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故意给他设的陷阱，他很轻易地就陷进去了。于是我说：“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灾难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看到自己落进了圈套，他很老道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这给了我个我所期待的机会。我列举了几项我认为必不可少的改革措施。临分手时，他就通货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他应该向银行家们征询意见，因为他们是专家。但他坚持询问我的观点，于是我说：“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行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它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 几年以后，我又次见到他。时间是1910年，我正在北京。他来拜访我，告诉我说，在他任户部尚书时，他开始安排向金本位过渡，但在他完成谈判之前，另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鹿传霖是个上了年纪的固执的绅士，以种巨大的热情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正如他的个同乡，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4肃亲王 这期间，我遇到的另位有趣的政府高官是肃亲王。他给我讲了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宫邸是如何为逃难的基督徒所用的。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期间，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在英国公使馆周围。正对着公使馆，隔着条河和道街，是肃亲王宫邸。当基督徒的教堂和其它建筑都被焚毁后，詹姆斯先生开始是浸礼会的传教士，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亲王和他的家人搬到别处去，把他的王府腾出来让中国的基督徒暂住，那就是无量功德。因为害怕义和团，肃亲王小心翼翼地回答说，如果基督徒从前门进来，他的家人将从后门逃走，做出他们是被驱赶出去的样子，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谴责。就照他的意见做了。将基督徒安排在王府里后，在返回的路上，詹姆斯先生落到义和团手里，后来就被杀死了。肃亲王负责京城的治安防卫，开始着手清理和修整街道。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改革者。他的第三和第五个妹妹都在女学中教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3被朝廷任命为新教差会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正在与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商讨，以期制定套条规，在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差会之间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早在1899年3月，帝国政府就以政令的形式，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政治身份作了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些规定的主题告诉我时，我指出，新教传教士也应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并且我再次提起了1896年由六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的教会请愿书。外务部征询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代表新教差会，就有关教会的条规的制定进行协商。我回答说，有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新教各差会。同时我表示，我们很乐意起行动，制定套合适的教会条规。 然而，7月3日，朝廷颁布上谕如下： 谕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事务李提摩太来京，请旨办理折：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著将现拟民教相安条规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不久，外务部的官员通知我，说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京前召见我。我的答复是，如果太后陛下把她允诺的那些纸上的改革方案付诸行动，我将第个来向他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加上句：明天我要回上海。我希望这样的回答与次在我看来无所谓的会见相比，对改革能产生更好的刺激作用。 4樊国梁主教 7月14日，在周馥陪同下，我拜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把自己草拟的传教规章呈交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说，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先要达成和解，然后起草个联合规章。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在我们会见时，他的助手驻章通府主教驻奉天的主教新任命的山西教区主教，也在场。 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进步讨论，樊国梁主教就去世了。后来，就民教相安问题，我草拟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肯定。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时，以个人名人把它呈交给罗马天主教的威斯敏斯特枢机主教。七条如下： 1任何传教士，倘若散发了轻渎中国宗教的文字，即予撤职； 2中国的任何官员，倘若怂恿诋毁基督教的书籍报刊的传播，即行解职； 3任何传教士，倘若干涉中国臣民的诉讼案件，即行撤职； 4任何中国官员，倘若不能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视同仁，即行撤职； 5各差会的负责人，应每年向所在省份的巡抚提交报告，说明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和医院的数量，以及他的差会所从事的文字和慈善事业的情况； 6巡抚应每年邀请其辖区内差会的三名传教士领袖进行协商，讨论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7各省巡抚和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政府汇报次辖区内教会的情况，以便朝廷能获得正确的信息，而免于被那些无知和用心不良的人所提供的有问题的报告所误导。 