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数次政治经济危机，都给了总统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大萧条时期，或者越战时期，都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团结社会、集中资源、度过难关。
在这种危机时刻，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不但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而且其个人魅力也是危难时刻凝聚社会的资源――当然了，搞不好也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危机造就了一夫当关、万夫难档的林肯、罗斯福，也造就了约翰逊、尼克松这样的倒霉蛋。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无疑罗斯福新政时期，是总统权力扩张最迅猛的时期。事实上，新政期间，总统权力的转型，也是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个后果。经济大萧条的出现，证明了放任自流市场模式的危险，于是，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向干预型、福利型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强大行政权力的扩大。
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设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实现立法的功能了。这一点，和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公司里，ceo的地位不断上升是一个道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社会有理由对总统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表示警觉。历史学家 arthurschlesinger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帝王总统》，声称美国的总统已经从“宪政总统”变成了“帝王总统”。然而，也正是因为“神经质”的社会各界及早地启动了预警机制，导致了国会在尼克松时代及之后采取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1972年的“呈堂法案”，1973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1974年的“国会预算和资金扣押法案”，分别从外交、战争、财政各个方面钳制了总统权力，增强国会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
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屡次绕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张的政策，更体现在，即使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动其政策时，国会和司法部门在小布什政权面前软弱无力，从而从内部驻空三权分立这个理念，破坏美国宪法的精髓。按照戈尔的说法，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几乎都成了布什政策的橡皮图章，而司法部门也被保守派占据。然而，情况可能并不象戈尔说得那么不堪。事实上，在小布什的紧逼之下，美国政治、社会各界的预警机制又启动了。国会开始反击，它开始要求政府对关塔那摩的关押犯情况定期汇报，驳回了布什要求无条件无限期延期《爱国法案》的请求，并对窃听案中的政府角色，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法院也通过几个案例，成功地为关塔那摩在押犯的人身保护权划定了一个界限。媒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纽约时报》不顾白宫劝阻报道窃听案，本身就是媒体声音的一个胜利。至于社会团体，已经有两个团体，美国自由联盟和宪政权力中心，分别在底特律和曼哈顿，开始起诉国家安全处的做法。
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众所周知，自从 70 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长长的“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 年 12 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解雇了8名联邦律师（更确切地说是联邦检察官）。这些律师在震惊愤慨之余，将这事捅到了媒体。从 2007 年 1 月份开始，各大媒体开始积极报道这件事，讨论这次解雇是否合理。3 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开始调查此事，传唤司法部的相关当事人。在媒体和国会越来越气势汹汹的声讨下，司法部策划此次解雇事件的司法部长助理桑普森被迫辞职，同时，要求司法部长冈泽尔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虽然此事仍然在调查当中，但是“律师门”
的说法已经遍及媒体了。
大家可能会奇怪，司法部解雇自己的雇员，怎么会成为丑闻呢？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分立三权”中，联邦行政权这一块是完全由总统统领的，也就是说，“各部委”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不是民选职位。同理，各“部委”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是由其负责人任免，也不是民选职位。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每一个新总统就职，都会带来一次“领导班子”的大更迭：每个总统都会想办法在政府内部安插本党的、甚至本人的亲信，以提高本届政府的行政效率。就司法部来说，里根就任的前两年里，93 个联邦律师里有 89 个被替换，克林顿政府也是 93 个里面替换了 89 个。布什政府最初两年里，也替换了 88 个联邦律师。虽然这个替换有一个参议院批准的程序，但是这个审批针对的这些职位的“任命”，而不是“罢免”――这一点，在 1926 年的“麦尔斯对美国”的最高法院判例中已经做出明确澄清。在这种情况下，冈泽尔解雇本部的9 个律师，怎么会酿成政治风暴呢？
