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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想,所谓家人,想必就是这么回事了。她想,如果自己将来有小孩,即使他们长到二十岁,也一定要像他们两岁时一样疼爱他们;他们到了二十岁,说不定还更需要你。两岁需要什么?医院里,小婴儿是最好伺候的病人。年龄愈大,需索愈多,也就愈发没人理、没人疼。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珍妮觉得像生活在一艘大船上,却不曾看过轮机室,更不懂里头搞什么花样。她喜欢医院的方式,一切都简化为进食:东西吃了是否有益,吃下肚会到身体哪儿去。小时候她从没见过脏碗盘;事实上,她一直以为,女佣清完桌面,就把碗盘都扔了(这是她获准进厨房之前的事)。牛奶车每天早晨送瓶装牛奶来,珍妮总以为那辆卡车也把当天要用的碗盘送来——那声音,玻璃瓶乒乒乓乓碰撞,跟女佣在紧闭的厨房门后头、清洗碗盘时弄出的声音很像。
珍妮五岁时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浴室。她是有天早上,尾随父亲古龙水的味道而找到地头的。她发现一座蒸气腾腾的淋浴间——以一九二五年的标准而言,算是非常现代化——专用的小便器,一大排跟她母亲的梳妆用品截然不同的瓶瓶罐罐,珍妮还以为找到的是一个偷偷在她们家居住,多年未被发觉的神秘男人的巢穴。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医院里,每件东西的去向珍妮都一清二楚——她也逐渐明了每样东西毫不稀奇的来源。但在她自小长大的狗头港,家里每个人都有专用的浴室、私人的房间,每个人专属的房门背后,都挂着专属的镜子。医院里不重视个人隐私;没有秘密这回事;想照镜子,就得跟护士要。
珍妮小时候获准独个儿去探索的神秘所在,就只有地窖和每星期一例行装满蛤蜊的大陶缸。珍妮的母亲会在周一晚上在蛤蜊上洒玉米粉,每天早晨再拿用管子引进地下室来的新鲜海水冲洗。到了周末,蛤蜊都养肥了,沙也吐净了,每只都肥到原来的壳装不下,伸出淫猥的肉柱,懒洋洋地浮在盐水上。星期五晚上,珍妮帮厨子拣蛤蜊;碰触肉柱不会缩回去的,就是已经死了。
珍妮要来一本介绍蛤蜊的书。她阅读各种有关蛤蜊的知识:它们如何进食、如何生殖、如何成长。这是第一桩她完全了解的事——它们的生活、性、死亡。狗头港的人类可没那么容易理解。珍妮在医院里弥补了失去的时间;她发现,人类其实不比蛤蜊更神秘,也并不会更有吸引力。
“我的妈妈,”盖普写道,“对很多微妙的差别都麻木不仁。”
蛤蜊与人之间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她应该能分辨,那就是多半的人多少都有点幽默感。问题是,珍妮没什么幽默感。当时波士顿的护士圈子里流行的一则笑话,珍妮听到后一点也笑不出来。珍妮工作的波士顿慈济医院,简称波市慈济;马萨诸塞州立综合医院,则简称马州综合。另外在布莱姆还有一家彼得·班特医院。(译注:彼得·班特应为这家医院创办人或要纪念的对象的姓名,但在美式俚语中,彼得〔peter〕一词亦指男性性器官,班特〔bent〕则有“弯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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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3)
笑话说,有一天,一个波士顿的出租车司机载到一名男子,客人从人行道跌跌撞撞走过来,差点就双膝跪倒在街上;他痛得脸孔胀成紫茄色;不知是呛着了,还是一口气转不过来,看得出他说话也有困难。司机替他开了门,把他扶上车。男子一头栽在后座椅子前的地板上,胸口压着膝盖。
“医院!医院!”他喊道。
“彼得·班特吗?”司机问。那是最近的一家医院。(译注:亦可理解为:“老二弯了吗?”)
