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