听完我所建议的这七条规定，枢机主教说：“如果这些条规早就被遵守了，我们就用不着为被杀害的传教士哀悼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份复件，我将亲自呈递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执行”。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5为中国人建立公学 回到上海后，在广学会的日常工作之外的事务中，占用我精力最多的是在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所公立学校。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干事···布兰德先生向我表示，如果拟定份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市政委员会，他相信委员们会批准的。但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刚刚着手，随着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蔓延，有关排外的马蚤乱的谣言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办学计划自然寝而不行。 等义和团事变在当地社会治安中引起的马蚤动平息之后，这件事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起草拟了个方案，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个人是卜舫济博士弗古山博士，还有我。我们接到了回信，委员们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如果中国人自己能筹集到三万两，委员会就会给我们地皮并每年资助千两银子。 1901年，我邀请上海的三个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来与我的两个合作者见面，我们把市政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告辞之前，三位中国绅士宣称，他们三人将负责筹集办学需要的三万两。在买地的过程中遇到些困难，但是到1902底，市政委员会划拨的做校址的土地到位了。第二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400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 6访问日本 1河野公爵 1903年5月，我对日本作了次短期访问，目的是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访日期间，我拜会了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的其他些首脑人物，他们对我都表现得很殷勤。 我见到的最值得提的人是河野，时任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把他比作日本的俾斯麦。他在波恩大学接受的教育，当时还是该校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将来的政策作过预言，这条材料被学校按照其传统谨慎地保存着。作为黄|色人种的领导者，在世界上实现对亚洲的统治，这是河野所坚持的信念。日本政府把他派往中国后，他建议两国建立同盟，其目的是制定亚洲的政策，反抗西方侵略。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肯定。外务部建议他同驻武昌的总督张之洞商讨。听完这个方案后，张之洞总督兴奋非常，因为他早就渴望为西方在历次战争中强加于中国的耻辱报仇雪恨。河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的结果是东亚同盟的建立——其规则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开始，也是今天日本对华政策的启钥。 在同河野会谈时，我提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国际联盟成立的目的仅仅作为维持世界秩序之后盾的武力的使用，等等。他说，各国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要达到这步还有段漫长的距离。这些话清清楚楚地透露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2王子载振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东京的贵族女校。巧的是，那天清朝庆亲王的王子载振也去该校视察，他是由政府派来日本履行项使命的。随他来日本的还有大臣那桐和大约十名中国官员。王子和那同热情地问候我，在北京时我同他们两人都打过交道。吃过茶点后，主人领着我们在校内参观。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操课，她们在跳种类似于“乡巴佬舞”的舞蹈；也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并听了学生们的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种软体体操，。学校的校长是下田女士，个富有魅力能力出众举止优雅的美丽女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视察临近尾声之时，她把我们领进花园，摘了朵白色和朵粉色的玫瑰，她把这两朵花绑在起，送给了那位满洲王子。他似乎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这份馈赠是否合适。可是，她执意把花递在他面前，这位王子最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拘谨与她的超乎常人的娴雅大度形成了强烈对比。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日本人的野心
3日本人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有十个日本教授，他们应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我问其中的位――个化学教授，他们要去中国做什么。他回答说，他们将要去教中国人弄明白欧洲的确切位置。“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大声狂笑着说。后来，他在晚上为自己的失态向我道歉，说自己喝了太多的葡萄酒，说的都是胡话。然而，我却相信他所透露的恰恰是他的很多同胞的真实情感。也许那正是实际生活中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到上海的护理医院去动手术。我们希望这次的手术能够延长她的寿命。但是，她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了。7月10号那天，她离去了，去接受上帝给予的崇高褒赏。没有个传教士曾有比她还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 在太原府她那所拥有六十个孤儿的学校和其它几所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中，在杰出基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表现出了永不疲倦的旺盛精力。对在北京时所教的日本学生——其中三个成了基督徒，对她教过的曾纪泽的家人，她都留下来深远的影响。在天津，她教过个妇女读经班，经过她个冬天尽心尽意的培训，其中有两个学员各自把百名向教者带进了教堂。在我们回家休假期间，作为国外传教士代表她也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文学能力对广学会是富有价值的奉献。