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乎都没什么钱，下了岗的主妇精打细算着安排日常生活，厨房的窗外挂着风干的小鱼，腌制的萝卜，不时有煤饼炉子的烟飘过来，穿绿色校服挂红领中的小孩子们玩着永不过时的枪战游戏。而老人们围在小公园的一角下象棋，打“大怪路子”，风不时吹起他们雪白的胡子。日夜交替的时光就在丑陋的工房和破败的马路上空无声无息飞过了，而对于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街区是他们最熟悉的带着种怀旧气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则是被排斥的，终将被取代的地方，是毫无希望的下只角，然而在这地方住久了，就能感受到一种朴素的气质，暗暗持续的活力。
那两封信其中之一是从西班牙来的，我把信递给天天，“是你妈来的信。”他正躺在床上，我把信丢在他手边，他拆开来，看了几行说，“她要结婚了……另外还提到了你。”
我好奇地凑过去，“我可以看吗？”他点点头，我跳上床，他从背后抱住我，双手把信纸举到我面前。
“我的儿子，最近怎么样？上一封信你提到你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你没有仔细说一说她（你的信总是那么简单，让我失望），但我猜想你很爱她，我了解你，你不会随随便便地接近一个人。那样很好吧，你终于有个人做伴了。
……下个月的1号我要结婚了， 当然是胡安，我们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了，相信可以默契地长相厮守下去。这边的中餐馆依旧那么好，令人想不到的，我们正在考虑近期来上海开一家餐馆，那将是一家正宗的西班牙餐馆。我盼望和你相见的那一天。虽然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来西班牙，你对我似乎从不信任，某种不好的东西一直阻隔着我们，但时间过得那么快，10年过去了，你也已经长大了，不管怎样，你是我最心爱的儿子。”
“这么说，你和你母亲可以见面了。”我放下信，“10年里她居然一直没来上海看你，你也没去她那儿看她，真够奇怪的。”我看看他，他脸色不太好。“所以我不能想象你们母子见面会是怎么样的情形。”
“我不希望她来上海。”天天说着，身体向后一仰，倒在厚厚的枕头上。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空无一物的白色， 可以引诱人坠入无尽的虚空里去。“母亲”这个称呼在天天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个故事里变得蹊跷难辨，分明还带着他父亲意外死亡事件所烙上的阴影。
“我以前的妈妈长得像仙女，头发长长的，说话很温柔，身上总是有一股香气，手指很软很白，会织各种漂亮毛衣……这是我在10年前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她也寄过一些照片给我，我都扔了。”天天眼睛对着天花板说。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我对那个远在西班牙的女人充满了好奇。
“我不认识照片上的人。”他在床上转了个身，背对着我。一种厌烦的情绪影响了他。他宁可用寄信或寄卡片的方式与她联系，不能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那样不行，如果那样，他的某种受控着的精神防线就完蛋了，世上有千万对母子，像他们这样的不多，有一道关横在他们之间，本能的血缘之亲和温情克服不了那种猜忌，爱恨交织的这一场战争会一直延续到无法预知的故事尾声。
另一封信则是由马克寄给我的，信封里装了两张请柬和他的简短附言，“那次派对上你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可以再次见到你。”
我对天天扬了扬请柬，“去看画展吧，那个德国人马克果然不食言。”
“我不去，你一个人去吧。”天天闭上眼睛，看上去并不高兴。
“咦，你一向很喜欢看展览的。”我置疑道。这是实情，他经常背着相机去看各类艺术展，画展、影展、书展、雕塑展、家具展、书法展、花展、汽车展，以及各种工业器械展，在一大堆令人吃惊的作品中流连忘返，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展览参观狂。那是他窥视外部世界真面目的窗口，按精神分析师吴大维的说法，一个幽闭症患者又往往是一个偷窥爱好者。
“我不想去。”天天突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抑制不住的讥讽说，“那个德国人总是对着别人的女朋友献殷勤吗？”
