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着想着，转身抱住天天，他马上醒了，他的脸能感觉到我脸上的湿度，什么也不问，也不说，有一只手轻缓地抚摸我的身体，没有人教他怎么做，可他的确用那种令人窒息的方式让我飞上了天，如剑走偏锋，如魂飞魄散，不要哭泣，不要说分离，我只想飞一飞，飞到夜的尽头处，人生苦短春梦无痕，你没有理由不让我这般陶醉。
四、引诱者
我来自柏林，你的爱属于我，夜晚降临的时候，
抱住我，亲爱的，我们开始飞行。
——鲍·布拉赫特
马当娜邀请我们参加一个叫做“重回霞飞路”的怀旧派对，地点选择在位于淮海路与雁荡交叉口的大厦顶楼。30年代的霞飞路如今的淮海路，一向是海上旧梦的象征，在世纪末的后殖民情调里它和那些充斥着旗袍、月份牌、黄包车、爵士乐的岁月重又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像打在上海怀旧之心里的一个蝴蝶结。
那天天天的精神并不好，但他还是陪我去了那里。我说过，很多场合我们俩连体婴儿一样，彼此互为影子。
我们身穿预先做好的旗袍和长衫，走进大楼电梯。似乎有个声音在说，“请等一下。”天天用手扳住正在闭合的电梯门，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的西方男人大踏步地走进来。随之而来的是一股ck香水味。
淡得发紫的灯光暗暗地照在我们头上，两个男人一左一右站在我两旁，指示灯依次显示爬升的楼层数，在寂静无语中一瞬间有种失重感。于是，我瞥见了高个子的男人脸上那种心不在焉但性感无比的神情，一种成熟的花花公子式的招牌。
电梯门开的时候，一股声浪夹杂着烟草和体味迎面扑来，高个子男人用微笑示意，请我先走。我和天天穿过一块用泡沫塑料做成的霞飞路路标牌，撩起重重的丝绒幔帘，一转眼一个在昔日靡靡之音里舞动的艳妆海洋呈现在眼前。
马当娜神采飞扬的脸像一种会发光的海底生物，带着一千伏的光芒走向我们。
“我的宝贝， 你们终于来了，噢，god，mark，你好吗？”她对着我们身后的高个男人做了个媚态， “来，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从柏林来的madk，这是天天和coco，我的好朋友，coco还是个作家。”
马克礼貌地伸出手来，“你好。”他的手有很重的汗毛，温暖干燥，是让人觉得舒服的那种。天天已经自顾自地坐到一张柔软的沙发上抽烟，一双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
马当娜称赞着我的黑缎旗袍，旗袍的胸襟上是一朵美得霸道的牡丹刺绣，这是在苏州的丝厂订做的。她又称赞马克身上的一袭古董西服很酷，这是一件从上海某资本家遗少的手里高价买来的小领口三粒扣西服，局部的色泽已经黯败，但这黯败里凭空藏着昔日贵族气。
几个男女走过来，马当娜介绍说，“这是我男朋友阿dick，这是老五和西西。”
叫阿dick的长发男孩子看上去甚至还不到18岁的样子，但却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前卫画家，卡通人物也画得不错。当初马当娜就是被他送的一叠卡通漫画所打动的。他的天赋他的脏话他的孩子气混在一起，就足以能激发像马当娜那样女人的母性和热情。老五是玩卡丁车高手，他和穿西服扎领带反串男角的女友西西看上去蛮般配的，一对怪模怪样的小兔子。马克的目光在隐隐地向我这边扫来，他仿佛考虑了一下，然后走过来问我，“要不要跳舞？”我看看角落里的沙发，天天低着头在动手卷一个小烟卷，手的塑料袋里装着几盎司hash，在他出现幽闭症前兆的时候他总会抽这些东西。
我叹了口气，“我们跳舞吧。”我说。
唱机的胶木唱片吱吱嘎嘎地放出金嗓子周璇的《四季歌》，于沙哑失真中居然还唱得人心颤悠悠的。马克仿佛对此情此景很是受用，微闭着眼睛，我看见天天也闭上眼睛，蜷缩在宽大的沙发里，喝红酒吸hash总让人犯困，我确信他这会儿已经睡着了。往往在人声嘈杂，幻影交错的场合，他更容易入睡。
“你在走神。”马克突然用德语腔很重的英文说。
“是吗？”我茫然地看着他，他的眼睛在暗中闪闪发亮，像潜伏在灌木丛里的动物的眼睛，我惊诧于这双眼睛给我的奇异感觉。他浑身上下收拾得笔挺整洁，头发也上了足够的发蜡，总之看着像一把崭新的雨伞那样。所以那双不太老实的眼睛仿佛成了全身中心，所有的能量从那儿一泻而出。是的，白种人的眼睛。
“我在看我的男朋友，”我说。
“他好像睡着了。”他微微一笑。
