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为什么执行枪杀的是托马斯呢？又为什么托马斯一心要把特丽莎与那些人一起杀掉呢？
因为他是送特丽莎加入她们一伙的人。这就是这个梦所告诉托马斯的，而特丽莎自己所不能告诉他的。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是，他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她老是梦见三个连续的场景：首先是猫儿的狂暴，预示着她生活中的苦难；接着是幻想中多样无穷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时，耻辱已变成了一种永恒状态。
这些梦无法译解，然而给托马斯带来了如此明白无误的谴责，他的反应只能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地抚摸着她的手。
梦是意味深长的，同时又是美的。这一点看来被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漏掉了。梦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行为（如果你愿意，也可视之为密码交流）；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一种幻想游戏，一种本身有价值的游演算我们的梦证明，想象——梦见那些不曾发生的事。是人类的最深层需要。这里存在着危险。如果这些梦境不美，它们就会很快被忘记。特丽莎老是返回她的梦境，脑海里老是旧梦重温，最后把它们变成了铭刻。而托马斯就在特丽莎的梦呓下生活，这梦呓是她梦的残忍之美所放射出来的催眠迷咒。
“亲爱的特丽莎，甜美的特丽莎，我正在失去你吗？”有一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说，“每一夜你都梦见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别这个世界……”那是在白天，理智与意志又回来了。一滴红色的葡萄酒馒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无办法，托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对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望着他，眼里充满了爱，但是她害怕即将到来的黑夜，害怕那些梦。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与黑夜在抗争。
不论谁，如果目标是“上进”，那么某一天他一定会晕眩。怎么晕法？是害怕掉下去吗？当了望台有了防晕的扶栏之后，我们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这种晕眩是另一种东西，它是来自我们身下空洞世界的声音，引诱着我们，逗弄着我们；它是一种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这种可怕的欲望，我们保护着自己，那些裸体女人围着游泳池行进，那些棺材里的尸体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经逃离，但这个世界神秘地召唤她回来。这些就是她的晕眩：她听了一种甜美的（几乎是欢快的）呼唤，重新宣读了她的命运和灵魂，听到了没有灵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唤她。虚弱的时候，她打算响应这一召唤，回到母亲那里去；打算驱散她身体甲板上灵魂的水手们；打算趋就到母亲的朋友们中间去，当有人放响屁时跟着笑；还打算和她们一起围着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确，直到特丽莎离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亲。可我们也不要忘记，她同时没有一天不是爱她的。只要母亲用一种爱的声音说话，她愿意为母亲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气离开母亲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从未听到那种声音。
特丽莎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专横对女儿不再起作用时，便开始给她写一些发牢骚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体以及孩子，并让特丽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亲人。特丽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终于听到了母亲爱她的声音，她想回到母亲身边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眼下感到如此虚弱，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这暴露了她的无能，这种无能总是导向晕眩，导向不可战胜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她身患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消息变成了她对托马斯不忠的绝望反叛。她自责地对自己说，她为了一个男人背叛了母亲，可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愿意忘记母亲对她施及的一切磨难。她现在已能设身处地对母亲有所理解；她们置身于同样的处境：母亲爱她的继父，正如她爱托马斯，而继父用不忠的行为来折磨母亲，正如托马斯用同样的方式来伤害她。造成母亲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丽莎告诉托马斯她母亲病了，她要花一个星期去看她。她的声音里充满恶意。
托马斯反对她去，感觉到她回到母亲那儿去的真正动因不过是晕眩。他给那个小镇的医院挂了个电话，查找全镇关于癌症的详细记载，不难发现特丽莎的母亲根本没有癌症的怀疑，甚至一年多来从未看过病，特丽莎顺从托马斯没有去探视母亲。可几个小时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伤了膝盖。她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
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地耐心把她扶起来。
“我想与你在我的画室里做爱。那儿象一个围满了人群的舞台，观众不许靠近我们，但他们不得不注视着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景观对特丽莎来说已失去了初始的残酷，甚至开始使她有些兴奋。她与托马斯做爱，总是小声地向他叨念那些细节。
随后，她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马斯的不忠而不去责怪：他只须带着她，带着她去与情妇幽会！她的身体也许又会成为她们中间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体将成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另一个自我。“我会为你去给她们脱衣服的，给她们洗澡，然后把她们带给你……”他们紧紧楼抱在了起时，她总是如此低语。她期望着他们两人融合成一个两性人，其他女人的身体将成为他们的玩物。
呵，成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个自我！托马斯根本不愿理解这一点，特丽莎却无法摆脱它。她试图培养自己与萨宾娜的友谊，开始主动为萨宾娜照相什么的。特丽莎应邀去萨宾娜的画室，终于看到了这间宽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宽，讲台一样的床。萨宾娜把斜靠着墙的画展示给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没到这里来过。”她甚至搬出她在学校时画的一张旧画：正在建设中的炼钢厂。那时是最严格的现实主义教育时期（据说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以当时争强好胜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师还“严格”，作画时隐藏了一一切笔触，画得几乎象彩色照片。
