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想知道啊？”
“干嘛，还吊人胃口嗦？”
“嗯，也不是，我都是道听途说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啊？”
芳华知道嘉辉不爱说闲话的，不过难得自己今天的八卦因子犯了，便央求起他来：“说蛮，说蛮。又不是在派出所作证，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就说说你听来的好啦”
嘉辉拿她的撒娇毫无办法，只好慢慢告诉她有关这位专家的一些事情。
此人名叫沙茹，今年都快八十岁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真正的书香门第家族。
祖父曾是清末进士，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也参加过辛亥**、护法运动，还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建国初期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沙茹的父亲和几位伯伯叔叔都是欧美留学生，家中兄弟姊妹也都接受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不过沙家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居住在海外。
沙茹本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大医院都做过医生，七十年代她调入了肿瘤医院，从事放疗相关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一直干到了退休。
嘉辉听一位老实验员说，沙老的老伴早就去世了，子女也都在国外，但她退休后还是不愿出国，就一个人住在医院内，雇了个保姆帮忙做家务，平时还有一个侄子偶尔来看看她。
芳华听了后说道：“原来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又家学渊源的，怪不得气质那么好。不过，她怎么后来不当医生，改行去做实验呢？”
“别人没说，我也不知道了。怎么？做实验不好吗？”
芳华赶紧说：“不是啦，就是觉得她那时候都四十多快五十岁了，一个快退休的人了，怎么还会改变专业呢？
嘉辉想了想说：“我猜，也许是她那时候身体情况不允许，才离开临床的吧。其实，有了良好临床基础的人，更能搞好医学的科研工作。”
芳华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不过，嘉辉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班他又见到了老专家沙茹。
其实，以前他出入研究所电梯的时候，也曾见过这位鹤童颜的老人，但是老人显然不曾注意到人群中的这个陌生年轻人。
但是这次，嘉辉去图书馆借阅期刊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沙老。
沙茹先认出了正在书架前找书的嘉辉，很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小伙子，原来你也在这里工作啊？”
“是啊，沙教授，我就在孙副所长的实验室工作。”
“嗨，别叫教授，叫我沙老师就行了。哦，孙飞那儿不错啊，重点实验室嘛。那你是研究什么的？”
于是，两人在图书馆里聊了一会儿。沙老师最后对嘉辉说，她虽然早就退休了，但还是会经常回实验室，看看实验动态、写写文章、找学生帮忙打字校对书籍什么的。
她让嘉辉没事的话，就去她那边串门，还特意请他去喝下午茶。
这是老人多年的习惯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会请科里有空的人都去她办公室坐一坐。她提供糕点，每个人自带喜欢的饮料，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聊。
嘉辉想着这个时间也不冲突，便欣然接受了邀请，当天下午就去参加了沙老的茶话会。
他因此认识了沙老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几位放疗科研究生，大家倒是挺谈得来的。以后，嘉辉也就隔三岔五地去顶层——沙老的实验室在研究所的最高层，和沙老以及新认识的朋友们聊天喝茶。
沙老退休前是该实验室的主任，当年实验室也曾人才济济、鼎盛一时。但后来，特别是在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这里清贫的待遇，使得很多人都纷纷出国另谋展了。当沙老退休后，她所在的实验室就更加萎靡不振了，就剩下了几名实验员，连正式的主任都没有，只能由放疗科主任代管。
不过，这实验室本来就是直属于放疗科的。这一点倒是和病理实验室相似，因为这两个实验室是研究所内唯一的两个属于临床的实验室。
医院和研究所虽然是一家，但是工作性质不同，奖金分配制度不同，所以人事、财务等事务还是两边大致独立的。
但沙老的生物学实验室是直接为肿瘤放疗服务的，从建立之初就是直属于放疗科，后来几次行政制度改革时，研究所都想把这个实验室兼并过来，但是放疗科创始人有两名院士，一直据理力争，才将这个生物实验室最终保留在临床放疗科的体系内。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放疗的特殊性了。
一直以来，说到肿瘤的治疗手段，人们肯定想到的是手术和放化疗。的确，这三者直到今天都是经典的三大治疗手段。尽管人们不断研究出免疫治疗、激素治疗、基因治疗等新的疗法，但是在临床上的疗效得到肯定的还是老三样，暂时没有别的疗法能取代它们。
那么，这三种疗法孰优孰劣？哪种方法最好呢？
手术，当然是选的，最有效的方法。
经权威机构统计，恶性肿瘤患者经过各种方法治疗后的五年生存率是...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