我被他的笑激起了好奇心，“很funny吗？”我问。
“你是完美主义者吗？”他转而问。
“不知道，我不是百分之百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问？”
“是你跳舞时的感觉告诉我的。”他说，看起来是个敏感自信的人。我浮上一个略带讥讽的笑。
音乐换成爵士，我们跳起狐步舞。四周是一片天鹅绒、丝绸、印花布，阴丹士林布交织成的复古之迷天迷地，渐渐地旋转成一种轻飘飘的快乐。
等到曲终人散时，我发现那只沙发是空的，天天不见了，马当娜也不见了，问老五，老五说马当娜刚和阿dick离开，而天天刚才还在沙发上。
紧接着马克从洗手间出来向我们报告一个不算太坏的消息，天天倒在小便池边上，没有呕吐也没有流血，他好像在上厕所时突然睡着的，马克帮助我把天天弄到了楼下马路边，拦了辆出租车。
马克说：“我送你们吧，你一个人不行的。”我看看昏睡不醒的天天，他很瘦，可一昏迷就重得像头小象。
出租车在凌晨二点的街头飞驰，窗外是高楼、橱窗、霓虹、广告牌、一两个步履踉跄的行人，彻夜无眠的城市里总有什么在秘密地发生着，总有什么人会秘密地出现，一阵阵酒精味还有淡而坚定的ck香水味时不时飘进我的胸腔，我的大脑空空如也，身边的男人一个失去知觉，另一个静默无声，虽然没有声音，但我还是感觉到了人行道上发粘的影子，和昏暗中陌生男人闪闪烁烁的注视。
车很快到了我的住所，马克和我合力抱着天天上了楼梯，到了屋里。天天躺到床上，我为他盖上一床毯子，马克指着写字台说：“这是你工作的桌子吗？”
我点点头，“对，我不会用电脑，事实上有人说会让人得皮肤病，也有人说电脑使人变得厌世，有洁癖，不想出门，不管怎么说……”我突然发现马克向我走过来，面带那种心不在焉但性感无比的笑容，“很高兴能认识你，我想以后能再见到你。”他用法国式亲吻轻轻亲着我两边的脸颊，然后道声晚安走了。
我手里留着他的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公司地址电话，那是一家位于华山路上的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
五、不可靠的男人
不管你把性说成什么，
反正不能说它是一种尊贵的表演就是了。
——海伦·劳伦森
我对高个子的男人产生的好感，一小部分来自于虚荣（我个子不高，凑巧的是我最喜欢的两个法国女人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可可·夏奈尔也都是矮个女人），一大部分则来自于我对以前曾有过的某个矮个男人的极度恶感。
那个男人身高不足5英尺半， 长相平平， 架一副劣质眼镜， 是个伪基督教徒（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更是一个邪教徒，摩尼教或太阳教之类的邪教徒）。
我不大清楚他当时是怎么迷倒我的，也许是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能用牛津音的英语背诵莎氏名篇，并且与我坐在复旦大学中央草坪的毛主席像后，一连三天跟我谈基督降生于马厩的那一刻所意味的世界真实面目。
草地像厚厚的舌苔一样隔着裙子舔我的屁股和大腿，痒酥酥的。轻风拂面，他像被咒语迷惑住了不能停止，而我也像被咒语镇住，不能停止听他说，似乎可以这样子坐上7天7夜，直至灿烂涅磐，于是我对他矮得令人失望的外表视而不见，直接扑向他那博学、雄辩的心灵（可能我一辈子迷恋的男人首先是些渊博多学、才情勃发、胸有千千壑的人，我不能想象自己和一个不能说出10个成语。5个哲学典故，3个音乐家的男人谈恋爱），当然，我很快发现自己扑进的是一个绿油油的臭水塘。
他不仅是个宗教狂人，还是性欲超人，喜欢在我身上验证黄色录像所提供的种种成人表演姿势，幻想坐在幽暗一角的沙发里偷窥我被一个没文化的木匠或管道工强奸。连我们坐高速公路上的巴士去拜访他父母时也不放过，他会一把拉开拉链，抓住我的手放在那里，他那东西就像流油的蜡烛一样遮人耳目地藏在一大份报纸后，兴奋难捺， 一切都让人感到悲哀， 失望透顶， 甚至发出好莱坞最成功的小电影“boogie night”那样的恐怖之音。
当我发现他还是个撒谎高手（连去报亭买份报纸都要说成是去找一个朋友喝茶），捞钱小丑（他居然大段大段抄袭别人文章写成一本洋洋大著在深圳出版），我感到忍无可忍， 尤其这一切恶行发生在一个身高不足5英尺半、面相老老实实的男人身上，我觉得被彻底愚弄。想象的毛毛雨迷住了我的眼睛，我收回了我那被羞辱的感情，迅速离开他。
