨，为道貌岸然所不取。不过这个年头，无论是谁，只要一提起“制度”，或一提起“责任”，我就要发羊癫之疯，那都是骗死人不抵命的玩艺，没意思。但前已言之，放水放得过早，致使灌田无水，固是责任。现在把可怜小民淹成这种样子，弄得半个台北陆沉，也同样是责任，谁又能奈何他？搞水库既不知道气象和雨量，又不肯尊重专家的意见，只凭事后几句官腔，便一推六二五。柏杨先生并不希望徐先生打破冻死不下驴的风气，盖任何官崽，只要有后台，不要说仅只淹了一半台北，就是把全台湾都淹光，照样坐在虎皮交椅上，发号施令。
第一标就对准小民
无论哪一个国家，对趁火打劫，处罚都很严重。无论是谁，乘人之危，都会为人所不齿。至于火上加油，更是人类中最严重的恶棍。好比说，尊府恰巧和柏杨先生为邻，不幸火光冲天，柏杨先生不但不帮忙扑救，反而把一桶五十加仑的汽油搬到你院子里，笑嘻嘻曰：“老哥，暂存十分钟。”那是啥滋味乎？即令你有高深学问，不当场抽刀子，你心里能不恨我哉？该桶汽油如果再爆炸燃烧，那份恨恐怕就更入骨矣。故古人形容帮凶行为是火上加油，发明该形容词的朋友，真应得诺贝尔奖也。
跟火上加油有同等贡献的，有“水上加淹”，乃石门水库的杰作也。呜呼，正当台风咆哮如雷，沟满河平，千钧一发之际，徐鼐先生下令放水。最初还有点磨不开，每秒钟只放六百吨，后来大概觉得“救人救活，杀人杀死”，一不做，二不休，良心一横，大放特放，每秒钟达九千五百吨，于是波浪滔天，不可收拾。可怜小民已奄奄待毙，正在盼望风雨快过，早日出头，料不到库水汹涌而至，反而往上猛涨。我写这不是煽动那些淹死的冤魂找谁算账，据古老的传说，凡是大号官崽，都有六丁六甲、门神土地，在空中暗暗呵护，冤魂活着的时候，对他还木法度，死后挺着满是臭水的肚子，更没有胆量和他碰矣。我也不是反对水库放水，已经到那种地步，除了放水，还有啥法哉？再不放水，堤坝万一崩裂，那就更糟啦糟啦。问题是，被水淹得惨兮兮的小民有权利怀疑：在不良的管理之下，石门水库给我们带来了啥？官崽们动不动就吹胡瞪眼曰：“俺是多目标的呀。”多目标当然是多目标，但第一标就对准了穷苦小民，灌得一批一批，纷纷断气。呜呼，幸亏是多目标的，成绩已是如此斐然，如果是单目标的，专门淹人，我看台北桃园一带小民无噍类矣。想念及此，能不晕晕然，陶陶然乎？
当然，石门水库挡住了台风初期的山洪，于是官崽沾沾自喜，还告诉小民也要自喜，意思说俺入的多，出的少，如果不是如此如此，你们贫苦小民还要惨哩。这话猛一听很对，但仔细一想，似乎也不太奥妙，如果不是水库在那里挡，在还没有沟满河平之前，山洪早流到大海里去啦，保至积而蓄之，等实力充沛，一次放出淹之乎？所谓进的多，出的少，是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的总数量，固不知当危急存亡之秋时，进的水和它放的水一样之多，或放的水比进的水还要多也。
事已至此，反正已经反正啦，水灾风灾既属无灾，我们小民有当仁不让的义务，嚷嚷也没有用。不过科学这玩艺即以石门水库为例间、空间、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都称为先天的认识形式。用，落到专家之后，是多目标的；落到官崽之后，便成了一目标的——以淹人为唯一目标的矣。我们可文艺腔曰：“科学建设，固可造福人群，也可为害人群，只看何人用之。”值此水上加淹之后，一夕数惊，怎能不含笑呻吟，以免有人看着不顺眼乎哉？
说来说去，这年头的官府，啥花样都有，有恩怨焉，有派系焉，有圈子焉，有联盟、联邦、邦联焉，独独没有责任。有责任的话，不但徐鼐先生卷铺盖，就是郑子政先生也早卷铺盖了矣。不过大势所趋，一直到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要说仅淹了一个台湾北部，即令把全台湾都淹不见啦，恐怕还是卷不了铺盖，后台奇硬故也，其铺盖都是铁做的，只有后台老板有力量卷，千万小民卷不动也。郑子政先生当了台湾省气象所所长，一当就是十几年，把小民当得死去活来，而他职位如故。过去种种精彩表演，自有孤魂冤鬼为他记录，我们不必再翻旧账，即以这次在葛乐礼面前，郑先生玩的几手，就轰轰烈烈，可歌可泣。当所有气象单位都说台风不会转向的时候，郑子政先生咬定银牙，硬说它会转向，而且很诗意地请那些不久就要淹死淹糟的小民去睡觉吧。常有人责备小民不信任气象所，有损其信誉，而这一次不信任气象所的朋友有福矣，凡是信之的，多多少少都触了点霉头，或死或伤，或淹或泡，百丽俱臻，无美不收。
