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1）
从北海到东山，那些人们挖掘出来的苦路曲径上，就只能容纳妖魔鬼怪。他甚至不曾碰到那根白头发。 一九一五年，他曾得到军部颁发的嘉奖令和一笔捕获敌兵的奖金。他一共逮到三个。第一个是在香槟省，他双手高举过头，一撮黄发垂落在一只眼睛前，二十岁，会讲法语。他说——他究竟说了什么？ 别被线绊倒。 另外两个守在一个垂死的同袍身边，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已死的士兵肚子里塞着炮弹的碎片，在刺眼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他们在一辆半烧毁的有篷推车下，戴着绣红边的灰色船形帽，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爬行，那天的阳光很强烈，他们头上的帽子竟未脱落。那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一九一五年的夏末，在某个地方。还有一次，他在不知哪个小村庄的火车站下车，月台上有只狗，对着士兵狂吠。 二一二四号从前是个生性活泼、身体健壮的汉子，他肩膀宽阔结实，由于青少年时代从事些粗重的活儿，他看起来比实际矮一点儿。他年轻时无忧无虑，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曾到新大陆去碰过运气，做过伐木工人，赶过大车，也淘过金。现在，他刚好满三十七岁。别人告诉他，他之所以那么背运，是因为穿了那双倒霉德国大兵的军靴。他一字不疑地完全相信了。他从死去的敌人脚上脱下那双军靴，一方面是因为死人再也用不着，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而在夜间值勤巡逻时，实在需要一双塞着稻草或报纸保暖的靴子。结果在驻扎在一间学校的时候，他们却说他蓄意毁伤自己的肢体，判了他自残的罪名。还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一群士兵闹出一些事情。那次算他倒霉，他没话说。可是说他自残，他不承认。他被褒扬过，一向都很努力地做个好士兵。现在横祸从天而降，他实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他是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他的宽肩绷得紧紧的，身体前倾，在那些沾满泥巴脸孔的注视下，踏着战壕里的雪水和泥泞往前走。 第二个编号为四七七，这个双手被绳子反绑在后的士兵，也是从塞纳河另一个征兵处调来的。他胸前还戴着一块刻有这个号码的铭牌，可是其他的个人物件和证章都被搜走了。现在他外衣和军呢大衣的口袋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就跟其他四个兵士一样。他在刚走进战壕时摔了一跤，衣服全部被雪水浸湿，现在包在身上，冷彻心骨，可是这一跤跌得是福是祸也很难说。过去几天来，他左臂痛得让他坐立难安，现在透身的寒冷不但麻木了他的身体，而且让他的精神得到片刻的纾解，把无可名状的惧怕暂时埋在心底。他不知道他究竟朝着什么走去，但是隐隐约约感到他正走向一段梦魇的尽头。 在噩梦开始前，他还当过下士。他本来是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最厌恶任何职衔名称，可是，他们那组的大兵非要他当不可。他坚信将来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平等自由。他入伍以前是个焊接工，跟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黎郊外的巴尼厄镇。他脑袋里装满了一堆跟世上所有工人相关的谚语俗语，全是描写他们的美好远景。他可以倒背如流，因为这些句子已经跟着他三十年了。他父亲也一样，他那喜欢对他讲述好时光的父亲，把这些俗语谚语也背得滚瓜烂熟。 他一直都知道，在他父亲遗传自他祖父、而他又遗传自他父亲的血缘中，已存在了这样的观念： 穷人用双手制造大炮，然后有钱人做军火买卖，要穷人自相残杀。他想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所以走到任何地方，不管是营地、谷仓、小村庄的咖啡馆，他都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咖啡馆的老板娘点起了石油灯，讲到村里的警察来请他回家。警察说，他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但要他们理智一点，该回家时就应该回家。他口才不算好，解释得也不够清楚。