“这张画，我偶然滴了一点红色颜料在上面。开始我叫苦不迭，后来倒欣赏起它来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来象一道裂缝。它把这个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关合的陈旧景幕，景幕上画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开始来玩味这士道裂缝，把它涂满，老想着在那后面该看见什么。这就开始了我第一个时期的画，我称它为’在景物之后’。当然，我不能把这些画给任何人看，我会被美术学院踢出来的。那些画，表面上总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缝的景幕后面，隐藏着不同的东西，神秘而又抽象的东西。”停了一下，她又说：“表面的东西是明白无误的谎言，下面却是神秘莫测的真理。”特丽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在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她开始领悟萨宾娜的作品，过去的和现在的，的确在处理着同一观念，融会着两种主题，两个世界。它们正如常言所说，都有双重暴光。一张风景画同时又显现出一盏老式台灯的灯光。一种由苹果、坚果以及一小梯缀满烛光的圣诞树所组合的田园宁静生活，却透现出一只撕破画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对萨宾娜的倾慕之情，因为萨宾娜把她当一个朋友。她的倾慕使畏怯和猜疑缓解了，变成了友谊。
她几乎忘记了自已是来拍照的。萨宾娜不得不提醒她。特丽莎终于把视线从那些画上移开，投向那张摆在房子中央的、讲台一样的床。
床的旁边是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人头模型，那种理发师们用来放假发的头型。萨宾娜的假发架上没有假发，倒套着一顶圆顶礼帽。“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说。
这是一种黑黑的、硬硬的圆顶礼帽——特丽莎只在电影里见过，就是卓别林戴的那种。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来打量了一阵，说：“愿意让我拍一张你戴着它的照片吗？”这个主意让萨宾娜笑了好久。特丽莎把礼帽放下，拿起照相机开始拍。
约摸拍了一个小时，她突然问：“照点裸体的怎么样？”“裸体照？”萨宾娜笑了。“是的，”特丽莎更大胆地重复她的建议，“裸体的。”“那得喝酒。”萨宾娜把酒瓶打开了。
特丽莎感到自己的身体虚弱起来，也突然结结巴巴起来。萨宾娜端着酒走来定去，谈起了她爷爷，一个小城市的市长。萨宾娜从未见过他，他所留下的东西就是这顶礼帽以及一张与那小城里的显贵们站在高台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们站在台上干什么，也许他们在主持某个仪式，为某个重要人物的纪念碑揭幕，那个人或许也曾戴过一顶圆顶扎帽出席过某个公众仪式。
萨宾娜不断地讲礼帽，讲她爷爷，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说：“我马上就转来。”说完闪进了浴室。
她穿着浴衣走了出来，待特丽莎举起相机选择镜头，她把浴衣打开来。
这部照相机既是特丽莎观察托马斯的情人的机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块面纱。
萨宾娜花了点时间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脱掉，这时才发现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预计的要尴尬得多。又花了几分钟摆弄姿态，她向特丽莎走去，说：“现在该我给你拍了。脱！”萨宾娜多次从托马斯那里听到命令：“脱！”这已深深刻记在她的记忆里。现在，托马斯的情人对托乌斯的妻子发出了托马斯的命令，两个女人被这同一个有魔力的字连在一起了。这就是托马斯的方式，不是去抚摸对方，向对方献媚，或是恳求对方，他是发出命令，使他与一位女人的纯真谈话突然转向性爱，突如其来，出入意外，温和而又坚定，甚至带有权威的口气。而且他还保持着一定距离：那时候他从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这种方式对待特丽莎，尽管说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语，可那是命令，她从未拒绝服从过。现在听到这个命令，她燃起了更为强烈的服从欲望。顺从一个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有的疯野；而从一个来自女人而非男人的这种命令，疯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热。待萨宾娜接过照相机，特丽莎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面前，一副缴了械的样子。的确也是缴了械：她用来遮脸和对准萨宾娜的武器是给缴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马斯情人的怜悯。这个美丽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着身子站在萨宾娜对面的时刻永远不要完结。
我想，萨宾娜也被这奇特的场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异地依顺而胆怯，站在她面前。不过按了两三次快门以后，她几乎被自已的迷醉吓住，为了驱散它，便高声大笑起来。
特丽莎也笑了，两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国的一切罪行都被他们谨慎地掩盖着：一百万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万波兰人的被杀害，以及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鞑靼人的镇压……这些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资料。迟早这一切将被宣布为捏造的事实。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样，全世界的档案库中都留下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照片和电影片。
捷克的摄影专家与摄影记者们都真正认识到，只有他们是最好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连续几天了，特丽莎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说的，入侵并不仅仅是一场悲剧，还是一种仇恨的狂欢，充满着奇怪的欢欣痛快。
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全力精心处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给了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她，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反驳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俄国撒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那是你们不能相信的！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编辑很乐意一位劲冲冲的妇女走进办公室，打断谈话。那女人递给他一个夹子，说：“这是裸体主义者的海滩杰作。”编辑相当敏感，怕这些海滩裸体照片会使一个拍摄坦克的捷克人感到无聊。他把夹子放到桌子远远的另一头，很快对那女人说：“认识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带来了一些精彩的照片。”那女人握了握特丽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说。
特丽莎朝那夹子倾过身子，取出了照片。
编辑差不多在对特丽莎道歉：“当然，这些照片与你的完全不一样。”“不，它们都一样。”特丽莎说。
编辑与那摄影师都不理解她的话，甚至我也很难解释她比较这些裸泳海滩和俄国入侵时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张。上面是一个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个裸体的母亲靠着她的孩子们，巨大的奶头垂下来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样的姿势依靠在另一边，阴茎和阴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欢它们，是吗？”编辑问。
“都是些好照片。”“她给这样的题材震住了。”那女人说，“我一看你，就敢说你一定没有去过裸泳海滩。”“没有。”特丽莎说。