“哦，你这么认为吗？”我反唇相讥，这种情形真是少有，天天的眼睛一多疑就变得像蜗牛一样冰冷，让人不适，眼白多眼黑少。而我还报以粗鲁的态度可能缘于内心的虚弱，仿佛身上的某处暗疮让敏感的天天一下搔到了。
天天紧闭上嘴，一语不发地走进另一个房间。他的背影仿佛对我说，“别拿我当傻瓜看待，你们跳了一夜的贴面舞，接下来他又跟着我们走进过这房间。”我也闭上了嘴，一言不发。
十、把我带回你的家
健康性生活，
是最有益于女人声音的好东西。
——普赖斯
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
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
——席尔维亚·普拉斯（诗人）
那一天，我独自去了画展。刘海粟美术馆里人头攒动，在灯光下各种人气蓊蓊郁郁，可以嗅得出有富人有穷人，有病人有健康的人，有艺术家有小混混，有中国人有洋人。
在一幅名为“u形转变” 的画前我看到了马克，他顶着一头金发，高高地站在我面前，“嗨，coco！”他把一只手放在我背上，做法国式亲吻，意大利式拥抱，看起来蛮高兴的，“你男朋友没来吗？”
我笑着摇摇头，然后我装出专心看画的样子。
他一直站在我身边，在我沿着画廊走动的时候形影不离，浑身散发异国的香味。在他随随便便的姿态里有一种让我不安的东西，似乎是种猎人面对心爱的猎物时不一般的矜持。我的大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眼前的一幅幅画突然成为一堆打乱的颜料和随意显动的线条。
人流在慢慢蠕动，我们被挤在一起，他的手不知在什么时候起就抓住了我的腰。
突然两张熟悉的面孔跳进我的眼帘，那儿，就在左边第三幅画前鹤立鸡群地站着马当娜与阿dick，他们衣着漂亮惹眼，戴着窄框时装眼镜，一头靓发总是乱乱的，但乱得总是有章有法。我吓了一跳，连忙钻在人群里朝另一个方向走。马克照旧不安好心地紧跟不舍，那只放在我腰上的手像火钳一样烫而危险。
那对性感情侣无意中的出现，陡然刺激了我犯错的欲望。是的，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准备好犯错了吧。“我看到马当娜和她男朋友了，”马克说着，脸上浮上暖昧但迷人的笑。
“我也看到了，所以，我们要逃走。”我明明白白地把那层意思说出来了。话音刚落，他就一伸手攫住我，几乎像银行抢劫犯那样不由分说，把我飞快地拎出美术馆，一把放进他的福特车里。然后在受虐的快乐中，我的脑子就变得不顶用了。
此时此刻我只要还有最后一丝控制力，我就该从他身边走开，从这辆锃亮气派的别克车里逃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发生的一切了。可我一点也不谨慎，我也一点不想要谨慎，我长到25岁，从来就不想要那种什么都不去惹的安全。“一个人可以做任何事，包括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伟大的达利好像说过这话。
在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向我一点点俯下身来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巨大的房间里此刻飘荡着的空气是黛青色的，宽敞寂静，充满陌生人和陌生家具的气味。
他吻我的嘴唇，突然抬起头笑了，“要不要喝点酒？”我孩子气地用力点点头，我的身体凉凉的，嘴唇也是冰的，可能喝点酒有好处。喝了酒就变成热女人了。
我看着他赤裸着身体下床，走向一只亮晶晶的酒柜。他拿出一瓶朗姆酒，分别倒在两只杯子里。
酒柜旁边是一架唱机，他往里面塞了一张唱片，我听到的音乐声居然是中国评弹，一个不知名的女声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我听不清楚那种温软的苏州唱词，但感觉很特别。
他走过来，“你喜欢评弹？”我没话找话。他点点头，把西递给我，“那是最适合做爱的神秘音乐。”我喝着酒，咳嗽了几声。他拍着我的背，嘴角挂着淡郁而迷人的笑容。
再一次的亲吻，舒缓而长久，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做爱之前的亲吻也可以这般舒服，稳定、不急不躁，它使随后的欲望变得更加撩人起来。他身上的那无数金色的小细毛像太阳射出的亿万道微光一样，热烈而亲呢地啃啮着我的全身。他用蘸着酒的舌尖挑逗我的乳头，然后慢慢向下……酒精凉丝丝的感觉和他温热的舌混在一起，使我要昏厥，能感觉到一股股汁液从子宫里流出来，然后他就进入了，大得吓人的器官使我觉得微微的胀痛，“不行，”我叫起来，“不行。”