他的听众们生活在苦难和赤贫中，平时惟一的慰藉就是杯中物。酒让他们消愁，使得他们眼神迷茫涣散，头脑模糊。所以，他就更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了。 圣诞节的前几天，他站岗的时候，听说了某些人做了某些事的传闻。他立即把枪上了子弹，连看也没看，想也没想，飞快朝自己的左手射了一枪，他当时只想跟那些人作伴。在那间他被定罪的学校教室里，因同样罪名受审的一共有二十八人。他很高兴，甚至感到骄傲，居然有二十八个“同志”。虽然他再也见不到这一天了，因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生命中的夕阳，但他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还有那些“传教士”，没有人会愿意再为任何事情拿起武器。至少他是这样相信的。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一种非常淡的蓝色，布满稀稀疏疏的小红点，像所有的焊接工人一样。 第三个人来自多尔多涅省，胸前识别证牌上的编号是一八一八。当他拿到这个号码时，摇着头显出一种困惑的神情。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每次分配到的餐厅或宿舍的橱柜号码都是十八，从无例外。从他开始会走路起，就拖着沉重的脚步。现在穿过战争的泥泞以后，他的脚步越发沉重了，人也变得更有耐心，更顽强了。他也是把枪上了子弹，然后朝自己右手射了一枪，因为他是个左撇子。跟四七七号不同的是，他开枪时没把眼睛闭上。他不但没闭上眼睛，而且像做其他事一样，全神贯注地执行了这个任务。没人了解他那超越现实、全神贯注的眼光，那是孤独者的眼神。长久以来，他独自进行一场私人的、无人参与的战争。 手机小说阅读 m.hrsxb 想看书来华人小说吧
星期六晚上（2）
别被线绊倒。 一八一八号毫无疑问是五个士兵中最勇敢、也最令人生畏的一个。在两年半的军旅生涯中，他没有一次提到自己的生平，也没给别人任何机会问到关于他的事情。数年前，一个八月的早晨，他从自己的农场上被人拉去充军，塞在一列火车里，从此命运未卜。他什么都不明白，只知道如果想活着回来，他就得好好地守住自己这条命。有一次，他勒死了一个连上的军官，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叫瓦伏尔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向敌军发动攻势。他用膝盖顶着那军官的胸膛，双手紧勒他脖子。把军官勒死后，他捡起枪来，在枪林弹雨的火线攻击中，弓身飞奔而逃。就这么简单。 他有个妻子，跟他一样，也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比他小九个月。他俩远隔千里后，他心头常浮现她细嫩光滑的皮肤。回忆带给他的痛楚，就好像在睡梦中被人撕裂一般。他常常想起她皮肤上的汗珠，跟他并肩劳动了一整天后的汗珠。还有她那双手。他妻子的手粗硬皲裂，像男人的手一样。农忙的时候，他们曾经同时雇用三个短工，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卖力。但是现在所有的男人都充军了，他那二十一岁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农场，独立支撑下去。 他还有个小男孩，是第一次休假探亲时留下来的种。因为儿子的出生，他又获准了第二次探亲假。现在，儿子已经会摇摇晃晃地从这把椅子走到那把椅子。小家伙跟他一样强壮，同时有着他母亲那样细嫩光滑的皮肤。他们为他取名为巴狄斯坦。两年半内，他就休了这么两次假。第三次他是偷跑回去的，但是只走到巴黎的东站，身上没有合法文件，是不可能跑远的。但是他妻子，虽然既不太会读也不会太写，却能在千里外体会出他的心意，做了应有的准备。为此，他流下了生平第一次眼泪。他从来没哭过，至少从他有记忆开始就如此。他记忆深处有棵梧桐树，还有梧桐树的气味。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很可能从此以后都不会再哭。 在这五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里，一八一八号是惟一还相信运气的人。他总觉得他们不会被枪毙。他想，如果他们真要被枪毙的话，大可不用花这么多力气，把他们押送到另外一个战线，而且一直送到第一线。他们被起诉、审判的法庭设在索姆战区的一个村庄里。出发的时候，他们一共十五个人，全是犯了无可减轻罪行的人。然后剩下十个，最后剩下五个。在每个歇脚处，就有些人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他们先坐了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又换了另一列，然后再换乘不同的卡车。