等到台风已经通过基隆北部海面，电台的记者老爷再去访问郑先生，郑先生彼时大概已经得到淹死了很多同胞的消息，所以芳心大悦。记者问曰：“你看台风还会不会又来一个转向乎？”郑先生拍胸脯曰：“这一次绝对不会啦。”又问曰：“你怎么敢再肯定？”郑先生瞪眼曰：“当然敢肯定，台风已进入基隆北部，其动态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好像对他的“控制”很是满意，所以发出偷快笑声。呜呼，郑先生竟能控制台风，其神通颇不简单。问题是，当初葛乐礼“转向”的时候，在不在郑先生控制之下乎？如果它不在控制之下，郑先生信口开河，应负责任；如果它在控制之下，则郑先生的控制无术，也应负责任。前不已言之乎，政治的责任就是辞职，于是郑先生的铺盖不但是铁的，简直还是钢的也。
郑先生势将继续努力，以整小民，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为了减少小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我想建议凡是患香港脚的朋友，应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宗教为依据的、纯理性的伦理道德观。主要著作有《关于，分成若干组，每天派一组去气象所服务，该组朋友到得所来，直入所长之室，并排坐下，脱鞋脱袜，然后露出脓痂交集，奇臭奇丑之脚，翘到郑子政先生的尊鼻之上，以凭他仔细观察。盖香港脚乃天生的晴雨计，不要看万里无云，气象所说已经控制在握，香港脚忽然痒之痒之，准有大雨，出门如果不带雨衣雨伞，便非淋成落汤鸡不可矣。遇到阴雨连绵，气象所说有一个低气压如何如何，香港脚忽然也痒之痒之，它准定放晴。香港脚既有如此妙用，郑先生看到得意之处，再以手捏而嗅之，岂不小民万幸乎！
半票问题之一
柏杨先生最近对《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写了一点意见，结果发生做梦都梦不到的误会，很多军警老爷咆哮如雷，抗议之函，雪片飞来，有几位军警老爷还打电话到《自立晚报》，问曰：“柏老头怎么和军警过不去乎？”如此军警大联合的帽子，真把人砸得两眼发黑。打听了半天，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现象。原来现在的电影院，只有军警朋友是半票，儿童根本不准入场，大孩子则规定要购全票，这真是新鲜规矩，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记得我们乡下，军警老爷固然是半票，儿童尤其是半票。君坐过火车、汽车没有？儿童岂不都是半票乎？为啥偏偏看电影没有半票？真是年头大变。尚请军警老爷，高抬贵手，多赐原谅，非柏杨先生昏聩也，而是电影院乱定规矩也。
半票观众是从“半票读者”演化而来。虽然“读者”和“观众”不同，但其意义固然是一样的和一贯的焉，广义的“观众”似乎应该包括“读者”。我们现在主要地是要了解“半票”的意义，了解之后，则读者也罢，观众也罢，其成分都可一目了然。
美国诗人杰佛斯先生有两句诗，是讽刺他的同胞美国佬的，曰：“我们是容易就范的，一种合群的民族，洋溢着柔情，精于机械，且迷恋奢侈品。”台北《文星》杂志曾为文曰：“除了‘精于机械’一项外，用这两行诗来形容今日中国的半票读者，再恰当不过。”该文对“半票”两字加以解释，盖“半票”也者，不是指用一半钱购买入场券，而是指智力上和欣赏上的不成熟。该文曰：说半票读者，因为在感情年龄上，他们给人一种“嫩”的感觉。在文学欣赏的国度，仍属卖半票童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形成，迄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时间不算太短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可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恐怕仍停留在情窦初开的状态，尚未臻于成熟。也就是说，我们在文学欣赏上，一时还离不开浪漫主义，中国的半票读者犹赖在浪漫主义的怀中，不肯断奶。
《文星》杂志针扎到心窝里，盖半票朋友不但不肯自动断奶，如果有人帮助他断奶，他还大号大叫，大吵大闹，张眉怒目，骂你自命不凡，骂你自以为高级，甚至骂你狗屁文章卖国贼，更甚至计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向治安机关打你的小报告。