在艾约瑟博士休假期间，是她协助我从事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和教会新报的编辑工作；同芬驰女士起，她是远东妇女的两编辑之；在她去世的前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学校中，她也曾协助工作；她还是1898年由改革派开办的上海高级女子中学被推举的校长和唯的外籍董事；在患病的后期，她还在多个政府高官的家里教授英语。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大多数妇女的十倍”。 朋友们，不论亲疏远近，都对她的去世表示惋惜。有人写道：“她是这个世界上极少见的女性之：她的才能她的虔诚和她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字作品作为她对中国人所怀有的爱的见证，将传之久远；比她的书更重要的，是她留在所接触过的千千万万人心中的不朽的风范和永远的怀念”。 8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不同省份的中国官员以各种形式提供了捐助。 可是，当我们首次尝试向中国难民提供帮助时，俄国和日本的公使都表示拒绝，尽管北京的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请求。他们说，他们各自的红十字会能够应对各种危急情况。这使我们陷入了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款项，却缺乏必要的权威进行散发。于是我给我的个朋友满洲苏格兰长老会的韦伯斯特先生写信，说明中国政府没能取得日俄两国的同意，使我们协会前往满洲救助中国难民，如果他能想出办法解决这难题，我们将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先生私下里拜会了俄方将军——他们有点私交，请求说，如果不能向中国人提供救助，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俄方将军允许他在俄军占领区内的中国人发放救济。然后，韦伯斯特先生又写信给日方将军，说既然俄方已经同意国际红十字协会对中国人开展救助工作，他韦伯斯特先生感到在怜悯可怜的中国难民方面，日本不应该表现得比俄国更差。日方将军立即表示同意。这样，北京的政府部门无法做到的，韦伯斯特先生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 他立即申请电汇救济金。很快，钱就打进了他在牛庄的帐户里。不久，他又发来电报，要求在两个礼拜之内输送10，000套棉衣。我回电报说，“10，000套棉衣将按时送达”。从开始到结束，中国人向红十字协会捐助的资金总共达451，483两相当于56，000英镑，慈禧太后人就捐助了100，000两约等于12，500英镑。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北京
9访问北京 1904年5月，我对北京作了次短期访问，拜访了庆亲王兼任外务部和户部尚书的那桐孙家鼐，以及其他些人详情将在下面关于“和平运动”的章中叙述。当时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代表梅斯·寇森和伯尔顿也在北京。想到伦敦会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我决定提醒中国政府的官员，对它和其它差会对中国的伟大奉献，应给予充分重视。为此，我给外务部写了封信。 10在山东召开的宗教大会 下面件值得提的事情是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仲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宗教派别的领袖前来参会并起商讨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竞争方式的时机，真正到来了。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前山东学政——那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位知府和另外三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会议，其中包括满洲驻军的位鞑靼将军。除基督徒外，参会的还有大约百位宗教领袖。大会共开了四天，晚上聚餐，并有社交聚会。很多非基督徒参与了讨论。其中人建议，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撰些宗教课本，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11周馥的建议 大会闭幕后没几天，我去了趟济南，目的是拜访周馥。他对我极尽宾主之谊。不仅派位官员陪同我浏览首府的风景，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逛大明湖，并且到那儿之后，早已准备好了游船和丰盛的茶点。然后，他举行宴会，邀请省里的高级官员们参加，欢迎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宴会中间谈的个主要话题就是宗教。周馥开始谈的是当年在天津时，他是如何开通中国第条电报线路的；并且他提到，那时传递信息必须架设线路，但听说现在已经有了无线电报。然后，他评论说，中国需要本书来解释上帝以及上帝与各种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那将是本伟大的书的伟大主题。 另件有趣的事是为庆祝慈禧太后生日在帝宫剧院举行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个包厢里，坐在巡抚身边。我们西边的包厢里坐着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而东边的包厢里则是新建的大学里的官员和教授，以及其他些外国人。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和他的助手靠近我坐着。宴会中间暂停时，当演戏的锣鼓声压过了谈话的声音，巡抚就把我带进后面座安静的院子里，单独同我交谈。就是在这样次没有吵扰的间隙里，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 1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 2我购进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理解。 不久以后，周馥被升迁为两江总督，随后又转任两广总督。在所有中国政府官员中，他是最令人感到亲切的个。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次称作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嘲。 2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b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威尔士宗教兴奋大会 1905年初，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委员会决定不再让我承担作为传教士代表的例行工作，而是去中部地区些有影响的教堂举行专门报告会。 在威尔士的兴奋大会期间，我被邀请在次称作的露天宗教大聚会发表演讲。在山坡上，扎起了座演讲台；讲台前面的地面是个逐渐升高的斜坡，就像半截露天环形剧场，因而坐在地上的数千听众能清楚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演讲的是三位威尔士籍传教士：·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仲斯，还有我。