他们先是往南走，然后朝西走，接着又向北走。到最后只剩下他们五个时，就改以步行在某条路上，由一队心不甘情不愿的龙骑兵押送。那些人给了他们清水、饼干，在一个已变成废墟的村庄里给他们换了绷带。他实在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 白茫茫的天空一望无际，炮火声都安静下来了。天气极度寒冷，除了这条被战争摧残得坑坑洼洼的无名乡村小道以外，大地万物都被覆埋在雪下，就像孚日山脉的冬天一样。可是这里不像孚日山脉，连座山的影子都看不见。这里不像阿贡恩一带，不是沟壑就是山脊，大可把人累死。他用那双乡下人的手挖起的一捧泥土，既不是香槟省的，也不属于马斯省。这捧泥土是他在理智上拒绝去承认的其他东西，直到走在他后面的人，不小心把一粒制服上的旧纽扣踢到他脚边时，他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们又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了，在阿尔图瓦区和皮卡第区的交界处，一大堆纽芬兰的士兵在此牺牲。在他们被带到远处、离开这里的七十二小时内，下了一场大雪，跟他一样沉重、静默、耐心的雪，封盖了大地，掩埋了田野上原有的裂痕、烧毁的农舍、干枯的苹果树干和散落在各处的军需补品。 别被线绊倒。 在战壕行进队伍中跟在他身后，五个士兵中的第四个，没有头盔，没有识别证，没有军团号码，没有口袋，没有家人的照片，没有基督徒的十字架、犹太教徒的大卫星、###教徒的新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燃起他生存的欲望。这个编号七三二八的士兵来自罗纳河口区的某个征兵处，生在马赛一个叫做“五月美人”的意大利移民区，名叫“安琪”。根据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意见，不管是在他生命二十六年中的哪一时期认识他，都一致认为天下没有一个比他再谬误不过的名字了。 事实上，他几乎像天使一般漂亮，而且让女人倾心，甚至包括贞德的淑女。安琪细腰长身，乌黑的眼珠比夜晚还要深沉神秘，颊上两个酒窝，下巴上还有一个小旋涡，鼻子高直挺拔，足以让他在伙伴面前趾高气扬，炫耀那句流行在军营中的俗语：“大鼻子，大酒虫”，加上浓密的头发，王子式的八字髭，轻柔的口音，满脸的浓情蜜意。但是，那些领教过他口蜜腹剑的人都知道，他阴险狠毒，锱铢必较，偷窃告密，胆小如鼠，信口开河，冷箭伤人，一毛不拔，厚颜无耻。此外，他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自认是前线弟兄中最悲惨可怜的人。 问题是，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许多其他士兵，所以对此事也无法确定。 从头到尾，七三二八号在前线只不过待了三个月整，就是刚过去的这三个月。入伍前，他在某个管训营里服刑。不过，他在管训营里学到的是，如何从标签和年份辨认红酒的好坏，如何转移守卫的注意力，让他把脾气发在其他服刑人身上。在此之前，他被关在马赛的圣皮埃尔监狱中。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号，当所有的人都因为战争而处在疯狂状态下，他却因为某个争风吃醋的桃色纠纷，被判刑五年，锒铛入狱。按照他自己的两种说法，这全视其听众是男是女而定，他的行动或是“为了维护爱情”，或是“为了维护荣誉”。其实，根本是两个皮条客之间的无谓争端而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星期六晚上（3）
当他在监狱中度过第三个夏天时，为了支援前线，军部已经征调了任何一个还走得动的男人。他自然也成为目标之一，国家让他在从军和服刑中选择一样。他选择了从军。他跟其他头脑少了根筋的犯人们一致同意，这场战争再拖也不会超过几个星期。法国军队或者英国军队一定会在某地溃败，然后圣诞节前大家就可以自由了。结果是，他先是在埃纳省受了两个星期的苦，东躲西藏地找地方隐蔽，设法避开敌人重炮弹的袭击。接着，在弗勒里、寿府林和限椒山几个地方，他度过了五十天悲惨得无以复加的时光。这五十天中每一分一秒的恐怖凄厉，简直笔墨难书。不管是先在都奥蒙还是后在凡尔登的战役，双方的兵士都好像掉进陷阱里的老鼠，在遍野尸体的阴冷甬道中，狂奔乱窜，不知道结局如何。 但是，他对庇护众生（包括他这样的流氓在内）的圣母永远心存感谢。至少，他不是第一批被送到前线、让敌人炸得开膛破肚的敢死队。此外，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经过这场阵仗以后，世间和地狱的一切苦难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但他也愚蠢得可以，居然认为人性的残酷是有限度的。