他丝毫不加怜悯，一刻不停。痛意陡然之间转为沉迷，我睁大眼睛，半爱半恨地看着他，白而不刺眼带着阳光色的裸体刺激着我，我想象他穿上纳粹的制服、长靴和皮大衣会是什么样子，那双日耳曼人的蓝眼睛里该有怎样的冷酷和兽性，这种想象有效地激励着我肉体的兴奋。“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脸上挂着长靴，野蛮的，野蛮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把头伸进烤箱自杀的席尔维亚·普拉斯这样写道。闭上眼睛听他的呻吟，一两句含混的德语，这些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声音击中了我子宫最敏感的地方，我想我要死了，他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一阵被占领被虐待的高潮伴随着我的尖叫到来了。
他躺在我的旁边，脑袋枕着我的几缕头发，我们用床单裹着裸体抽烟，烟雾适时地填补了眼前的空白，也可以趁机不说话。有的时候人们没有一点点发声音的欲望。只是为了陷入一种无声的屏障里去，那令人安慰。
“你好吗？”他的声音像从烟雾升起来，淡淡的，轻轻的，他从背后搂住我，我们相叠着侧卧，像两把相亲相爱的银匙，闪着冷冷的金属的光。他的一双大手就放在我的乳房上。
“我要回去了，”我无力地说。他吻着我的耳后。
“好的，我送你。”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好了。”我的语气虚弱但不容置疑。
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被严重的沮丧感笼罩住了，激情和高潮已经过去，电影结束后观众纷纷离场听到的只是一片椅垫翻转的扑扑声和脚步声、咳嗽声，屏幕上的人物故事音乐统统消失了，天天的脸在我脑子里左移右晃怎么也不能静止下来。
我穿得很快，对身边的男人看都不看一眼，所有男人在穿衣服的时候总比脱衣服的时候丑陋。相信很多女性会有同感。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这种想法暂时起了作用，我振作精神大步走出这座漂亮得使人无所适从的公寓。坐进出租车里，他隔着车玻璃对我示意，他会给我打电话的。我模糊地笑了笑，“谁知道呢？”车子逃也似的开离了他。
我的包里没有带镜子，我只好对着窗玻璃看，看到自己的只是一张五官不清的幻影般的脸。我想我见到天天说的第一句话该是什么呢。“画展不错，碰到不少熟人，当然马克也在……”女人天生会说谎，尤其当她们周旋于几个男人中间时，越是复杂的场合越显机智，从会说话开始她们就会说假话了。小时候我曾在打破家里一只名贵古董花瓶后说，那是家里的猫打破的。
可我不习惯对着天天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说谎。但不说谎又怎么行呢？
我走在昏暗的楼道上，楼道上一股葱油和烤肉的味道，邻居们已在准备晚餐了，我开了门，拧亮灯，出乎意料的是，天天不在屋里，桌上也没有任何留言的纸条。
我在沙发上坐了会儿，看着裹在瘦长双腿上的黑色紧身裤，左边的膝盖上粘着一根短短的金色鬃发，是马克的，它在灯光下闪着淡色的光，我想着马克的脑袋沿着我的胸慢慢移下去的情形……把那根头发用烟头烫化了，成为极小的一撮灰，接着一股无法遏制的倦意像潮汐席卷过地球表面那样凶狠地席卷了我，我变得无忧无虑无知无觉了，身体放平在沙发上，把双手放在胸前，像祈祷的修女或是安详的死人那样，很快就睡着了。
十一、我要成功
我不会假装自己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伊丽莎白·泰勒
每到一处，总会有人问我：是否认为大学教育扼杀了作家？我的看法是：他们扼杀的还不够——很多畅销书，都出自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家伙的手。
——弗·奥康纳
富于古典情怀的小说家总是这样写道：“此生只愿长眠不愿醒”，而不停息的梦，又是精神分析家从枕头底下发掘出来的另一个世界。当妈妈每天清晨把我从床上叫起来，给我摆好早餐，递给我书包的时候，我的早熟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一堆梦的泡沫，从小我就是个爱做梦的小孩子。现在的生活最令我感到解放的一点是，我可以爱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有时被邻居家的争吵声或过大的电视机音量或骤响的电话铃惊醒后，我还可以把头蒙进被子里，继续那暂停的梦境。有时你可以继续梦中的异国旅游，当然有时我再也回不到原先的梦中，无法继续与一个陌生男子谈情说爱，那时我会懊恼地想哭。
我和天天共同的生活一开始就有点像梦，我喜欢的那种纯色调的直觉性的，没有孤独感的梦。