《文星》杂志续曰：我们并不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价值，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高级的浪漫主义富有独立反抗的精神视王道，但不反对霸道，认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对之唯有尊敬。我们反对的只是低级的浪漫主义——苍白的自怜，贫血的理想，廉价的悲现，空虚的道德等等。浪漫主义之被输入中国的，只是这一部分，于是我们有了苏曼殊、徐志麻、刘大白、冰心，有了《少年维持之烦恼》、《茶花女》、《茵梦湖》、《小妇人》、《简·爱》，有了数不清的拜伦、雪莱、海涅、雨果的介绍和翻译。于是泰戈尔也俨然成了世界性的大文豪，王尔德似乎是英国文坛上第一流的作家，密契尔小姐的裙角遮住了半个美国文坛。这些作家，在文学上各有其价值，我们无意在此菲薄他们。可是半票读者非此不乐，且乐久不疲，他们宁愿捧亚军甚至捧殿军，就是闭眼不看冠军。
非是闭眼不看冠军，而是只有亚军、殿军才合乎胃口。犹如柏杨夫人暨下女小姐，只有《雷公子投亲》才看得下去，《红楼梦》算老几？。
《文星》杂志又曰：举一个例，泰戈尔的诗情画意和白雷克真正的先知精神、人道主义，与乎神秘感互相比较，立刻就显得逊色。拜伦和雪莱成了中国半票读者的偶像，可是他们崇拜的只是两位诗人的恋爱史或成名史展的基础上，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总会转化为被认识的事物。，只是一些很嫩的抒情诗，至于拜伦的调整天才，雪莱的殉道热情，以及两人的不惧与全英国为敌的反抗精神，则是半票读者所不能接受的。提起浪漫主义，就想到拜伦和雪莱，半票读者很少欣赏华兹华斯的冲淡，柯立基的神奇，白雷克的兼顾美丑，天真与世故，以及济慈、维涅与兰道的古典自律。
《文星》杂志这一段理论太长，使人越看越糊涂，但读者先生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才能看出“半票”的特质。盖半票朋友欣赏的只是浮光掠影的声和色，再往深处，便领略不动矣。
《文星》杂志又曰：以电影而言，半票读者当然是喜好文艺片，最好有缠绵的爱情，而以悲剧终场。（柏杨先生曰：“教人疑心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像《魂断蓝桥》、《蝴蝶梦》、《翠堤春晓》、《生死恋》、《金玉盟》、《乱世佳人》和《魂归离恨天》，都成了浪漫文学的课外读物。我们并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孟子认为，”心“是人的道德本性，提出”仁，人心也“的观，可是它们似乎不值得我们泣之再三。为什么不看看《岸上风动》、《乱世忠魂》、《山》和《单车失窃记》呢？为什么不看看日本片呢？抗战时期的仇日心理，阻止许多观众去欣赏日本的电影艺术，最初我们也是每见日本影片就生气，可是最近看过《四谷怪谭》、《大冈政谈》、《七武士》后，觉得日本的电影实在比好莱坞的高明。
半票问题之二
《文星》杂志续曰：
据说征服过欧洲的拿玻仑，是一位侠骨柔肠的人物。当时正值浪漫义主的高潮，他常在口袋里放一本《少年维持之烦恼》，或是奥柏的史诗。半票读者与教育程度或社会地位无关，一个人可能留过学还是半票读者。半票读者要求于文学或艺术的是发泄，不是表现；是传染，不是启示。譬如饮酒，他们是以酒浇愁的，并不留意去品味酒。“我感动得哭了好几次”，他们常发表这样的读后感。没有什么危险，请放心，一切感情的渣滓都随眼泪排泄出去。
我想凡是识字的朋友，读了这一段都会哑然失笑。一位读者先生寄了一份萨孟武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观〈梁祝〉电影有感》，愤怒地教柏杨先生瞧瞧，人家一大群教习都“流泪”啦。我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的那段话更应该拜读，而且应该刻一个石碑立在电影院门口，然后上面挂一面镜子，以便半票观众照他们脸上那些爱国的或光荣的泪痕。