他没有想到，人性中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他们永远都能想出更残酷的花招，而且乐此不疲。 去年十二月，他们名义上歇息了六天。在这六天所谓的休养中，他只要听到刀叉掉在地上的声音，都会被吓得心惊肉跳，魂不附体。这还不说，军方为了重整部队士气，不断地用繁琐的劳务对他们进行疲劳轰炸。六天后，安琪带着他的杂物细软，随着队上一群被吓得像奶娃一样的士兵，移驻到索姆区的河边。那里在几个星期前刚展开过一场杀戮，两岸的弹壳堆积如小山。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静状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场你死我活的死战，一场不计代价、一战定天下的全面性攻击，即将展开。这个消息，他们是从随军炊事员那儿听来的。炊事员则是听那个心中藏不住任何事的传递员说的。传递员是听那个向来不信口开河的军官说的。军官是听上校说的。上校呢？他是在将军和夫人的结婚纪念舞会上听来的。 安琪虽然是马赛一个卑鄙的皮条客，一个在街上混大的无赖，一个卑贱得连狗身上的虱子都不如的可怜虫，可是连他也看得出来，向敌人进攻的可能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敌人的反攻。换句话说，大家继续互相残杀。虽然比别人迟了一步，可是他终究想通了，这场战争是打不完的，因为任何一方都没办法再打倒对方。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大家全都把军械武器丢到最近的一个垃圾场上，然后用牙签来决胜负。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用猜硬币的正反面来定输赢。那个走在他前面的倒霉鬼，就是排在这支凄凉队伍中的第二个，绰号“六分钱”的下士，曾经在他们之前败诉的审判会上侃侃而谈，详述进攻和反攻的必要性，与各个坟场爆满的可悲。他胆大包天，居然对庭上那些高高在上的将领表示： 两年以来，无数的士兵葬身前线。如果这些人早就解甲归田，让战壕空空如也的话，现在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你们不明白，参谋部的地图上画满了两年来的屠杀战场，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一无所获。”那个下士的头脑可能没外表那么聪明，因为他到头来也落了一个被枪毙的下场。但是他说得一点不错，有谁能反驳呢？至少，安琪自己就无话可答。 他分别给他的营长和罗纳河口区的议员写过两封文情并茂的陈情书，请求他们让他回到温暖的圣皮埃尔监狱。两封信中有着一模一样的拼字错误，而且都是用紫色铅笔蘸着一杯脏水写的。他不想用口水，因为他最痛恨把嘴唇沾得青紫青紫的；他也不能用泪水，因为眼泪早就流干了。两次陈情不果后，虽然过去几个月的生活已经把他搞得脸色苍白，神情黯淡，但他又绞尽脑汁，找到一些投机取巧、自我虐待的计谋，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以便早日被归入病号一类。 就在圣诞节前十天的清晨，他梦想着能得到自由时，他喝得头昏脑涨，怀着满肚子的牢骚，说动了一个比他还愚蠢的家伙，两人准备互相在对方手上射一枪。这还不够，他们居然决定互射右手，因为他们一致同意，不可置信的事才最容易让人相信。那个蠢蛋是安茹省的一个小文员，他要提早回家的理由是要抓他老婆的奸。如此决定以后，他们就跑到一个马厩里去办事。马厩里的马匹就跟这些士兵一样，虽然处在离前线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但是只要隐隐约约地感到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吓得发疯。这两个人，惶惶惑惑，犹犹豫豫，互相讲着一些不着边际的安慰话。七三二八号的安琪在最后一秒钟，失去了实现对彼此承诺的勇气，飞快地把右手从对方的枪口前抽开，然后闭上了眼睛。但他还是开了枪。现在，他无名指少了两节，中指少了一部分。至于另外那个倒霉的可怜虫，荒诞的日子从此告终。他整张脸孔被炸开了花，那些被吓破胆的马听到枪声后，狂奔乱窜，把他踩了个稀烂。 现在，他走在泥泞里，服从命运的安排，成为五个罪犯中的第四个，拖着脚步，一直来到这里，穿越雪中曲折纵横的路径，等待着恶运的来临。可是，他已经走了太久的路，累得无法再为自己辩解。他只想睡觉。他知道，当他被绑在法场的柱子上，眼睛被蒙起来时，一定会立刻睡着，因而无法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如何结束的。他脑海中像连环画般展开一连串的影像： 从安茹省来的那家伙、火、水、土、雪、泥巴、战壕，战壕的泥巴。他低着头，在战壕的泥泞中一跛一跛地，走向远处黄昏的余晖。他受够了。