“你不能就这样走！”他站在单身宿舍门口冲我的背影嚷嚷着。
“因为你让我恶心。”我回敬他，心里有一块坚硬的冰。对世上的男人不能轻信，妈妈们总在女儿第一次出门约会前教诲着女儿们，可在小女孩子的耳朵里变成唠叨絮语，只有一个女人真正用成熟的眼光去看待男人这另一半世界时，她才会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一个位置，看清摆在眼前的生活脉络。
他往我的宿舍打电话， 门卫房的宁波阿姨一遍遍地在扬声器里叫我的名字，“倪可，电话，电话，倪可”。后来我在父母家度过的每个周末成了噩梦的另一部分， 他不停地往我父母家打电话，不找到我就绝不言败，甚至半夜3点都会响起恶作剧般的电话铃声，直到改掉电话号码。母亲在那一段时间对我彻底失望，她不想看我，连一眼也不想看，在她眼里我招惹到如此一个渣滓全拜自己所赐。我交友不慎，良莠不分，总而言之看错男友是身为女人最大的耻辱。
我的前男友最疯狂的举动是在学校里在马路上在地铁站跟踪我，出乎人意地对着人群叫一声我的名字。他戴一副蹩脚墨镜，脸上横肉暴起，在我猛一扭头的时候会迅速躲到旁边的树后或商店里，做三流动作片里的替身演员实在再合适不过。
那段时期我盼望有个穿警服的男人搂着我走路，警察是我那一刻最心仪渴望的男性角色， 我的心跳声声像“sos”。到杂志社上班后不久我终于借助记者所有的关系网，找了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再通过区派出所，向我的前男友提出警告，他还没疯到与国家机器对抗。这事很快就过去了。
事后我去拜访一个在青年中心做心理医生的朋友吴大维。“从此不再找矮个子男人了。”我坐在一把似乎有催眠作用的椅子上说，“他们连我的门也别想进我已经受够了。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坏女孩，至少对我妈妈而言，她总是那么容易受刺激，我除了叫她伤心再没给她别的什么。”
他告诉我，我身上的女性气质与作家气质之间的冲突注定使我经常地陷入混乱，而艺术家多半有不轻的虚弱、依赖、矛盾、天真、受虐狂、自恋狂以及恋母情结等倾向。我的前男友正巧迎合了我身上诸多分裂气质，从依赖到受虐到自恋，而对母亲怀有的赎罪感将是我一生的情感主题之一。
“对于一个人的身高，”大维清清嗓子，“我觉得身高的确会对人尤其是男人成年后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小个子男人往往会有比常人激烈的表现，比如他们更发奋地读书。更努力地赚钱，更渴望击败对手，另外他们更喜欢追漂亮女人，以求某种雄性证明。 辛·潘（sean。penn）个子很矮是不是？但他却是好莱坞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也是麦当娜曾经最爱的男人。尽管他总是把那位全球第一性感明星像只火鸡一样绑在椅子上尽情施虐。诸如此类的男士可以举出很多，他们令人难忘之极。”
他坐在这间光线过分柔和的房间里思绪万千，因为经常对着病人充当上帝代言人般的角色，使他的脸看上去不甚真实。他的身体在皮椅上转来转去，不时放一两个闷屁，在室内不良的空气里，几盆巴西铁和龟背竹正长得郁郁葱葱，终年不败。
“好吧，”我说，“当然一个人的爱情不能以身高来衡量，但不管怎样我想忘了这些。人一生有很多遗忘，对于我来说，经历得越不快的事就越能忘得快。”
“所以你会成为不错的作家。作家用文字埋葬过去。”大维和气地说。
六、 芬芳的夜
夜是流动的一切。
——狄兰·托马斯
天气越来越凉快，城市变成一大块透明的玻璃，南方的秋天是洁净而明朗的，在人的心里渗进了一层淡淡的爱意。在一个没有意外的下午，我接到马克的电话。当一声带着德国腔的问候在我耳边响起时，跳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高个子的西洋男人来了！”
我们在电话里说着你好你好，天气真够舒服的，柏林这会儿比上海还凉快不过夏天的感觉也是值得怀念的。
电话里谁都有点心不在焉，我知道天天在床上闭着眼睛在听我说话，我也知道电话那头的德国人为什么会打电话来。可这样的一种微妙局面就像一块渗了一点大麻的饼干一样，吃一点无所谓，再吃一点也无所谓，吃第三口的时候有一种令人生厌而又使你放纵的东西出现了。我，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骨头发痒的女孩。