德国人马克可能是种类似争吵声、电话铃等可以惊扰我的梦的东西。当然就算没有遇见马克，我可能也会遇见其他可以引诱我的人。我和天天的生活充满了太多小小的无法由我们自身来弥合的缝隙，一定会有外力会趁机介入。而我，可能真的不是好女孩。
那天，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天已经回来了，他坐在我一边的沙发上，神情专注地看着我的脸，还有一只猫，他的怀里抱着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猫也在盯着我看。在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里，我看见了自己。我一下子坐起来，猫从天天手里掉下来，很快穿过地板到了卧室门外。
“你去哪儿了？”我问天天。这似乎有点先发制人，他应该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留我吃晚饭。”天天轻声说，“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她家母猫新产了一窝仔，她送了我一只小猫，它叫线团。”他的脸上有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温柔，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颊，我的下巴，我细细的脖颈。那只手有点冷，但很轻柔。
我睁大眼睛，突然有种预感，他想掐死我。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力气。为此我觉得一种异常的歉疚使我张张嘴，想说出发生过的一切。天天却用吻堵住了我的嘴。他的舌头微苦，迷醉如雨后植物般的气息弥漫了整整一房间，然后又是那双手，雪崩似的滑过我的每一寸皮肤，这种爱使我精疲力尽，我觉得他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他的手指能从我的肌肤上检查得出来。那上面粘着陌生人的体液和微粒，而他的感觉一触即发，灵敏得像个疯子。
“也许我应该去看医生。”他沉默半晌，开口说。
“什么？”我伤心地看着他，已经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一切肯定非我所愿。此刻这个屋子里除了我们再没有别人，在那种气氛里他或我都没法逃脱。
“我爱你。”我抱着他，闭上眼睛，这句话太像电影对白，即使在伤心的时候说出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闭着眼睛，脑子里有很多暗影在晃，像蜡烛照出来的影子。
然后一堆火花猛然爆发出来，是我的小说，惟有它可以像火花一样激励我，并使我肉体存在的理由趋于完美。
写作，抽烟，哗哗哗的音乐，不太缺钱（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一笔钱足以撑到这部小说完成，事实上我和天天的日常开支都混着用，他钱多就多付一点），一句话也不用说，默默地坐上几个小时，那才叫幸福。一口气写完十几面厚的稿纸，我觉得生活的每一道缝隙都填满了人生之意义，脸上的每一道小皱纹都物有所值。
我在爱上小说里的“自己”，因为在小说里我比现实生活中更聪明更能看穿世间万物。爱欲情仇、斗转星移的内涵。而一些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埋进了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即能发芽，炼金术般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欢作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的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是他们，这些无形地藏匿在城市各角落的新人类，将对我的小说喝彩或扔臭鸡蛋，他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是所有年轻而想标新立异的小说家理想的盟友。
我以前的小说编辑邓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位40出头的中年女士，丈夫在日本留学，独自带着一个读初中的女儿生活。她身上集中了上海中年女性的特点，神经质的白皙，总在头上盘发髻，穿船形皮鞋和棉纤混合的筒裙，爱打听各种消息爱在一年四季吃冰淇淋。