星期六晚上（4）
别被线绊倒。 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士兵，差五个月才满二十岁，可是在战场上的时间，却比他前面那个歪歪倒倒的可怜虫要长。由于想像力丰富，他比战场上其他的士兵担了更多的心，受了更多的怕。 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怕战争，怕死亡。但是他也怕风，风会带来毒气瓦斯。他怕半夜划过空中的火花，他怕自己在惊吓中失去理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他怕自己阵营里的大炮，也怕自己的步枪。他怕听见鱼雷的声音。他怕地雷爆炸，吞没整个小组的人。他怕扎营处涌来大水把大家都淹死，山崩把大家都活埋。他怕失群的山鸟飞过眼前时投下的阴影。他怕每次做噩梦时梦到被人开膛破肚，开一面，不要再追究这件事。可是，中士一个字也不想听。他带着顽固的奥佛涅省口音，眼中闪着暴怒的泪光：“闭嘴！他妈的！你们都给我闭嘴。如果我放手不管，我还算什么？你们说？如果每个人都学这个浑蛋的话，这国家还有谁来防卫？还有谁来防卫？” “矢车菊”第二次上战时法庭受审，这次是兵团里的。法庭告诉他，大家都已经为他尽了力，他应该感到非常幸运，因为如果最高军事法庭没被取消的话，他此时此刻就应该被就地枪毙。面善心冷的法庭特派专员指派了一个炮兵队上尉、原勒瓦罗地区的律师，为他和另外三个年龄跟他差不多的小伙子辩护。炮兵队上尉已经有一个儿子为国捐躯，他大声疾呼应该到此为止。庭上听了他为三个人辩护，可是拒绝听第四个。他们不愿意听他为一个一心要偷生的怯懦惯犯辩护。这样一个坏家伙的所作所为，一定会把全连的新战士都带坏。没有一个审判官愿意连署为他请求特赦。
星期六晚上（5）
当苦难大到不可承当之时，人往往麻木地跟在苦难后面，走向死亡。自从被死刑的宣判当头一击后，他躺在运送牲畜的卡车里，跟另外十四个人被送往未明的目的地，在黑暗中，“矢车菊”心中不知什么东西缓缓地被刺破了，就好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脓肿一样。从那个时候起，除了偶尔失常的惊跳以外，他对生命周遭发生的事情，已经失去了知觉，战争、少了手指和手掌的残废手臂、经过战壕时众人的沉默，以及避开他的眼光。他们不忍看他眼中顺从、信任、受尽折磨的神情，更不忍看到他脸上疯孩子般的僵硬笑容。 这五个步向死亡的士兵中的最后一个，黑发蓝眼，笑容古怪，双颊肮脏，脸上几乎没有胡子。他占了年轻的便宜，在淹了水的壕沟里行进，不像其他人那么困难。相反地，他每踩进烂泥一步，就感到一种兽性的愉悦，寒气往脸上吹，耳中响着很久以前的嬉笑声和喊叫声： 放学后，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小湖和大海中的沙丘路上。那年冬天非常奇特，到处都在下雪。他知道他的狗儿奇奇会迎着黄昏的余晖，跑来迎接他。他感到肚子饿，想吃一块涂了蜂蜜的面包和一大碗热热的巧克力。 有人在说，别被线绊倒。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 玛蒂尔德不知道玛奈克在童年的喧闹声中，能否听到她，那时她十二岁……，十五岁……搂着他一起跳进大海中嬉戏时的滚滚浪潮。一个四月的下午，他们第一次做爱，她十六岁。他们立下山盟海誓，要在战争结束后他返乡时结婚。当别人告诉她玛奈克已不在世间时，她十七岁。她为此哭了很久，因为女人是绝望的化身。但她也没有哭得太久，因为女人并不轻易放弃。 剩下的是那条线，快要断的地方用各种不同的东西修补衔接着，顺着每条壕沟、每个冬天，顺着每条战壕的上边、下边延伸下去，穿过每一条战线，一直延伸到某阴暗处的某个无名上尉那里，只等着他发出刑事命令。玛蒂尔德抓住了线，她不放手。这条线带着她到了玛奈克没再回来过的迷宫里。当线的某处断了，她又把它接起来，她永不气馁。时间过得越久，她的信心越坚定，对这件事也越关注。再说，玛蒂尔德生性乐观。她告诉自己，如果这条线不能把她领到情人身边，那也好吧。至少，她可以用它来上吊。
‘黄昏宾果’（1）