最后马克说，“下星期五，在上海展览馆有一出德国前卫艺术展，你和你男朋友想来的话我可以寄请柬。”
“那太好了，谢谢你。”
“ok，下周见。”
天天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我把电视的音量放小，这电视一天有20个小时在开着。最近我们都喜欢开着电视和影碟机上床，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片红色背景下互相抚摸，在乌玛·瑟曼呻吟声和约翰·屈伏塔的枪声里一起入睡。
我点上香烟，坐在沙发上想刚才那个电话。想那个高高的浑身香香的，脸上的笑坏坏的男人。想着想着突然觉得很烦，他居然明目张胆地勾引一个有男友的女孩，而且他知道她和她的男友如水乳交融不可分离。于是一切可能沦落到性游戏的简单地步。
我走到书桌前，像每日作业那样写着小说情节发展的最新一章，我写下了有关马克出现的偶然性和我生命中某些故事的必然性。我的种种预感埋伏在小说里，也随着我永不能回头的脚步一一消解。
晚上，马当娜和阿dick不请自来，隔着门就能听到马当娜的声音从几层楼梯下传来。他们打着一只迷你小手电，差点忘了我们住几层楼，只好一路叫上来。两个人在暗中都戴着一副小墨镜，走得磕磕绊绊的。
“大啊，怪不得我一直都觉得光线不足，刚才开车的时候还差一点撞上人家自行车。”马当娜一边笑一边取下墨镜，“怎么都忘了还戴着这个啊？”
阿dick手里提着几罐可乐，啤酒，穿着esprit黑色毛衫，看上去苍白而漂亮。他们一进来就打破了屋内的安静，天天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一本英文杂志，这杂志以提供无数智力游戏出名。天天最爱玩的是算术和填字。
“我们本来想开车随便兜兜，结果兜到这儿来了，就上来了。我包里有张影碟，不过吃不准好不好看。”她对着屋子四周转了转眼睛，“要不要打麻将？四个人刚好一桌。”
“我们没有麻将。”天天赶紧说。
“我车里有啊，”马当娜一斜眼，笑着对阿dick说，“阿dick可以去拿的。”
“算了，还是聊天吧。”阿dick伸出细长的手指，撩撩头发，似乎有点轻微的烦躁。“不妨碍你写东西吧？”他的脸对着我。
“没事，”我把一张mono放进唱机，伤感、潮湿、冶丽的女声在法国旧式电影音乐般的背景中慢慢浮现出来。沙发很舒服，灯光适宜，厨房里摆满了红酒和香肠，渐渐地大家都喜欢上这种感觉，话题在真真假假的传闻和似是而非的评议中绕来绕去。
“这城市真的好小，一拨人全在这圈子里了。”马当娜说，她说的圈子由真伪艺术家。外国人、无业游民、大小演艺明星。时髦产业的私营业主、真假另类、新青年组成。这圈子游移于公众的视线内外，若隐若现，却始终占据了城市时尚生活的绝对部分。他们像吃着欲望和秘密存在的漂亮小虫子，肚子上能发出蓝色而蛊惑的光。一种能迅速对城市文化和狂欢生活做出感应的光。
“我曾经一连三夜在不同的地方遇见同一些面孔，我从来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
“昨天晚上在paulaner我碰到马克，他说下个月有个德国画展，”马当娜突然插话，我用眼睛的余光看看她，又看看天天，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他打过电话来，说到时会给我们寄请柬。”
“又是老一套，又是一些老面孔啦，”阿dick说，“大家都是party animal，派对动物。”阿dick说。他喝着酒，迷人的脸越喝越白。
“我不喜欢这些，”天天开始动手往一个烟斗里塞hash，“这圈子里的人比较浮华比较肤浅。有些人到了最后就像泡沫一样消失了。”
“不会吧。”马当娜说。
“上海是座寻欢作乐的城市。”我说。
“这是你的小说主题吗？”阿dick好奇地问。
“coco，念一念你写的东西吧。”天天说，双目的亮地看着我，这是使他倍感安慰和愉快的时刻，写作进入我们的共同生活后它就不再单纯是写作了，它与无法碰触的爱欲有关，与忠贞有关，与我们俩谁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有关。
大家显出愉快的表情，一只装着hash的烟斗，几瓶酒和一叠小说稿轮流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
七、 我们的一天
醒来，起床，梳梳头，下楼，
喝一杯，找衣服，拿帽子，
上楼抽烟，有人说话，我在入梦。