我在她帮助下出的第一本小说集《蝴蝶的尖叫》所遭受到的际遇是奇特的，人们都在窃窃议论那本怪诞大胆的书，关于我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双性恋的传闻不胫而走，发生过大学生在书店把我的书顺手牵羊的事件，也有男士通过编辑的手转寄给我色情照片和信，他们希望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与我本人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希望可以约一个时间在衡山路上的西贡餐厅装扮成我笔下的风流人物与我共迸晚餐，或者开着一辆白色“时代超人”与我兜风，车至杨浦大桥时我们可以在车内做爱，总之一切发生得像一宗丑闻，沸沸扬扬令人始料不及。但言归正传，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赚到多少钱，第一版的几千册书售完后就不见第二版出来，问邓，她说出版社近期运作有点问题，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一直等到现在。
当时我的男友叶千则说，你写的东西少儿不宜，太过了，所以那书就玩完了。这书玩完后我与他的短暂交往也告终了。
他是个吊儿郎当的不良青年，任某一大型广告公司文案制作，我在采访他们公司的英国老板时与他认识，他看上去聪明、尖刻、不太有热情，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使他决定在一面之交后追我，那时我还处在矮个子前男友带来的恐男症中，我宁可在一堆女人里面寻找友谊。
但他十分有耐心地与我周旋着，在听我说完前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后，他站起身来，说“你瞧我挺高，心眼不坏，想法也很简单，我只是想深入认识一下你，仅此而已。”
当天晚上，他就成功地对我做了一次深入而全面的认识，从乳房到脚趾，从喘息到尖叫，从一滴小水珠到整个欲望的大海。
他的身体颀长优美，他的蛋蛋温暖干净，含在嘴里的时候可以领略到性爱赋予对方的无条件信任感，他的阴茎旋转抽升的感觉像带着小鸟的翅膀，他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性爱方式治疗了我的灰色记忆，恢复了我对待性的正常态度，甚至他仔细耐心地教我如何分别阴蒂性高潮与阴道性高潮（曾经有一本书告诫说前者是坏的，神经质的，后者是好的，成熟的），有好几次他总是让我同时获得这两种高潮。
最后他让我相信，我是个比许多女人都幸福的女人。因为据资料统计，约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女人在性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分之十的女人一辈子一次高潮也没有。
这是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数字，也是推动每个时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持久不衰的内在动力之一。 老弗洛伊德在100年前就说，力必多无处发泄时，它就会转变为各种社会政治行为、战争、阴谋、运动等等。
与叶千相处的几个月里正逢我的小说出版，我的精神处于浮躁、兴奋难捺的状态，叶千和他带来的性，正是针对这种状态应运而生的。尽管这样的性经历难以避免地带着某种失落某种空洞，女人的天性中总不自觉地把性与精神之爱联系得更紧一点。随着小说集《蝴蝶的尖叫》以第一版告终，我的口袋里又听不到几个铜板作响（我原先希望这本书会带给我一笔钱财），我们也风平浪静地分了手，不吵不闹，不伤感也不亢迸，总之非常科学非常无害地分手。
天天是与我以前有过的男人都不同的类型，他是一个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胎儿，他的复活依赖于一种毫无杂质的爱情，他的最终死亡也与爱情脱不了干系，他不能给我完整的性爱，我也做不到守身如玉。一切都是不可捉摸的，我的爱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被需要的程度，他需要我多少，我的爱应该有多少。天天如氧气如水般需要着我的存在，我们的爱情就是一种最奇形怪状的结晶，一切来自于偶然，一切来自于笼罩在命运上的被压抑着的细微的气氛。
初秋季节，空气里带着丝烟草或汽油般干爽的味道。
我的编辑在电话里问我，“手头这部新书写得怎么样了？”
“还好，”我说，“可能我会需要一个经纪人。”
“什么样的？”她好奇地问。
“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的，同时防止像上一本小说集那样不讨好的结局出现。”我说。