在讨论萨孟武先生那篇大作之前，柏杨先生要特别声明，我对萨孟武先生的道德学问，怀有无限的景慕和尊敬，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相信论述，编成《大戴礼记》八十五卷，今残。，便不要谈啦。但半票不半票和道德学问无关。萨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首先举出了大批观众姓名，然后再在每个人姓名之下，弄个括弧，注曰“某校教授”“某校教授”，其状如下：“老友赵兰坪先生（台大教授）”，“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荫先生（政大教授）”，“另有一位友人陈国新先生（台大教受）”。
呜呼！说理的东西不能靠非理的权威，更不能靠世俗的荣耀。岳飞先生大破金兵，是中国第一等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他今天从坟墓里钻出来，大捧刀枪剑戟而大骂原子弹，你能因他名字底下有个括弧，便点头乎哉？一个人必须亮出招牌才能增加声势，便不是第一等高手。萨先生以及他所举的三位大学堂教习，固然学问甚大，好比说谈起宪法，我不跟萨先生抬杠，我也绝不写篇文章，说我读了阿比西尼亚的宪法泣不成声。但宪法权威并不能避免是半票观众，犹如爱因斯坦先生是相对论权威，而他的手提琴，却是三流四流者也。天下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事，不能说某一件事上了不起，所有别的事上也都样样了不起。
萨孟武先生一开头就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话曰：看了本片，此后中外任何电影，恐皆不够标准，什么《飘》，什么《十诫》，什么《暴君焚城录》，看了一次，就不想再看。只有本片可以再看，而至于三看四看。外国电影演到男女爱情，不过拥抱接吻，此种作风不合于我们中国的胃口，我们中国人乃爱在心头。愁呢，略现眉心，不肯暴露出来。
我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赵兰坪先生的这段话，有没有出入，如果这就是赵先生原意的话，则赵先生和萨先生一样，也是不折不扣的半票观众。“三看四看”并不就是衡量艺术的标准，如果一部作品或一部电影，只要可以引人再看三看，就有崇高的艺术价值，则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对《雷公子投亲》，已看了几百遍矣，难道《雷公子投亲》便是第一流作品乎？而比《雷公子投亲》更低级的东西，恐怕更能引人千看万看。有些精彩的玩艺，观众冒被警察抓之、捕之，吃风化官司的危险，都要去看。那股吸引劲如彼之猛，我们能以看的遍数来定它的价值乎哉？
至于赵先生举的《飘》、《十诫》、《暴君焚城录》，并不算是一流好片，但也不能说看了一遍就不想再看，固大有人也看了三遍四遍者也。盖只要世界上一天有低级的作品，就一天有半票读者；一天有低级电影，就一天有半票观众。赵先生能再三再四看《梁祝》，便自有人再三再四看《飘》。谁都不要笑谁，谁都不要贬谁也。
萨孟武先生续曰：又有一位朋友杨树藩先生（政大教授）极欣赏梁祝电影的音乐，照他说：中国古代音乐用笠筝萧琴之类，其音甚清，所以称音乐为丝竹之声。西洋音乐，例如什么交响曲，虽然也受那些自命为“高等华人”的人欢迎，而由我们“道地华人”听之，只觉聒耳欲聋，甚似打架。
《梁祝》电影里的音乐，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功。可是，问题固在对音乐的基本知识上，我同样不知道萨孟武先生引用的话，是不是杨树藩先生的原意？如果是杨先生的原意，则杨先生恐怕连半票观众的资格都不够，只能算四分之一票观众，甚至只能算免票观众。写到这里，想起一事，清王朝末年，不是闹着立宪，闹得一塌糊涂乎？皇帝乃派一些大臣，出洋考察，有一个大臣（偶忘其名，读者先生有兴趣的话，可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政治史之类的书，一查便知），考察回来，上了一个奏章，报告他游历各国的经过，说他到过的国家有英吉利、法兰西、葡萄牙、西班牙。这一个奏章上去不久，一位御史老爷一听，这还了得，乃也上了一个奏章，来揭该大臣的底牌，奏章上曰：“臣闻泰西诸夷，只有英吉利、法兰西、未闻其他。该大臣竟捏造国名，不类不伦。葡萄生牙，尚可谓之杜撰。西班生牙，诚不知何所云矣。显系居心叵测，恐吓朝廷。”这一状告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必管他，管他的是，一个人连葡萄牙、西班牙都不知道，而仗着他是御史老爷，大发言论，咬定该大臣恐吓朝廷，你知道把皇帝吓一跳是啥罪哉？小者杀头，大者灭九族十族，事体实在太大。杨树藩先生虽然没有在地理上疑心西班何以生牙，但在艺术的领域里，竟认为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则不但西班生了牙，简直匈利在夹缝里也要生一牙也。如今的教习，竟高攀上大清帝国的御史老爷，我们还有啥可说的。