他因疾病变得衰弱无力，语调平板地讲述这些。当然，他使用不同的字眼。他不能在这位玛蒂尔德小姐面前讲些粗话，但是她能听出话中的弦外之音： 他一直是个运气不好的人。 他看了玛蒂尔德一眼，眼神中有着骄傲之色，还特别加了两句，让玛蒂尔德不要误会。他告诉玛蒂尔德，他生病以前是个高大强壮、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拿出从前的照片给玛蒂尔德看，照片上的人的确潇洒英俊。 然后，他流下了两行泪。他并没有把眼泪擦掉，说：“请原谅。我一直到最近才知道你的情况。‘矢车菊’没有告诉我，虽然他跟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有关你的事。” 玛蒂尔德想她应该在这时候叹口气，打断这种不必要的同情。她叹了一口气。 他仍然继续：“你一定吃够了苦头。” 他离她至少有一公尺远，她的手臂不够长，没办法摇他两下。她也忍住没大声喊出来，怕喊叫声吓到他，因而离题更远。她倾身向前，用温柔的声音催促他：“请你告诉我，你是在哪里看到他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一语不发，静静地哭着，包骨的皮肤到处都是皱纹，点点阳光洒在枝叶间，枝叶间的阳光中有飞起的浮尘。玛蒂尔德想她永远忘不了这幅景象。他终于举起一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手，擦了一把脸，下了决心开口。 一九一七年一月六号星期六，他的军团正在离贝罗瓦桑戴尔不远处铺石子路的时候，他被亚眠市的宪兵队长征调去办事。他的任务是把五个判了死刑的步兵，押送到布查维纳防区第一线的战壕去。 他是从司令官那里接到命令的。平常司令官是个冷漠无情的人，但那天却异乎寻常地激动。在让他离开前，司令官甚至向他吐露了知心话：“艾斯普兰萨，你只管服从命令，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事。告诉你，如果让我来决定，最高统帅部至少一半的人该进疯人院。” 玛蒂尔德噤声无语，也许她已经失去了声音。 艾斯普兰萨按照命令，在队上选了十个最健壮的士兵，十个都是本土保卫队的。他们拿了步枪、子弹和干粮就上路了。艾斯普兰萨和十个士兵在军呢大衣的袖子上别了发下来的臂章，天蓝的底色上绣着一个黑色的英文字母p。艾斯普兰萨解释给他们听，这是法文的警察或者宪兵队的第一个字母。他话还没说完，一个对他很尊敬、常跟他一起喝酒的下士壮起胆子反驳说：“算了吧。这个字母代表的意思是傻瓜笨蛋。”这十个士兵全知道，他们是被指派去押送死刑犯的。 “这些士兵也负责执行枪决？”玛蒂尔德想知道真相，想知道她的玛奈克是不是五个人中的一个。她尖叫起来，连她自己都听得到，虽然她已经没声音了。 艾斯普兰萨摇头，他苍老的面容和像雾色一样苍茫的头发也一起摇动着，他恳求她：“别吵，别吵。我们没有枪毙他们！我要说的是，我在你未婚夫生前见到过他。你接到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口述我写的，也是我寄的。” 玛奈克最后一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星期六写的信，的确不是他的笔迹。信是这样开始的：“今天我不能亲笔写信，这封信是请一个从夏朗德省来的战友帮我写的。” 玛蒂尔德尽量忍住眼泪。她问艾斯普兰萨：“你是夏朗德省人？” 他回答：“对，苏士东城的。” 玛蒂尔德的声音细微，但却深深打动了他：“玛奈克是五个人中的一个，对不对？” 他低下头去。 “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事？” “跟其他四个人一样，他们都是因为自残的罪名被判死刑。” 他举起一只被太阳晒成黑褐色且布满了粗大青筋的手。 玛蒂尔德哽咽了一下。她看着这只手，说不出一个字来。 她尽量忍住眼泪。 在浮尘飘扬的阳光中，艾斯普兰萨坐在松树枝叶间，开始说给玛蒂尔德听。 一辆卡车来接我们，开到北部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把我们丢在一个已经变成废墟的村庄，好像叫做丹鼓尔，又好像叫做南鼓尔，我记不太清楚。虽然只是三十个月以前，可是这期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觉得好像过了三十年，我实在记不住。我们在那里等着这五个被判死刑的士兵的到来。 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整个乡野都在大雪覆盖之下，天气寒冷，天空很白。虽然地平线模糊不清，但是一直到地平线处，地上都看不到任何炮弹的碎片，空中也看不见任何测风气球，完全看不出战争的迹象。只有我们周围是一片凄惨的景象，这个我记不得名字的村庄中，没有一堵完好的墙，触目所及，全是断垣残壁。 我们终于听到声音了。先是一营从前线撤退下来预备到后方歇息的非洲黑人兵。他们穿着羊皮大袄，包着围巾，分散成一队队的，乱不成序，精疲力竭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接着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下来了一个军医和一个护士兵。他们跟我们一起等候。 塞内加尔兵过去一段时间后，那条路上又来了一些人。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一个叫做博非的下士。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他，他就是那个和我顶嘴的人。有的人叫他“博肥”，不过，他很不欣赏这个绰号。这次，他又多嘴了：“老天，这些人还真不急着去送死呢！”护士兵提醒他，嘴巴这么缺德的人是要倒霉的，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蛮喜欢博非的。我们常在一起打牌。他五个月以后就出事了，倒不是在炮弹乱飞的埃纳省，而是在后方的一个工地，死在一架起重机的“怪手”下。出事前，他正在翻阅一本黄历。我们的上尉知道这件事以后，发表了一篇悼词，还警戒大家不但说话要小心，连阅读的书也要谨慎加以选择。