“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的梦想是年轻、时髦、聪明又有野心的女人的梦想，我的新书为这样的女人而写，还应该有个巡回全国的新书宣传派对，我穿着黑色露背装，戴着夸张的面具，地板上铺满我的书的碎片，人们踩在这些碎片上疯狂跳舞。”
“天哪，”她笑起来，“你够疯狂的。”
“它可以实现。”我说，对她的笑不以为然，臭不可闻的文坛就像金庸笔下的武林， 有正道与邪道之分， 而不少正道人士就爱做道貌岸然，口诛笔伐的事情。“去实现它只是需要金钱和智慧。”
“好吧，”她说，“有一些作家在上海开笔会，其中有个稍长你几岁的女孩子，嫁了个著名评论家后总是渴望从丈夫掉在地板上的头发中寻找灵感，非常有意思。你也许可以和他们见一见面，这有好处。”她说了新乐路上的一家餐馆，她也会在那儿。
我问天天想不想和我一起去见那些作家，他装作没听见我的话。他对作家有根深蒂固的坏印象。
我为挑选什么样的衣服踌躇了半天，衣橱里的衣服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混淆性别，宽大，低色调，穿上像幅中世纪的油画，另一种则是紧身的带着股狐气的小衣服， 穿上后像“007”系列片里的猫女郎。我扔了枚硬币，选了后者。涂紫色唇膏和紫色眼影，配上豹纹手袋，西方60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正在上海某些场所兴起。
出租车带着我晕头转向地在街道上兜来兜去，开车的司机是个刚上班没几天的新手，一不留神又兜回了老地方，而我基本上是个路盲，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只会尖叫，我们两人一路上把对方弄得神经兮兮的。看着计价器上的数目一下下往上跳，我威胁说，“我要投诉，”司机不说话，“因为你在损害顾客的权益。”我加重语气。
“好吧好吧，大不了我不收你的钱。”
“哎，就在这儿停吧。”我及时地叫了一声，车窗外掠过一片熟悉的灯光和大玻璃窗，玻璃后面有不少黄头发攒动，“对了，我在这儿下车。”我临时改了主意，既然车子怎么也开不到新乐路上的餐馆， 我只好放弃和作家们的聚会。在kenny的阴阳吧（y。y）寻点开心吧。
阴阳吧分为上下两层，穿过长长的楼梯下去，位于地下室的跳舞场正呈现一种快活的气氛，酒精、口水、香水、人民币、肾上腺激素的气味就这样飘来飘去，百老汇式的轻喜剧气氛，我看到我喜欢的dj香港人christophe lee正在叼台上，他也看到了我，冲我做了个鬼脸，音乐是house和trip’hop，都是酷毙的工业舞曲，如暗火狂烧，钝刀割肉，越跳越高兴，越跳越爽，直跳到人间蒸发，直到大脑小脑一起震颠的地步才是最高境界。
周围有不少金发洋人，也有不少露着小蛮腰以一头东方瑰宝似的黑发作为招揽卖点的中国女人，她们脸上都有种婊子似自我推销的表情，而事实上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各类跨国公司的白领，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良家妇女，有些还留过洋，有私家车， 做着某个外资公司的首席代表（简称“首代”），是上海800万女性中的佼佼者，可跳起舞来脸上都是统统暖昧的样子，真不知道她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专做跨国皮肉生意的娼妓， 她们一般都蓄着惊人的长发（以供洋鬼子压在身下性趣勃发之余惊叹东方女人的神奇毛发），一般会说基本的英语 （如 “one hundred for hand job； two hundreds for blodreds for quickie，five hundreds for one night。 ”），喜欢对着目标以性感的慢镜头舔嘴唇（可以拍成一部热门电影，叫《中国嘴唇》，专门描述洋人在上海成千家酒吧的艳遇，艳遇从舔嘴唇开始，各种各样的嘴唇，丰肥薄瘦，黑嘴唇、银嘴唇、红嘴唇、紫嘴唇、涂劣质唇膏的、涂兰寇、cd唇膏的……由上海众风月女性主演的 《中国嘴唇》 将超过由巩俐和杰米利·艾伦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盒子》）。
我跳起舞来就幻觉连篇，灵感如泉涌，这是身体过度解放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有一个贴身女秘书拿着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跟着我，尤其在工业舞曲里跳舞的时候，她应该记下我所有的幻觉，那远比我坐在书桌前写棒一千倍，多两千万倍。