半票问题之三
我们不知道杨树藩先生有什么根据，竟英勇地说中国古乐“其音甚清”。中国的古乐，其价值在那个“古”字，去了那个“古”字，“乐”还能听乎？国乐只有齐奏而没有交响，这是我们的致命伤，急起直追都来不及，而今却出了个杨树藩先生，不但不遮盖麻子，反而说那是上帝因其生得太漂亮而打的圈圈，我们还争论啥哉？这正是“苍白的自怜”和“贫血的理想”，只注意自己的愁，不管喝的是啥酒也。而杨树藩先生又进一步猛轰交响乐，说它“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呜呼！要是还有弄不清半票是啥的朋友，读一读杨树藩先生这一段言论，便可找出样版矣。一个人连交响都不懂，而竟大谈音乐，还弄了点政治号召在里面，若“高等华人”等等，以便引起感情的支援，真是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师范大学堂音乐系的教习同学们，应该集体上吊乎？抑应该每人买把武士刀，集体抹脖子乎？幸而贝多芬先生不生在中国，否则他非被半票朋友抓出来踢一脚不可。听下里巴人的人只能听下里巴，一旦别人奏起阳春白雪，他恼羞成怒，只好骂高等华人出出气。我们活到今天，才发现交响乐竟不如黄梅调，也算不虚此生。
萨孟武先生引用了两位被亮了招牌的教习先生言论之后，乃正式开张曰：综合二君之言，西洋文化是暴露的，中国文化是潜在的。暴露不能持久，古人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暴露主义的缺点。潜在可以永存。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罗马帝国灭亡了，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我们中国呢？五千年来，仍然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
从《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引起中国宪法权威萨孟武先生的哲学思想，发明了“潜在主义”，使人脱帽致敬。尤其是萨先生这一段话，好像一个伟大的英雄白石二“。又有”白马非马“说，认为”马“指其形，”白“谓，在广场之上，执着迎风招展的大旗，在那里向群众呐喊曰：”看吧，英国不行啦。看吧，法国不行啦。看吧，现在只有我们中国行啦。“群众一听，心花怒放，鼓掌的鼓掌，喊万岁的喊万岁，无论说者听者，都非常舒服。
我也是非常舒服者之一，不过一面舒服，一面仍觉得有点小小问题，原来萨孟武先生的一些“看吧”和“潜在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综合二君之言”上的，而“二君之言”是啥？是“看了《梁祝》电影，此后中外任何电影，皆不够标准”；是交响乐“聒耳欲聋，甚似打架”。于是我的非常舒服，便忽然中止。夫仅靠着“二君之言”，就抽出佩刀，把世界文化一劈两半，曰“你是暴露的”，曰“俺是潜在的”，难道不怕用力过猛，自己的脚趾头受殃乎？看吧，“古代希腊没有了！”古代希腊固然没有了，难道古代中国还在耶？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中国，汉唐武力煊赫的中国，比亚里斯多德的古希腊，斯巴达的古希腊，还渺不可寻。为啥只看见别人身上有刺，而看不见自己眼里有梁木？“”罗马帝国灭亡了“，只有这一点，萨孟武先生算是抓住小辫子，但亡不亡不能证明文化的优劣，照萨孟武先生的看法，中国的文化好得不能再好，《梁祝》电影不但横扫过去，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有如此崇高的文化，我们还不是亡过国乎？