——披头士《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
只有太阳没有树叶，我们一天到晚留在房间里，我们不朝窗户外多看一眼，不打一个呵欠，浴室的洗衣机里塞满了发硬的袜子，不洁的床单，天天向来反对请钟点工或保姆做家务，因为不喜欢陌生人在他的私人空间走来走去，还要碰他的内衣，烟缸或拖鞋，可是我们越来越懒，最好是一日三餐都不用吃了。
“只要一天摄取2790千卡的热量、 1214国际单位的维生素a、1094毫克的钙，就行了。”天天说着，晃晃手里抓着的好几瓶药丸，依他的看法，这些绿色，白色、淡黄色现代科技生物制品足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为了增加口感，还可以与果汁、酸奶等调和在一起吃。”天天认真地说。
我相信他说的话句句是实话，可那样肯定会吃出神经病的，吃到人厌世。我宁可天天叫小四川的外卖来吃。尽管那又贵又不好吃。
天天像工头一样督促着我写作。他则在另一个房间不停地画画，他画些小豹子，变形的人脸，金鱼缸……渐渐地他从超市买了很多宜而爽内衣裤，用丙烯颜料直接画在上面。吃完饭，我们互相展示作品给对方看，我给他念我的小说片断，其中被我删掉的一段使他哈哈大笑，那是一段“一个女病人与男心理医师的对话”：
“我讨厌我丈夫，他像头猪。”
“在床上还是在床下？”
“他没有脑袋，只想乱搞。相信连一只草地上的母羊都不会放过，总有一天我会控制不了自己， 我会阉了他，像7年前美国弗吉尼亚州那起著名阉夫案的女主角罗瑞娜（l orena bobbit）一样。”
“你真的这么想吗？”
“老天，男人都是这么自以为是！在你们眼里女人成了什么？逆来顺受的漂亮玩具吗？看来分析家也解决不了问题，钱花在白痴身上。”
“你说什么？”
“你有真知的见吗？我可再也受不了愚弄了。”
“如果你觉得我不行，大可请便！出去的时候请顺手关门。”
“哦，我受不了了，都是猪！”她狂叫着跑出去了。
“这样的对话可真够低俗的，一出闹剧。”天天笑着说，“但很好笑。”
我试着把天天画的一件白色t恤穿上身， 一只卡通大脸猫，看上去很不错，不少内裤上有月亮、嘴唇、眼睛、太阳、美女的造型画。沙发上足足堆了几十套这样的手工品。“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卖掉这些作品。”我说。
“你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试试看吧，反正很有意思，卖不掉就送朋友。”
天天怕难为情，不敢去大街上兜售。我们选择去附近的华师大校园。校园里的感觉挺好的，清新、多绿、整洁。总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幻觉，当然这只是幻觉，象牙塔也有对外的窗口，不少学生佩有bp机和手机，在外面打工，特别是不少女大学生从事某种暖昧的职业，她们出售青春和智慧换取物质的快乐。当我还在复旦读络。
我们挑了操场边的一条小杂货店林立的路边做生意。正逢吃晚饭时间，学生拿着饭盒去食堂，路过时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也有人蹲下来仔细地看了看我们的货物，问价钱。一切都由我来应答，天天始终保持着沉默。
“t恤60，内裤40。”
“太贵啦！”他们说，毫不客气地砍价。我不让步，因为过低的价钱是对天天艺术劳动的不尊重。天色暗了，学生骑着车去教室上夜自习，操场上已没有人打球了。
“我肚子很饿，”天天低声说，“要不算了，回家吧。”
“再等等，”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给他，自己点了一颗烟，“等10分钟看看。”
这时，一个长得像乔治·迈克尔的黑皮肤美男子搂着一个戴眼镜的白人姑娘走过来， “hello，艺术内衣，非常便宜。”我用英语向他招呼，在羞涩的天天身边我必须得大胆而自信，尽管小时候妈妈让我去面包店买块面包，都会让我紧张，攥钱的小手里全是汗。
“是你们自己画的吗？”白人女孩看着我们的商品微笑起来，“真的很可爱。”她声音圆润动人，眼睛里有种聪明的东西，“是我男朋友画的。”我指指天天。
“他画得很好，有点像莫里迪格阿尼，或者马蒂斯。”女孩说。
天天高兴地看着她，“谢谢你。”他说，然后对我耳语，“便宜点卖给她吧。这女老外挺好的。”我假装没听见，甜蜜地对着这一对黑白留学生情侣笑。