我已经记不清身处何地，空气里有股大麻烟（或雪茄烟）的味道，这股味道在我大脑皮层右下方某部位找到了感觉回映区，我想我已用跳舞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我跳得像个伊斯兰后宫里的一个最受宠的妃子，也像蛇发女妖美杜莎。男人们总在一瞬间渴望与一个妖女性交然后被妖女吃掉，世上就有一种雄蝎子，永远被它们的性伴侣在交媾以后消灭。
我看到我肚脐眼上的那枚银环在灯光魅影中急速闪灵，像开在我身体上的一枚小毒花，一只手从背后搂住了我赤裸的腰，我不知道这是谁，但我不是很在乎，当我微笑着转头，看到了马克那一张轮廓动人的脸。他居然也在这里。
他俯下脸来贴着我的脸， 在音乐里对我呼出热呼呼的气， 他肯定喝过一种叫“jame s’bon”的马丁尼酒，他的声音很低，但我还是听清他在说他想要我，就在此时此地。
我昏头昏脑地看着他，“这里？……现……在？”
我们在二楼不太干净的女用洗手间里挤作一团，音乐己隔得远了，我的体温渐渐降低，我还是睁不太开眼睛，但我挡住马克的手，“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用梦游般的声音问他。
“在做爱。”他用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脸上并没有任何轻佻的东西，相反我觉得他的蓝眼睛一点都不冷漠，那儿泛着像圣桑《天鹅》那样的柔波，即使在这样一个有异味的洗手间里，你永远不会理解纯粹的情欲何以会激起如此这般的亲密无间！
“我觉得这样糟透了，像犯罪，更像……受刑……”我喃喃地说。
“警察找不到这儿的，相信我，这一切都是完美的。”他的措词像一个急于求欢的骗子，把我顶在紫色的墙上，撩起裙子，利索地褪下ck内裤，团一团，一把塞在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然后他力大无比地举着我，二话不说，就准确地戳进来，我没有其他的感觉，只是觉得像坐在一只热呼呼而危险的消防栓上。
“you bastard！ ”我控制不住地说粗话，“快放我下来，这样不行，我像一只墙上的母猴标本。”
他狂热而沉默地注视着我，我们换了姿势，他坐在抽水马桶上，我坐在他身上，取女位姿势，并且自己来掌握性敏感方向。有人在敲门，而厕所里一对变态男女还没完事。
高潮还是在恐惧与不适中降临了，又一次完美的高潮，尽管姿势很别扭，尽管在这么个有些臭的洗手间。他推开我，拉一下水阀，随着旋转的水一堆秽物很快消失了。
我哭起来，这一切不可解释，我越来越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我突然觉得自己比楼下那些职业娼妓还不如。至少她们还有一份敬业精神和一份从容，而我别别扭扭，人格分裂得可怕，更可恨的是我还会不停地思考、写作。我不能面对洗手间那一面幽暗的镜子中自己的脸，什么东西在我体内再次流失了，一个空洞。
马克抱住我，“原谅我”，他不停地说“sorry，sorry”，把我像死婴一样搂在怀里，这更令人难受。
我一把推开他，从他屁股口袋里拿出内裤穿上，整理了一下裙子，“你并没有强奸我，没有人可以强奸我的，你不要老是说sorry、sorry，那很不礼貌的。”我冲他低低地吼了一声，“我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难看死了，哭一哭就会舒服点，你知不知道？”
“不，你一点都不难看。”马克的脸上满是德国人特有的严肃表情。
我笑起来，“不是，我的意思是终有一天我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我是坏女孩，上帝不喜欢坏女孩，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自己。”
我说着，又哭起来。
“不，不，我的蜜糖，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真的，coco，我越来越喜欢你。”
他的眼睛里无限温柔，在厕所灯光下无限温柔又变成无限哀愁，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欲念再次浮出来。
开始有人在敲门，看来是哪位女士忍无可忍了。我吓坏了，他做了个禁声的手势，镇定地吻我，门外的脚步声走远了，我轻轻推开他，“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们还会不小心碰到，上海很小的，你知道。”
我们从洗手间迅速地走出来，“我要走了。”我说着，朝门外走，他执意要开车我送回去，我执意不肯。
“好吧，”他对一辆出租车招招手，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钱放到司机手上。我没有阻止他这样做，我坐上车子，隔着窗对他轻轻说，“我还是不太舒服，有罪恶感。”“那是因为我们做爱的地点不对，它事后会来影响你的情绪。”他伸脸过来吻了我一下，我们都没提到天天，自欺欺人地不去提。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有个家庭主妇在向“相伴到黎明”的热线主持人倾诉心声，丈夫有外遇，但她不想离婚，她希望另一个女人会自动消失，她不知道怎样夺回丈夫的心。