萨孟武先生曰：“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成为过去了！”然则赢政时代的中国，以及李世民时代的中国，那种奠定了统一基础，威震四海的局面，难道没有过去，而今还在呀？固同样过去了也。一个破落户老着脸嘲笑别的破落户曰：“你们高楼大厦的时代过去啦！”却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数栋败屋。“大不列颠帝国也日幕途穷了。”这话更教人听了叫绝，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它有啥日暮途穷的，如果说，土地的丧失就是日暮途穷，我们恐怕都得羞死，起码首都伦敦还在人家手里。一连串“看吧”之后，萨先生肯定曰：“一个个民族兴起，一个个民族衰亡。”然后发问曰：“我们中国呢？”答案当然在意料之中：“五千年来，仍屹立于地球之上，这是潜在主义不会由衰而竭之故。”咦，若英国，若希望，没有潜在主义，并没有听说谁把他们取消，也没有听言哪一个弄得像我们这种局面。屹立固然屹立，但屹立在台湾一个小岛上，实在凄凉。一意虚骄，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但是破落户嘲笑破落户，而且是败家子嘲笑荣华富贵，不觉到麻兮兮乎载？
接着萨先生猛捧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问曰：“不是很明白吗？”明白当然是很明白，问题在于如果梁祝书房里有一块黑板尹文子相传战国时尹文著。《汉书》、《隋志》、《唐志》均，黑板上写着原子方程式，萨先生应有何感想？如果梁山伯先生坐着一九六三年小汽车“嘟嘟嘟嘟”去学堂，萨先生又有何感想？如果祝英台小姐口吐洋文曰：“姨夫艾艾母恩歌耳，都有巴瑞米？”萨先生又有何感想？艺术有其时代性，有其客观的现实，如果演夏天，就不应乱下大雪，如果主角是一位八岁孩子的话，就得教他说八岁孩子的话，不能教他讲康德哲学。有价值的艺术是现实性和典型性的统一，个别性和一般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不统一便有矛盾，有矛盾便有瑕疵，矛盾越多，暇疵越多，它的娱乐价值可能仍高，但它的艺术价值却越低。从前胡适之先生为了司马相如先生穿的一条裤子，写信到台北《中央日报》辨正。而今萨孟武先生却认为把七世纪唐王朝的诗，挂到三世纪晋王朝的墙上，“不是很明白吗”，这不但不是欣赏艺术的态度，也不是治学的态度，而是半票观众捧角的态度。如果这种情形都可原谅，则梁山伯先生、祝英台小姐坐汽车焉、读原子焉、讲英文焉，也都可原谅矣。咦，听说梁祝电影上念书时是坐凳子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凳子，而只有榻榻米，如果可以提前坐凳子，当然可以提前坐汽车、讲英文矣。
萨先生又曰：
观众看《梁祝》电影，流泪的很多，不问男女，也不问老少。电影可令观众流泪，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本片又是歌剧，歌剧能够表现悲哀，引起观众同情而流泪，更是难事。试问我们看外国电影，曾有过流泪吗？（问得妙。）也许别人流过，我则没有。（答得也妙。）为什么没有，彼此民族性不同之故，我看《吴凤》电影，曾流过一次泪，这种泪是悲壮的泪，我看《梁祝》，也曾流过泪，这种泪是同情的泪。没有同情心，哪里能够做出悲壮的牺牲？我佩服吴凤杀身成仁的勇气，我也佩服祝英台有跳入墓中，以身殉情的勇气。
半票问题之四
看了上面的言论，我们发现萨孟武先生是以眼泪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的，使人跺脚。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看《雷公子投亲》，看到岳父大人嫌贫爱富，设计要害死雷公子那一段，也老泪纵横。在我们乡下，夏天黄昏，柏杨夫人盘其小脚，正襟危坐在广场石凳之上，为广大农村妇女念唱本听，听众能哭成一片，声闻十里。呜呼，眼泪和艺术间的关系如果是这么单纯，我们可以取消艺术批评，只要有眼泪瓶就够啦。
