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你——的——动——作——也——像——猴。”

“这样不好，”我告诉他。车流停了下来，我的耳朵开始疼痛。

吉娜拉上手刹，然后看着我，似乎努力在想她当时最喜欢我什么地方。她看上去略微显得为难。

我想起了她那时的迷人之处。她的双腿修长，是我见过的女人中最长的。但是，我仍旧不知道那是否是自己热爱生活的最佳基础。

或者是最坏的基础。

2

我再也无法忍受那辆锈迹斑斑的白色面包车在我前面慢慢爬行的样子，我将自己的莫里斯f型跑车转向迎面而来的车流，然后踩下油门。

我的新车信心十足地吼叫一声，呼的一声超过了白色面包车。当我回到原来的车道，驶在它的前面时，我瞟了一眼开车的人——一个满口坏牙、文身刺眼、面相可憎的家伙——那个模糊的形象随即从我车子的后视镜中消失了。

我感觉良好。这辆莫里斯f型跑车意味着，我再也不用看那些锈迹斑斑的白色面包车，再也不用看坐在车里的驾驶员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抛在了我的身后。我这下可以驾驶着这辆敞篷车，接受人们羡慕的目光了。这时前面出现了红灯，面包车在我的旁边停了下来。

上帝，我心里想。道路纠纷。

“你这个白痴小杂种，”他对着我叫骂，放下了车窗玻璃，露出一张可憎的面孔，就像一个漂浮在啤酒杯中大汉堡包。“下来推车吧。”

他开走了以后，我愣愣地对着绿灯发抖，不知道刚才应该怎样回敬他。

男人与男孩（5）

如果我下去，伙计，我会对他大吼，会把你那辆破面包车推到你那文过身的背上去！如果我推这辆车，伙计——刚才叫他伙计才好呢——我还是会比你跑得快的。你这个腆着啤酒肚的白痴！你这个胖杂种！

我看见自己很好地控制了情绪，然后发动了车子。车轮发出了一阵尖叫，我的脸上闪过一丝激人发怒的冷笑。不过，实际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只是坐在车里发抖，发呆，直到我后面的车子开始鸣喇叭，而开车的人则吼叫着，说是绿灯了。

于是，我开动了车子，心里想着我父亲遇到类似情况会如何对付。

他肯定不会坐在车里一言不发。他不会浪费时间去斟酌，以便想出家奥斯卡？王尔德式的言辞来回敬对方。

我父亲会径直跳下莫里斯f型跑车，几拳打得那个开面包车的人两眼直冒金星。他真的会那样干。

给你说实话，这并不是说我爸爸喜欢时髦跑车。他认为跑车是给赶时髦的人开的。

我爸爸开着那种白色面包车时感到更自在。

在购买莫里斯f型跑车这件事情上，吉娜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解态度。甚至在我开始觉得购车的想法有点儿愚蠢时，她也鼓励我回到展示室去与那位推销员谈一谈。

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购买跑车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举动。它的后车箱还没有超市里用的推车大。我们真的不需要两辆汽车。在伦敦，14岁的小混混们肩上挂着金属片，袜子里插着小刀子，而软顶篷车正是他们眼中钉。可是，吉娜根本不考虑这些。

她要我买下这辆汽车，要我不再觉得因为自己过了30岁，青春年华便不复存在了。她说我那是在故作伤感，但是接着却笑了起来，然后伸手抱着我，轻轻地搂了搂，好像要把某种信念装进我的脑子里。好机会。

在过去七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连好一点的二手车都买不起。事实上，我们甚至连陈旧不堪的二手车也买不起。我们买的第一辆破车没用多久也被卖掉了。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为每次收到账单而心里犯愁了。我的工作终于有了眉目。

我是电视节目《马迪？曼访谈》的制片人，那一档深夜谈话节目每逢星期六播出。在那之前，我曾经是广播谈话节目《马迪？曼访谈》的制作人。那个节目当时在地方电台上播出，全国大部分听众根本没有听说过它的疯狂的杂种主持人的任何情况。现在回想起来，那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我们把一档无预算的广播谈话节目变成了低预算的电视访谈节目。二者之间的区别小得令人感到吃惊。但是，跨过那条分界线就足以使马迪？曼成为明星人物。

如果你和他一起走进餐馆，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停止吃喝，停止交谈，以便能够一睹他的丰采。在几年前，姑娘们即使戴上外科手套也不会碰他，而现在却把他奉为爱神。他即使在没干什么特别的事情时也频频出镜。马迪的名气如日中天，他为人不错，对我多有提携。

那些评论家们——至少是那些欣赏他的评论家们——称马迪童心未泯，认为他心不设防，语言坦白，直觉良好。在他们看来，他往往能提出其他节目主持人觉得最好不提、甚至最好不想的那种问题。这种看法千真万确——马迪的头脑里根本没有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斟酌言辞的过程。而且，他的答案随口就来，甚至在他该被大打嘴巴时也是如此。

不喜欢马迪的评论家们也称他童心未泯，认为他自私自利，头脑简单，不讲情面。但是，马迪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童心。有时候，我观看我们的儿子帕特摆弄那些星球大战的塑料小玩具，几个小时都安安静静的。那才叫童心未泯。马迪的注意力根本不可能维持那么久。马迪根本没有什么童心。他只是发育不全。