我和司机都默不作声，城市人习惯于心不在焉地听着别人的隐私故事，没有同情心也爱莫能助。车子开上高架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灯火海洋，如此灿烂，如此惊人。我想象着这一刻遍布上海各角落的灯火阑珊处有多少故事在发生着，有多少喧嚣，动荡和厮杀，有多少难以想象的空虚、纵情，欢爱。
天天还没睡，他和小猫线团依偎在沙发上，手上拿着一个拍纸簿，给他那远在西班牙的母亲写一封长长的信。我在他身边坐下，线团跑开了，他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里一惊，怀疑他又嗅到了一丝陌生男人的气味。要知道马克身上还有股淡淡的狐臭，我一直很享受这股淡淡的动物味道。
但天天清冷如寒水似的眼睛使我受不了，我神经质地站起来，向浴室走去。他低下头继续写信。
热水哗哗放着，“水蒸气慢慢地在浴室惟一一面大镜子上凝结，看不见自己的脸了。
我吐了口气，没人一缸冒着烟的热水，放松下来，有什么麻烦来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藏入一缸热水中，水那么热，一大把头发像黑色睡莲一般浮在水上，能回忆起来的都是一些快乐的事，优美的事。
我回忆小时候总是偷偷溜上外婆家的阁楼，阁楼上有一把坏掉的老式皮转椅，一个四角包铜的红木大箱子，箱子上堆满了灰尘，打开箱子，里面有几只用蓝瓷烧出“salt”字样的瓷瓶，一些做旗袍剩余下来的边角料，还有一些古怪而无用的小玩意儿。我总是坐在破皮椅上一个人玩那些小玩意儿，天色在小小的老虎窗外一点点黯淡下去。“倪可，”外婆在叫我，我假装没听见，又一声，“倪可，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看到外婆胖胖的身影从楼梯上升上来。我飞快地把箱子关上了，可我的手脏了，衣服也脏了。外婆生气地说，“不要再爬来爬去玩了，这些东西你要喜欢我就送你做嫁妆吧。”可是后来因为市政府造地铁，那幢由法国人建于1931年的老楼动迁，大家都乱哄哄地搬了家，所以小时候玩过的宝贝都不见了。
我伸了伸脚，想起小时候往事总像隔了老远看前生前世。除了那种温柔之情，什么都像假的。这时，浴室的门被推开，天天走进来，他的眼睛红红的，走到浴缸旁边蹲下来。
“信写完了吗？”我轻声问。
“写完了，”天天说，他沉默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我让她打消来上海开餐馆的念头，我去奶奶家时也说了这件事，奶奶说她来得正好，要找她算一笔账……我也不想让她来，宁可就这样一个人混下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的声音极其阴郁，当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的眼泪流下来。
“coco，无论怎样，你都不要对我说谎。”他凝视着我的双眼，一把无形的凿子凿开了心脏上的一层粉红色薄膜，一股浓重的令人惧怕的寂静像血液一样渗透了四周，然而越是相爱无望，越是把你藏匿进一个深深的谎言，沉沉的梦里。
“我爱你。”我一把抱住他，闭上眼睛，我们的眼泪掉迸浴缸里，浴缸的水越来越烫，颜色越来越深，最后像烧沸的血浆一样吞噬了哽咽和悸动。从这一夜起，我就发誓永远不会让他知道马克其人其事的存在。一丁点儿都不能，我不想让他死在我手上，死在我的艳遇上。
十二、草地派对
反对单调，拥护多样性，
反对拘束，拥护不受拘束的狂热
反对一致，拥护等级
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萨尔瓦多·达利
下午，秋天的太阳照耀街道和人群，留下一抹抹轻而淡的影子，树木上已萌生秋意，一片片叶子像渐渐发黄的昆虫标本挂在树上。风吹在人脸上，一阵凉意。
一些事件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迭二连三地发生，使你注意不到季节变得如此快，时间过得如此容易。
天天真的去了一家生殖健康医疗中心，第一天我陪着他一起去。
走进那幢楼的感觉不太好，空气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压抑人的身体，走廊、招贴画、医生的脸都干净得过分。看病的医生戴着大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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