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影响力的滔滔雄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大会中最感人的场面，也许是位矿工的制造的。他以宁静的语调讲了寥寥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然后又唱起了圣歌，把人们心中的宗教情绪推向高嘲。 2浸礼会世界大会 这个时期，基督教教会内部发生了几次大的事件，旨在促进各个教派内部不同单位的统，其结果是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的成立。1905年7月，浸礼会在伦敦召开了世界性的大会，全球各地的浸礼会都派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之，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作为我的演讲的结果，位女士决定由她支付作者的工资，以便将任何我认为合适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从那天开始，在十年的时间里，她直通过浸礼会对我们提供资助。只是现在，她已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和平运动”。在涉及这个题目的那章里，将对此有所叙述。 3中国使者参观蓝贝斯宫 在我居英休假期间，中国政府向英国派出了个由五名成员组成的使团，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涉音译伯爵，来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西方文明。他们抵达英国后，我给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写了封信，向他建议说，作为圣公会的首脑，如果他能邀请中国使者到蓝贝斯宫参观，并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也发出邀请，那将是件很能体现身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使者们受到派遣传教士出国传教的宗教组织的首脑们的接待，回到中国后，对传教士的工作会采取更加友好的态度。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首肯。几天以后，因为我在中国时与这位伯爵相识并能提供翻译，我接到了蓝贝斯宫发出的邀请，要我在伯爵参观时参与接待。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 我们在图书馆会见使团成员。我为大主教做翻译。随后，他带着客人参观宫殿各处，把最有意思的部分介绍给客人。当使团成员在大主教的来宾登记簿上签名留念时，我坐在伯明翰主教的身边。谈及中国政府采取的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国研究西方文明这聪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他是否认为那些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感兴趣的人也应当派遣个五人使团访问中国，其中两人代表英格兰教会，两人代表非国教信仰者，人代表苏格兰教会，以便研究在传教中存在的问题。 “啊，不！”他大声说：“我怀疑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那样的话”，我答道：“中国人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种在如此小的规模上都不能把各个派别联合起来的宗教，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也有与这位主教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认为，现在是教内人士和非国教信仰者能够走到起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4b帕顿博士 我在国内碰到的值得提的人物当中，没有哪个比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对中国在义和团事变后的发展更有洞见，也更关切。珀西·邦婷爵士和邦婷女士把我介绍给了他，他们两人对中国的觉醒也很感兴趣。此后，在他们家里，我多次见到帕顿先生。 除了个体灵魂具有皈依于上帝的需要这种普通人持有的理念外，他还奉持种终生不渝的信条，就是致力于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他认为，这意味着所有人种民族和阶级的高度发展。他创立了他自己称为“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会关注群众物质和智力上的改善，以及精神上的成长。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他是数不清的组织机构的灵感和激|情的源泉，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发现，他也是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在为印度当地农民谋利益的储蓄银行的组建过程中，他也是个积极主动的角色。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爱丁堡大会
9穆德博士 1901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颗耀眼的新星，这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次会议，邀请二十名各差会的负责人——来于中国北方的南方的中部的还有西部的——到南京与他见面。从开始，他就亮出了个宏大的工作规划。在同他乘坐同艘轮船旅行时，我和他交谈过多次，告诉他我所确立的最成功的传教方式，已在各省府经由中国的官员和学者得到了贯彻。我敦促他派遣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与广学会进行合作，但他并不同意这样做。在南京的会上，他从口袋里掏出本厚厚的书，上面写着很多他提前准备的关于传教工作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依次向每位传教士发问，以期收集正确的信息。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是个很专断的人，是不可能跟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又有自己别出心裁的套工作计划，要求希望其它差会帮助他付诸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而那种才智倘若用在他可能从事的任何经营领域，都会使他出人头地。基督教青年会所奠基于其上的那些基本工作原理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经营体制是脉相通的。穆德也取得了对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控制权。由此，他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得以从中挑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他工作。凭着强有力的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磁石样的人格，他令人惊异地打动了欧美学子的心。 