编辑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从哪里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裸体可没有错，”这位女人带着母性的柔情说。“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特丽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亲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情景，还有她自己跑过去拉窗帘以免邻居看到她裸身的母亲。她仍然能听到身后的哈哈大笑。
女摄影师邀特丽莎去杂志社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体时了不起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态！”“在俄国坦克前吻着行人的姑娘？”“是的。你应该是第一流的时髦摄影家，知道吗？你最好首先得当当模特儿，象你这样的人就该碰碰运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夹子照片，给新闻部门看看。当然，要出名还得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可以为你做点事：把你推荐给花卉栏目的主编，他也许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非常谢谢你。”特丽莎真心地说。很明显，坐在对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随后又问自已，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无意象在布拉格那样来闯遍苏黎世，为职业和事业奋斗，为每一幅作品的发表面努力。她也从无出自虚荣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绝对清楚；无论她是多么热衷于拍照，把这种热情转向别的行当也是同样容易的。摄影只是她追求“上进”以及能留在托马斯身边的一种手段。
她说：“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够养活我。我并不需要摄影。”女摄影师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弃这个行当。”是的，关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为托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对于摄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时过境迁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会再要它们了，因为它们不入时。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远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对她来说，不能引起丝毫兴趣。
她说：“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特丽莎说：“比拍仙人球更充实。”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着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为了丈夫生活，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特丽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乐？”特丽莎还在生气，说：“当然，我快乐！”那女人说：“只有一种女人能这么说，这种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你要我怎么办？”“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27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打了一个电话。”“是吗？”“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为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沉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
第三章 误解的词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他觉得不论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对他也是一种耻辱。
他爱这个女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他想在他的生活中为她创造出一块独立的天地，一片纯净的禁区。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部应允下来。这些还不够满足他新产生的旅行癖，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为借口，作为他近来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时间安排很灵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讲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带她见识了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吗？”弗兰茨问。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我见过巴勒莫了。”她说。
“见过？”他语气中露出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台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注意？”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本世纪初，那里住了一位诗人，老得走不动了，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可这位诗人连眼皮都没有抬，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样，有同样的旅馆和汽车，而我的画室总是有新的，不同的种种图像。”弗兰茨有些沮丧。他已经慢慢地习馈了把他用的爱情生活与出国旅行联系起来，说“让我们去巴勒莫吧”，无疑是向她表示性爱的明确信号；而她说“我更喜欢日内瓦”，无异于说：他的情人不再爱他。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她从未使他有丝毫忧虑之理！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正当弗兰茨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把笔放下了，走到另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一句话没说便开了瓶盖倒了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还有点好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意味着她厌倦于把做爱与国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兰茨也喝光了，自然高兴异常。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使这种爱摆脱庸俗的尝试，未能理解他把这种爱与他的婚姻家庭彻底划清界线的企图。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娶了另一个女人的自行惩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与妻子仍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吸入对方身体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可结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知道，象征性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当他躺在妻子旁边，便想起情人会想象他与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当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耻。那就是为什么他总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与情人做爱的床，在空间上要离得越远越好。