萨先生的欣赏切线只切到《梁山伯祝英台》电影上，犹如柏杨夫人和下女小姐的欣赏切线只切到《雷公子投亲》上一样。别看老妻看《雷公子投亲》哭成了泪人儿，看《红楼梦》看到林黛玉小姐之死，她反而摇头。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流过泪，她则没有”，就说《红楼梦》“不够标准”也。萨先生骄傲地宣称，他只流过两次泪，一次为“吴凤”，一次为“梁祝”，真是“教习眼泪不轻洒，只因未到半票处”。君看过《初恋》那部电影乎？男主角金凯利先生，女主角娜妲丽华女士。娜女士拼命捧他，请他写剧本，让他跟社会高阶层人士接触，结果如之何乎？闹到最后，金先生失了踪，娜女士爱他爱得入骨，千山万水，到处寻找，终于在原来他们相识的儿童夏令营里找到他。隔着窗子往里看，金先生满脸笑容，又弹又唱，又摇又晃，男女同学围着他，瞪着崇拜的大眼，有一个少女嗫喃曰：“你看他多么英俊呀。”而这正是当初娜女士嗫喃过的话，此时另一个成名的声乐家在她的身旁曰：“他是属于这里的，他只有在这里才胜任，才快乐。”娜女士恍然大悟，惆怅离去。我想《初恋》那部电影，人人都应一观，盖萨先生和金先生有异曲同工这妙，对夏令营以外的东西，接受不了也。
看了悲剧流不流眼泪，和民族性无关，而只和欣赏水准有关。如果看了并不是悲剧，或者看了拙劣的悲剧，竟大放悲声，还拳打脚踢瞪着眼睛猛捧，就不对劲。夫悲剧有悲剧的气氛和悲剧的构成要件。《梁山伯祝英台》电影可以说是一出闹剧，只勉强加上一个悲剧的尾巴。然而也正因它是闹剧，才能为半票观众所接受，如果它真正地是悲剧，恐怕将另有一番天地。“十八相送”占了全部电影的一半（有人说三分之一），除了男女二人打诨，还有别的啥？打诨只能破坏悲剧情绪，不能助长悲剧情绪，而且梁祝电影里根本没有萨孟武先生所佩服的殉情。第一，梁、祝二人间只有纯洁的友情，而没有爱情，祝英台不过是轻轻淡淡地好奇挑逗，梁山伯没有一病不起的必然性。第二，祝英台也并没有殉情的准备，坟墓大开是一种偶然，如果那一天坟墓不开，她岂不是仍嫁了马先生，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哉？悲剧有其一贯的性格，靠神话介入而完成的悲剧，不但萨孟武先生“叹为观止”，柏杨先生也要“叹为观止”。
写了几天《梁山伯祝英台》，写得怨声载道，真是大出意外。盖本无意于此，只不过为了要写七世夫妻，写引子时写得太长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有些读者先生勃然大怒，才加以解释。谁知道越解释越糟糕，真是事不由己也。这些日子，最难对付的莫过于柏杨夫人，她虽对我写的看不太懂，但我既然不断说她是”半票“，自然每天聒吵。昨天晚上，时已九点，细雨蒙蒙，雇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台北西门町中国戏院，以便教我看了以后，回头是岸。我并不是不肯看《梁祝》，实在是听说票很难买，又听说观众的台下跟着乱唱，乃没有去挤。昨天看时，发现只有三分之二座位上有人，而且并没有人跟着乱唱，有点失望，但也因此，安静看完。
看完了该片，心中甚乐，盖演员演得好，若凌波女士，若乐蒂女士，都真有点了不起。现在不是正在上演《春梦了无痕》的电影乎？那位阮兰丝女士，就成了一个呆头鹅，而她竟然也是闻名国际的大明星，实在气死人。我建议洋大人如果再找人演中国小姐或东方小姐角色时，闭着眼睛去香港随便摸一个，都比阮女士高明。《梁祝》色彩也不错，音乐更不用说啦，音乐几乎成为该片主干，没有那音乐，电影便大为失色矣。
然而，再好的演员突不破导和编剧加给他们的桎梏，使她们不能有更善更美的发挥。凌、乐二位女士以她们的演技，本可以成为世界上一流名星的，但她们无从表现，而只能唱唱黄梅调，演演绍兴戏。《梁祝》也好，还有加演的《白蛇传》也好，根本是绍兴戏大搬家，而且是原封不动的大搬家，彻头彻尾戏子的道白，戏子的台步，戏子的身段，只不过把象征性的道具改成实物而已。有些人只是来看国语绍兴戏，只是捧角，而不是来欣赏电影也。中国电影退步到绍兴戏大搬家，爱国分子能不难过哉？
在放演《梁祝》前，加演了预告片《白蛇传》，虽然只短短几分钟，仍是绍兴戏大搬家，除了照样黄梅调外外部因素，后者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另外，对语言有共时，上面有白蛇、青蛇盗仙草的镜头，二位女士被天兵天将团团围住，打将起来，跟戏台上的戏子打将起来一样：“匡匡匡匡”一阵，无分敌我，猛地攒拳怒目，猛地一动不动，状如一下子切断电源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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