“莫亚，你觉得呢？——我想全买下来。”女孩说着开始拿钱包，叫莫亚的男人黑黑的脸上有种威风凛凛的酋长风范，可能来自于非洲某地区。他体贴地搂着女孩，“我来吧。”他也拿出一叠百元人民币，白人女孩坚持自己付费，临走前她微笑着说，“谢谢，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们。”
近一千元钱到了手，天天跳起来，抱住我亲了一口，惊奇而兴奋地说，“我居然也能赚钱，以前我不知道。”
“对啊，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只要愿意，你能做成功很多事情的。”我鼓励他。
我们在附近的餐馆吃饭，胃口奇好，甚至还在音响效果低劣的卡拉ok包厢里唱英文情歌。“亲爱的，如果你迷失了方向，有我在你身边，亲爱的，如果你害怕了受伤了，有我在你身边……”一首老老的苏格兰歌谣。
八、离婚的表姐
我周围住着19个男人，
其中18个都是笨蛋，
剩下的那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贝西·斯密斯
我的父母都打过电话来，他们终于向我投降了，中国的父母很容易在一份儿女情面前就范。
电话里他们的语气竭力显得温和而不失原则，他们问我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麻烦，当听说没人做家务时，妈妈甚至愿意过来帮忙。我劝他们，“多关心你们自己，多出去玩玩吧，等爸爸学校放了假，就可以去外地看看风景散散心。”人生最美妙的时光可能就在中年以后，能看清脚下的路了。也能参透很多道理，我希望他们可以变得没心没肺别那样牵挂我。这样就能有很多自己的快乐。
在电话里妈妈还告诉我一个消息，表姐朱砂刚刚离了婚，从原先的住所搬出来，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住，就住在我家里，刚好我那张床也空着。再加上她在公司里做得也不是很开心，所以最近她的心情不太好，如果我有空，陪陪她，和她聊聊吧。
我微微有些吃惊。朱砂离婚了？
朱砂是个举止端庄的淑女， 比我大4岁，从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毕业后，与同班的男同学结了婚，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商行里做事，她一直不喜欢别人以“白领丽人”这个词称呼她，她某些地方的不媚俗颇对我的胃口，虽然我们性情各异，志向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彼此的好感。
记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一直鼓励我向朱砂学习，她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已崭露头角，手臂上别三条杠，考试成绩全校第一，唱歌、跳舞、朗诵样样都行，她的一张作天真微笑状的照片还被南京路上的上海照相馆天天地贴在玻璃橱窗上，引得不少熟人朋友同学去看。那时我很嫉妒我的这位表姐，有一次过六一节的时候我偷偷把钢笔里的蓝墨水滴在她的白色乔其纱裙子上，结果她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五朵小花”的时候出尽洋相，一下台她就气哭了。谁也不知道那是我干的，看到她难过的样子一开始我想笑，可后来我也有些难过起来。其实她平时对我蛮好的，教我做算术，分棒棒糖给我吃，过马路时总拉着我的手。
渐渐地，我们都长大了，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还记得她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复旦读书。那一天本来阳光灿烂，当新人在丁香花园的草地上拍录像留念的时候，天上突降大雨，朱砂披着被淋湿的婚纱的样子特别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脸上那氤氲的微笑，湿的黑的鬈发，白色的被雨粘上一丝颓败气息的纱裙，一切仿佛有种奇怪的脆弱的难以言传的美。