‘黄昏宾果’（2）
听我这样说，你一定感到不快—— 很久以前，玛蒂尔德对跟战争有关的事已经不会感到不快了。 我在讲述这个可怕的下午，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她明白战争包藏着无尽的卑鄙、虚荣与肮脏。 可是我们看够了，也受够了，我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了—— 无边的战场上，长满了虚伪的野草和嘲讽的毒花。 如果我们不拿自己的苦难来开开玩笑，那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因为只有凡事嘲讽，才能挑战苦难。 请你原谅我的不得已，请你了解我的苦处—— 她完全了解。可是老天啊，请他赶快讲下去。 艾斯普兰萨猛咳了一阵，咳声中带着嘶嘶叫声，好像刀片刮在什么东西上一样。咳完后，终于继续说了下去。 那五个死刑犯是走来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一队骑兵护送。骑兵也都戴着天蓝色的臂章。领队的军官个子矮小，急着想离开。他在路上遇到了塞内加尔兵。黑人士兵很不情愿地让到路的两旁，让他们过去。在两排不太客气的目光注视下走过，他跟他的下属都感到很不自在。他对我说：“这些黑佬一定以为我们是宪兵，还好没对我们怎样。” 我们双方把犯人的名单对照了一遍。他要我查证每个人的身份，确定一切都合乎规章。他要我在他的犯人名单上签名，注明日期时间，表示交接完毕。战争教会我不要随便在文件上签名，谁知道这些文件以后会落在哪个机关的官僚手中。但他是我的上级，而且中尉医官声明，他的任务只是照料犯人的伤口，此外与他无关。我只有乖乖签了名。骑兵领队满意地上了马，要我此后多保重。其他骑兵跟在他身后也上了路，他们口中呼出的气形成一团白雾。 我下令让犯人松绑。他们分散开来，在旧梁上或者倒塌的墙垣上坐着休息。有人给了他们一些水和饼干。他们各自安静地留在自己的角落，几天没洗澡，又脏又冷。 我一直保留着指挥官交给我的犯人打字名单。名单就在这儿，在我的浴袍的口袋里。一会儿，我会把名单和别的东西都交给你。你在名单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全名。但是旧习难改，我还是用他们战时的绰号称呼他们比较方便。 五个人中最年长的一个三十七岁，是个住在巴黎巴士底一带的木匠。大家有时叫他“巴士多”，但是更常叫他“爱斯基摩”，因为他年轻时曾到北美洲闯天下。我们在村庄废墟里等待时，我没有跟他多聊。他脚上穿着一双德国大兵的军靴，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他们居然没命令他脱下来。他告诉我：“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抓来的。我要求换靴子，可是他们不理我。”我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非本土保卫军的正规兵。他告诉我，因为他是从美洲回来服役的，所以比别人晚了三年。无论如何，现在军队缺员，连年龄比他大的人也难逃被征召的命运。我对他说：“哎，你这样做真是太不聪明了。”他反驳我说他什么也没做，完全是个意外，判他死刑根本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的时候，眼睛牢牢地盯着我。 第二个人三十一岁，是个被降级的下士，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叫他“六分钱”。他郑重声明他故意朝自己射了一枪，如有必要，他会再来一遍。他无视我的级别，称我为“吃饱饭没事做的杀人犯”。他是巴黎郊外的一个焊接工，也是工会的激进分子。他发着烧，伤口的疼痛使得他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睡。中尉医官替他们一个个清洗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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