我和马迪是在一家地方电台工作时认识的。那里的员工处于要么提升，要么走人的状态。电台设在一幢荒废的小楼之内，里面充满了已经变质的雄心壮志和刺鼻难闻的烟草雾气。大多数打进电话来的固定听众要么感到非常孤独，要么处于发疯的边缘。然而，我总是有点儿怀念那个地方。因为我是在那里认识吉娜的。

电台总是不顾一切地争取邀请更多的嘉宾。由于某种原因，想到我们那里去挣钱的人从来都不多，支票上面填写的数额太小，肉眼几乎难以看见。所以，我们在预约登记方面常常有临时凑合的做法。 电子站

男人与男孩（6）

例如，当最初几家日本银行开始倒闭时，我们约来探讨这方面情况的人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报道金融新闻的记者，而是在电台对面的一家学院中讲授日语的教授。

还好，总算请到了一位教日语的。可是，如同别的语言教师一样，他也热爱自己所教语言的那个国家。要讨论亚洲老虎是如何变成被阉割的小猫这个问题，谁是更好的人选呢？当然，或许大有人在。但是，他是我们当时能够请到最佳人选。但是，他最终却没有来。

似乎是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表示同情，那位日语教授在预定到场那天早上阑尾破裂。我们临时把他的得意门生吉娜从学校请来作为替身。

身材修长、魅力四射的吉娜。她讲一口流利的日语，看上去颇像一位日本文化方面的专家，那修长的双腿使我想入非非了好几个星期。我把她带进播音室，根本没有勇气和她交谈，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目光。她容貌漂亮，举止迷人，脑袋聪明。但是，最重要的是，她与我根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

后来，播音室的红灯亮了，问题来了。不，或者说，根本没有问题。吉娜由于过分紧张突然呆了。她说不出话来。

刚才见面时，我以为她是无法接近的。然而，当我看着她结结巴巴，汗流浃背，东拉西扯地讲述日本经济衰退的经过时，她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了。而且，我意识到自己有了机会。可能是非常渺茫的机会。或许，是一个在火热的地狱中滚雪球的机会。但是，总算是一个机会。

我也确切地知道她的感觉。自己面对那盏红灯时也总是有同样的遭遇。我面对话筒或照相机时从来都不自在，甚至今天想到那样的经历仍然会使我出一身冷汗。

当节目播完，马迪把她从苦难中释放出来时，我向她表示同情也不是什么难事。她心情不错，对刚才的紧张状态付之一笑，并且赌咒说她的播音经历就此结束。

我的心一沉。

我想——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见面？

吉娜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对自己的美貌并不张扬。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但是对此却不怎么在意。应该说，她认为，那是她身上最平常一面。然而，如果你在街上见到我，你是不会多看一眼的。像我这样相貌平平的人绝对不会像吉娜那样不把美丽当一回事。

她请我到索戈去吃寿司。索戈是皮卡迪利大街上最大的日本百货商场，那里的员工都认识她。她用日语同他们交谈，他们叫她“吉娜…桑”。

“吉娜…桑是什么意思？”我问她。

“不好确切地翻译，”她笑着说，“含有‘尊敬的吉娜’的意思。”

尊敬的吉娜。她从小就喜欢日本文化，上大学之前就已在日本生活一年，在京都教英语。她称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并且计划重访日本。东京的一家美国银行招她去那里工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她。我心里祈祷自己能够让她留下。

我对日本知之甚少，搜索枯肠，总算想起了三岛由纪夫。她却以不屑的口气将他称为右翼读者喜欢的小说家。“你知道，日本文化不仅仅是生鱼片和剖腹自杀。”她告诉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日本，就应该读一读川端康成的作品。她说，如果我需要，她可以借几本给我。我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并且立刻抓住了。

我们见面喝一杯时，她带来了一本叫《雪国》的书。我一回家就翻开读了起来——写的是腻烦的花花公子在山林休假胜地与在劫难逃的艺妓坠入爱河的故事，实际上相当不错——心里想着吉娜的眼睛，想着她的长腿，想着她微笑时靓丽的脸庞。

她在她的公寓里做晚饭。我在进去之前得先脱掉鞋子。我们在用餐时讨论日本文化——应该说，吉娜给我讲日本文化。在叫出租车回家之前，我一直洗耳恭听，使用筷子的手不听使唤，把日式烤鸡肉碎片弄得满地毯都是。后来，我们在地板——或者按吉娜的说法，在被子——上做爱。

黑屋吊影（1）

1

1996年4月8日（星期一）

若皅慎二垂下握蓝铅笔的手，轻轻打个哈欠。

窗帘卷起了，阳光从总务室东窗射进来，在桌上形成小亮斑。笔盒里的圆珠笔、图章、确认文件真伪用的放大镜，以及两脚规等文具上面，细微的光粒子闪闪发亮。

纵目窗外，京都的天空一碧如洗，处处是如画笔淡抹的薄云。

若皅深吸一口早晨的清爽空气，又伏案工作起来。他桌上是堆积如山的死亡保险金申领文件。

四十八岁的木工，因吐血入院，被宣布为胃癌；六十岁的公司干部，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昏倒，被发现是脑肿瘤；今年才参加过成人仪式的大学生，驾车出游速度太快，转弯不及猛撞电线杆……

若皅面对的是未谋面者的死亡。一大早就干这种事，难得有好心情。

他进入公司已五年，原先分配在总社的外国债券投资课。因为那时占据脑袋的尽是美元的长期利率或汇率之类经济上的事，与其说是进入了保险业，毋宁说是模糊地觉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