“比弯了更糟,”男子呻吟道,“我猜摩莉把它咬断了。”
珍妮很少觉得笑话好笑,这则尤其无聊;珍妮的态度非常明确:老二笑话一概谢绝。老二可能碰上的麻烦,她不是没见识过;小孩还不是最糟的。她当然也见过不想要小孩的人,一旦怀了孕就愁眉苦脸;珍妮想,不该硬要他们生小孩——虽然她主要是同情那些生不逢辰的小孩。她也见过真心要小孩的人,看了他们,她自己也想生一个。珍妮想,有朝一日,她也要个小孩——一个就好。但问题是,她竭尽所能避免跟老二打交道,男人她更是连边都不想沾。
珍妮目睹的老二治疗都是在士兵身上。美国陆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享受到发现盘尼西林的好处,很多士兵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有机会注射盘尼西林。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送进波士顿慈济医院的老二,通常都施打磺胺药剂和砒素。磺胺噻唑治疗淋病——要喝大量的水。盘尼西林发明前,治梅毒是用新六〇六;珍妮认为,性行为的后果大抵就是如此——把砒素搀进人体化学机制,设法把原有的机制清理干净。
另一种用在老二上的局部治疗,也会用到大量的水。珍妮经常从旁协助这种消毒手术,因为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病人;有时甚至得抱紧他们。手术很简单,就是注射约一百cc的液体到###里,让它在流回来前,对尿道系统来个突击大扫除,每个人经过手术,都不免有点疼痛。发明这种治疗器材的老兄,姓范伦坦,跟情人节纪念的那位范伦坦是同宗,所以这种器材就叫大情人灌洗器。范伦坦医师的灌洗器经过改进,乃至被其他灌洗工具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市慈济的护士还是把这种手术叫做大情人治疗术——珍妮想,这倒是对大情人一种很适切的惩罚。
“我妈妈,”盖普写道,“没什么浪漫情调。”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刚开始换位子——刚开始蠢动——的时候,珍妮就很想用大情人灌洗器对付他。但她没有随身携带灌洗器;那东西太大,不好塞在手提包里,而且还需要病人相当程度的配合。她身边只有一柄小手术刀;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那可不是她从手术室偷的;刀已经被丢弃,刀尖有道很深的豁口(可能曾经掉在地板上或水槽里)——做精细的手术已经不成了,但贯彻珍妮的要求还不成问题。
起先,它戳破过她皮包里的丝质夹袋。后来她找到半截温度计的旧套子,扣在刀尖上,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珍妮见那名军人坐到她旁边的位子上,大模大样把手臂搁在他们应该共享(真荒谬)的扶手时,就取下了盖子。他把长长的手臂伸直,搭在扶手上晃动,像马匹为了赶走周围的苍蝇而不停抽搐身体那样。珍妮一手捏着皮包里的手术刀,另一手用皮包紧压着白制服的裙摆。她想象自己那身护士制服像一面神圣的盾牌般闪闪发光,旁边这败类却基于某些恶毒的动机,深受她的光芒吸引。
“我妈妈,”盖普写道,“一辈子都在防备企图抢她皮包和图谋不轨的人。”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要的倒不是她的皮包。他摸她的膝盖。珍妮提高声音,清清楚楚地说道:“你的脏手别来碰我。”好几个人回过头来。
“唉,少来啦!”军人咕哝道,他的手飞快探入她的制服,发现她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也发现他整条手臂,从肩膀到手腕,忽然间像西瓜般被划开一道口子。珍妮干净利落地割裂了他的徽章和衬衫,割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在手肘处露出了骨头。(后来她告诉警察:“要是我真想杀他,我会割裂他的手腕。我是护士,我知道怎么让人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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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4)
军人哇哇大叫,站起身又倒下去,他举起没被割的那只手臂痛击珍妮,重重打了她一耳光,她整个脑袋都嗡嗡响。她用手术刀回击,从他上唇割下一片形状、厚度都与大拇指差不多的肉。(“我没打算割他的喉咙,”后来她告诉警察,“我只想割掉他的鼻子,可是没得手。”)
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妮似乎没有人知道——血流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喷溅在她的白制服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是她下的手。电影院服务员不肯让她碰昏厥的军人,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疯护士!疯狂刀手!珍妮很冷静。她以为,只要花点时间,等真正的主管机关了解情况,就会真相大白。但警察对她也很不客气。
“你跟这家伙交往很久了吗?”第一个在回分局的路上问她。
另一个稍后问她:“你怎么会以为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不过是毛遂自荐。”
“这小武器还真厉害,蜜糖,”第三个对她说,“你不该带着它满街走。这是自找麻烦。”
所以珍妮等她哥哥来厘清一切。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哈佛法学院。一个还是学生,另一个已经开始教书。
盖普写道:“两人都一口咬定,律师这行业很低俗,但研究法律却是至高无上。”
他们到达时也没带来安慰。
“妈妈的心粉碎了,”一个说。
“要是你留在韦斯利就好了,”另一个说。
“单身女子自卫,”珍妮道,“还有更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一个哥哥问她,能否证明她不曾跟这男人来往过。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另一个悄声说,“你跟这家伙交往多久了?”
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警察查明这名军人是纽约来的,有老婆和一个小孩。他在波士顿度假,而更重要的是,他很害怕消息传回老婆那儿。每个人都同意那会很糟糕——对每个人而言——所以珍妮未遭起诉就开释了。她嘀咕警察不还她手术刀,一个哥哥说:“看在老天爷分上,珍妮弗,你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吗?”
“我不是偷的,”珍妮说。
“你该交几个朋友,”哥哥说。
“韦斯利的。”他们说过很多遍。
“谢谢你们一接到我电话就赶来。”珍妮说。
“家人是干什么的?”一个哥哥说。
“血缘最亲。”另一个说。但这句话引起的联想即刻让他脸色发白——她的制服还一片血污。
“我是好女孩。”珍妮告诉他们。
“珍妮弗,”大哥说,他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代表智慧与一切正当应为之事。他非常严肃。他说:“最好不要跟已婚男人搞七捻三。”
“我们不会跟妈妈说的。”另一个道。
“更不会告诉爸爸!”大哥说。出于某种油然涌起的亲情,他笨拙地对她挤了挤眼睛——这动作使他的脸孔扭曲,有一会儿珍妮还以为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得了颜面筋肉痉挛。
哥哥身旁的邮筒上,贴了一幅山姆大叔的海报。有个全身棕色制服的小小士兵,从山姆大叔的大手上爬下来。他即将在一幅欧洲地图上着陆。海报下方写着:支持我们的弟兄!珍妮的大哥望着珍妮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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