我在太原时实行的讲座方法，怀特赖特先生先在青州后在济南在他开办的那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研究院中也采用过。在去南京的途中，我把这种方法向穆德先生作了详细介绍。 现在，在基督教青年会中，赖于罗伯森教授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这种方法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成功地组织实施。 穆德博士最突出的成就与1910年爱丁堡大会和1912年成立的永久委员会联系在起。 10爱丁堡大会 在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团体远在国内教会之前，表达了联合行动的愿望。但在英美两国，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分别在纽约和利物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在基督教各派别的合作中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在所有这类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组织得最精心，举行得最成功。 因为代表很多，不可能让他们长篇大论。因而，不论他们是主教还是地位不那么重要的人，每人只给七分钟发言时间。我在发言中——自然，讲的还是中国对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需求——指出，我们的力量之链已暴露出了它最薄弱的环节，而我们在中国的教务合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有价值的基督教作品。 11爱丁堡大会的永久委员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时，大家都认识到，传教士的全球合作事实上刚刚迈出第步。只能说刚刚奠定了定的基础。因此，经大会决定，成立了个永久委员会。穆德先生直是该委员会的控制者。在担任主席期间，他访问了印度，在那儿召开了次重要的大会；随后又到了中国，召集了五次地方会议和次全国性大会。在其中的次会议上，穆德博士提到，我在好多年之前就曾申请二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很为我惋惜，因为教会协会没有作出回应，他们忽略了应做的本职工作。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特别就两点作过发言。第，我请求改善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分配在福音传播教育和医药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却相对较少；第二，我建议传教士协会坚持他们原来的角色，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它们对读者产生的影响，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些种类的书籍效果最好。 从永久委员会最近的工作中，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文字工作方面，他们在将来打算做的比以前曾经做过的要多得多。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研究佛教
1研究佛教 在上海接受广学会的任命不久以后，我就面临了个很大的问题：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改变某个省的人口的信仰，而是改变数量达好几亿的全中国人的信仰。那时，个很小的传教士团体，经常聚会展开讨论，渴望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大家要求我写篇文章，解释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吸引了如此众多的追随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众多的壮丽辉煌的寺庙。为了搜集论文材料，我研究并翻译了本佛教书籍，书名叫入佛指南。这本书虽然很有趣，但我从中并没有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然而，从早在1884年我偶然碰到的本很出色书里，我弄明白了佛教影响力的秘密。这是篇专题论文，名字叫大乘起信论。位原来是儒生的虔诚佛教徒，也是位佛教哲学权威，答应在我抽出空来时帮我把它翻译成英语。1891年，在他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但直没有出版发行，直到由铃木大拙翻译的另个译本面世。这本书的作者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立者。大乗佛教是公元1世纪末出现于印度北方的个新的佛教派别，是作为小乘佛教即原始佛教的反对者兴起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有：三世十方有佛无数切众生皆有佛性，普度众生对佛的信仰在修证正果中的重要性建立佛国净土舍己救人等。 2洛宜德教授 这部佛教典籍的教义中包涵的那种基督教性质深深地打动了我。发现其中相似之处的不光我个人。在1907年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位朋友送我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书中，佛陀佛教的神被描述为像上帝样的神明。作者是位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亚瑟·洛宜德，曾经是教会差会的传教士。对佛教相似的兴趣使我们通信不断的朋友。第二年，即1908年，我去东京拜访了他。 天，他邀请了些都很有意思的人共进午餐。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因故未能出席，其他参加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美以美会的主教哈利斯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来到便坐到挨着我的沙发上，对我说：“八十年代，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只有份报纸。现在，我有两份了。”我问他，他的工作对象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非常谦虚地答道：“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截然不同。他们在政府官员领袖和学生中间展开工作，而我实在无知的穷人之间。”然而，我了解到经他人引导而转变信仰的人，等于另外大多数传教士所转化的人数的总和。午饭过后，洛宜德教授带我们去了他的研究室。在研究室，他请我就我所感兴趣的日本问题提问。我告诉这位朋友，当我发现基督教在远东取得的进展相比之下太过缓慢时，感到非常震惊，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总领事是个实证主义者，他发表高论说，作为外行，他发现了个使他感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极为不同，前者是肯定的，后者则持否定态度。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更少点神学色彩，更切合实际，对社会问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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