他的画家情人给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发，带着难以揣测的冷漠，慢慢脱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无视弗兰茨的存在。她就象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要让全班相信她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着她。
她穿着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个人在屋子里）久久地盯着弗兰茨。
这种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义。所有的情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建立起他们的各种约定，而且互不违反。她刚才盯着他的目光却是约定之外的东西，与平时做爱时的眼光神态毫无共通之处，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调情，纯粹是一种疑惑询问。问题在于，弗兰茨对它问的什么一无所知。
她从裙子里退身出来，拉着他的手带向靠墙的一面大镜子。她没让他的手抽出，以同样的疑问的眼光久久打量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又看他。
镜子旁边放着一个套了顶旧圆顶黑礼帽的假发架子。她弯腰取来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镜子里的形象立即变了：一位身着内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握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和结着领带的男子的手。
他实在无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脱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额外小把戏，或一次偶然的双份赏赐。他微微笑着表示理解和赞同。
他期待情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但她没有，只是拉着他的手，站在那儿盯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事儿开始了，又结束了，他这才开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时间太长了。他温和地用两个手指托起礼帽的帽沿，微笑着从萨宾娜头上取下来，放回到假发架子上，好象他是在抹掉哪个顽皮孩童涂在圣母玛丽亚像上的胡子。
几秒钟过去，她仍然一动不动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弗兰茨温情地俯吻她，再次求她十天后与他一起去巴勒莫。这一次，她明确表示同意。然后，他走了。
他又处于极佳心境。被他一生都诅咒为无趣都市的日内瓦，现在看来也显得漂亮而充满奇遇。他站在街上，回头看了看那画室宽大的窗户。春末的天气很热，所有的窗户都加了百叶天篷。他又朝公园走去，公园的尽头，东正教教堂的金色圆顶朝上竖立，象两颗镀金的炮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悬挂而没有马上倒塌下来。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接着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驶向湖的北岸，回家。
现在就剩萨宾娜自己了。她还是只穿着内衣，回到镜子前，把礼帽又戴上，久久地看着自己，对自己多年来只是为了追寻那失去了的一瞬间而感到惊讶，许多年以前，这顶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画家时兴致盎然。他戴上帽子，从大镜子里去看自己，镜子也象在日内瓦一样是靠着墙的。他想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市长是什么摸样。萨宾娜开始脱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头上。他们都站在镜子面前（每次她脱衣时他们总是站在镜子面前），看着他们自己。她脱掉了内衣，头上仍然戴着帽子，在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他们俩都被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动了。
什么能使他们如此激动？几分钟前她也戴着帽子，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激动与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吗？
是的。他们通过镜子互相观看，最初几秒钟看到的只是一种笑剧场面，突然，笑剧被一种激动所覆盖：圆顶礼帽不再意味着玩笑，而是意昧着强暴，强暴萨宾娜，强暴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她看到自已赤裸的双腿以及从薄薄短裤里隐约透出的阴毛三角区。女式内裤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帮邦的男子礼帽对她的女性魅力给以否决，亵渎，以及嘲弄。托马斯穿戴整齐地站在身边，这一事实意昧着他们俩所看到的已远非某种纯净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后来也会不得不脱衣、戴帽什么的）；而是一种耻辱。她不但没有唾弃它，反而自豪地挑逗池把它玩味个够，玩昧它的全部价值，好象服从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开的强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顾帽子滚到桌下，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
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
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埋葬了父亲质，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财产，她拒绝不顾廉耻去捍卫一己之权利，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难一的遗产。
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
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而带了这又笨又不实用的东西，意昧着她放弃了其它更多实用的东西。
第五，现在她佳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就带着这顶帽子，打开旅馆房门时头上也正戴着它。可有些她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激性欲，仅仅变成了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他们俩都感动了。他们象是第一次做爱，不是一种猥亵的性游戏。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交往的一种继续，不能象以面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
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象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定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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