她的丈夫李明伟是她的同班同学，也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他高大白皙，戴一副银边眼镜，在德国领事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到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已在一家德国商会做一份金融快报的编辑。他不善言辞，但彬彬有礼，嘴角总挂着安静而冷淡的笑纹。我曾经以为有那样的表情的男人虽然不适合做情人，但很适合做丈夫。
想不到她这么突然地离了婚，又为这个城市高居不下的离婚率增加了一个小数点。
我跟表姐朱砂通了个电话，她的声音果然带着十分明显的阴郁，手机的效果也不十分好，听上去像在沙沙地下冷雨。我问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她说在出租车上，等一下就要到温莎堡了。那是一个很受白领女性钟爱的女子健身中心。
“你来吗？”她问我，“可以一起做体操。”
我想了一想，“不，我不做体操，不过我可以跟你说说话。”
穿过一个走道，在一个房间里有一群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紧身服，在一个俄罗斯教练的指挥下扮“小天鹅”跳业余芭蕾。在另一个房间，在一堆器械中我看到我的表姐在汗涔涔地跑步。
她的身段一直都很好，现在则略微偏瘦。嗨，她扬扬手。
“每天都来这里吗？”我问。
“对，特别是最近。”她边跑边说。
“小心健美过度，浑身硬邦邦的，这比离婚还可怕。”我开玩笑。
她不说话，很快地跑步，脸上都是汗。
“停下来歇歇吧，别晃来晃去了，我看了都头晕。”我说。
她递给我一瓶水，自己也开了一瓶。我们坐在一边的台阶上，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你越来越漂亮，小时候不好看的女孩大了都好看。”她试图说俏皮话。
“有爱情的女孩就好看。”我说，“你跟李明伟到底怎么回事？听说他后来居然虐待你。”
她沉默，仿佛不再想提过去的事。然后她慢慢地也很简单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似乎是和谐而完美的。他们夫妇参加其他类似的白领coup le的社交圈， 经常有沙龙或派对举办，旅游、度假、聊天、聚餐、看戏，互通有无。她和丈夫都喜欢网球，游泳这样的健身活动，还喜欢同样的歌剧喜欢同样的书。这样的生活无风无浪，有闲但不无聊，有钱但没有多到吓死人，雅皮的生活虽然不够刺激但却是人生安稳优雅的反映。
光滑宜人的生活外表下，却还是有着暗疾。她和丈夫几乎没有什么性生活，起因是新婚夜在初次经验中她痛得尖叫。她和丈夫在婚前都还是纯洁的处子身，他们分别是对方生命中的第一个恋爱对象，也是最后一个，他们的婚姻也因此无可避免地带上一点乏味色彩。
他们不太重视性，渐渐地分房而卧。每天清晨丈夫总是端着做好的早餐来敲她的房门，他吻她，称她是他的“公主”，每次她咳嗽他就给她准备糖浆水，她每个月的痛经一到他也会紧张地出汗，他陪她看老中医，陪她在百货店里逛来逛去，她穿黑色chanel长裙， 他就穿gucci西装，她说话他就倾听。总而言之，是一对现代白领圈中的典范夫妻，只是对性撇开不谈。
当时有部电影《泰坦尼克号》正风靡一时，他们手拉手去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朱砂，也许是电影女主人公最后的选择打动了她，宁可不要一个安稳体贴无聊的未婚夫，选择一个激情澎湃的男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她哭着用掉了一包纸巾，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爱过。而一个近30岁的女人没有爱过是令人悲哀的。
而当天晚上丈夫想留在她的房里，他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她摇头，心里很乱，很多想法需要慢慢地整理。没有爱的婚姻再加一个孩子太糟了。丈夫很生气，她也很生气，说不要孩子就是不要。
无名的裂痕出现了。丈夫开始怀疑她有外遇。有一个晚上问她腿上的丝袜为什么左右调过来了。原来早上他就留意带有一点红色指甲油的袜子穿在左边，而现在它在她的右腿。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很晚打电话来，她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另一房间里的话筒也拿起来了，“咯”的一声。
送上门的温情脉脉的早餐早就没有了，近似无赖的是当她忘带钥匙的时候他任她敲一小时的门都不会来开。
“想来真是可怕，就仿佛世界完全变了样，原来你自以为很了解的一个男人居然用这种方式对待你， 毕竟生活了5年了啊，从天上到地下，转眼成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可怕，他了解你，会用你最受不了的方式折磨你……这就是男人。”朱砂淡淡地说，眼睛红红的，回忆使她心有余悸。
“可怕。”我点点头，一个温文尔雅。体贴异常的好男人转眼变成折磨女人的邪派高手的确可怕。
“为什么男人总认为一个女人要离开他，就必定是因为有了外遇呢？女人就不能只是因为自己的真实感觉而做选择吗？以为女人一刻也离不开他们？”朱砂认真地问我。
“因为他们只是一群自我陶醉的智商不高的家伙！”我肯定地说，仿佛自己是这个城市女权协会的会长。
九、谁在敲门
别来打扰我，别敲门，也别写信。
——威廉姆·巴勒斯
人在敲门，唱机里正在放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音量很响，但我还是听见了敲门声。天天看看我，“是谁啊？”“不会是马当娜吧。”我说，我们俩没有很多朋友，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但也是可爱的优点。
我走到门边，从猫耳眼里一瞧，果然是个陌生人。我把门开了一条缝儿，问他找谁。“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向您介绍我们公司新开发的吸尘器。”他的脸上浮上热情洋溢的微笑，用手摸一摸喉结下的领带，仿佛只要我说“愿意”他就会即刻发表一通不会令我失望的演讲。
“这个……”我不知如何是好，粗鲁地打发一个不算难看也不算危险的男人可能是需要厚脸皮的，他能把一身廉价的西服穿得这般整洁干净，就更能说明这个男人的健康人格。不能粗鲁地打击这种自尊。而且我也没事可做。
天大吃惊地看着我把陌生男人领进来，男人落落大方地掏出一张名片给他，打开随身带着的大包，取出一个锃亮的吸尘器，“他要干什么？”天天低声问我。
“让他试试吧，我不好意思回绝。”我低声回答。
“如果试了又不买，更不好意思。”
“可他已经在试了。”我言不由衷地说。
这还是我住到这公寓后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形，这城市的上门直销浪潮在90年代初作为商品经济新气象盛行一时后，到现在己渐渐平息了。今天这事纯属偶然。
陌生男人大力弯腰，手持吸尘器在地毯上一遍遍地清扫，吸尘器发出不轻的噪音。天天躲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机器吸附性特别强，甚至可以吸出地毯上的螨虫。”男人大声说。
我吓了一跳，“螨虫？”
他干完后把一堆脏物倒在一张报纸上， 我不敢细看， 怕发现有虫子在蠕动。“多少钱？”我问。
“3500元。”他说。
这远远超过我的心理价位，我承认我对商品价格常识的无知。“但物有所值，等你们添了小孩，这机器的作用就更明显了。它有助于保持家庭卫生。”我沉下了脸，他居然提到“小孩”。“对不起，我们不想买。”
“可以打八折的，”他坚持不懈，“一年保修，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
“谢谢，耽误你时间了。”我把门打开，他面不改色地收拾好东西，稳步走出门外，然后一回头，“您有我电话，如果改变主意，可以跟我联系。”
“coco，你什么都想试，总是给自己惹麻烦。”天天说。
“什么麻烦？至少他清理了一下地毯。”我吐了一口气，在书桌前坐下来。天天说我“什么都想试”，真不知道他指什么。
敲门声又响起来，我一把拉开门，这次是隔壁的邻居胖阿婆，她手里是一叠积留在楼下信箱里的水电煤电话账单，还有两封信。我记起来我们的信箱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查看了，反正也没上锁。我向胖阿婆道了谢，她笑呵呵地走了。
这儿的街坊邻居都有种老上海人特有的热心肠。他们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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