问题在于，很多议员、媒体以及这 8 个律师本人认为，此次大规模解雇不是因为什么“工作表现”――因为在解雇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工作表现”的评审程序，而是因为这些律师对布什政府“效忠不够”。甚至有人认为这次解雇是对这些律师的打击报复――报复他们作为检察官起诉民主党员不力，或者起诉共和党成员太卖力。
比如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南加州律师莱姆。05 年她曾经积极调查美国近年来最大的腐败案克宁汉姆案，并成功了起诉了共和党议员克宁汉姆。2006 年 5 月，她又将调查之手伸向了国会拨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员利维斯。同时，由克宁汉姆案顺藤摸瓜，她又开始调查cia前高官佛格。就在被解雇的前夕，她还在忙于起诉佛格。莱姆在这个关头被解雇，难怪有人认为这是共和党内部的“清洗运动”，与“工作表现”没有关系。当然司法部还是辩称，这个解雇并不是阻止莱姆起诉佛格，因为就在莱姆被解雇之后，司法部还是起诉了佛格。
其他7个联邦律师的解雇，或多或少也存在这样的争议。比如，新墨西哥州的联邦律师依格里塞斯表示，他之所以被解雇，是因为他没有加快调查民主党人的投票舞弊案；内华达的波根，在被解雇前正在调查内华达共和党州长吉本斯；而东阿肯色州联邦律师克明斯的解雇，据说唯一的理由就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洛伍想让他腾出位子，安插他的一个亲信。
鉴于这些争议的存在，双方掐作一团。冈泽尔坚称这次解雇没有任何报复的企图，纯粹基于“工作表现”，而“工作表现是广义而言的，包括政策优先性的安排等等”，同时强调司法部作为行政部门，其职能本来就是“为总统服务”，具有政党性的特点。而批评者则认为，政党利益不应当高于国家利益，虽然联邦律师由政府任命，一旦开始工作，他们应当秉承中立原则。
应当说，在这场辩论中，冈泽尔节节败退。助手辞职，国会听证，本人被传唤，职位岌岌可危。尤其在他声称他并没有深入参与这件事、但是他的助手在国会听证中否证了这一说法之后，连共和党的很多人都开始跟他划清界限。布什虽然原则上表示支持他，也一再要求他“做出更好的解释”。事实上，布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自身难保：他的几个“爱卿”洛伍、玛尔斯等都受到牵连，被国会传唤。
堂堂司法部长，有总统这个靠山，有“麦尔斯对美国”这个判例的前科，有政府大规模更新联邦律师的惯例，竟然不能扳倒几个手下的律师，甚至可能被他们扳倒，可见在美国，即使是部长，权力也非常有限。政党利益不能高于国家利益，政见不能超越公益，是这场斗争成为丑闻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稍微熟悉一点美国宪政史的人就知道，这场斗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 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地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当时约翰逊因为与其战争部长斯坦顿政见不合，试图解雇他。国会声称该解雇违反了当时的“职位期满法案”，对约翰逊启动了弹劾程序。众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弹劾总统，幸亏参议院以一票之差将约翰逊从“下岗”的边缘给救了回来。
之后总统的官员任免权问题就一直反反复复。1926 年的“麦尔斯对美国”判例中（当时总统威尔逊要解雇一个邮政官员麦尔斯），最高法院判决“职位期满法案”违宪，也就是说，总统有解雇其内阁成员的自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说，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官员，因为当人员任免影响了政府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时，这本身又是违宪的。1935 年，当罗斯福因为联邦交易委员会主席汉弗瑞不支持新政而解雇他时，汉弗瑞则又把罗斯福政府给告了。
最后法院裁决，由于联邦交易委员会不仅仅涉及行政权力，而且涉及部分的司法权，政府不能自由解雇其官员，罗斯福政府败诉。
看来，据我有限的知识，从 1867 年以来，美国就有三起由官员任免引起的“君臣冲突”。目前这个律师门事件，则很可能成为第四起这样的案例。相比专权国家里“君主”可以威风凛凛地大笔一挥就抹去无数下属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的“潇洒”，在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做一个“君主”，是多么窝囊的一件事：君要臣下，臣就是不下。不但“臣”不下，而且“臣”还可以要“君”下。可见，在这样的国家里，真正的“君主”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在各种力量相互制衡不断被激活的宪法。
耳朵上的记号在中国，众所周知，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呢？
当 然 也有 。 这 两 年 闹 得 最 沸 沸 扬 扬 的 两 个 腐 败 案例， 一 个 涉 及 前国 会 议 员randycunningham，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承包商 240 万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力，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另一个案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 jack abramoff，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 randy cunningham 和 jack abramoff 都落入了法网。06 年 3 月，randycunningham 被判入狱 8 年 4 个月，jack abramoff 也被判 5 年 10 个月。共和党 06 年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拿 cunningham 的事件来说，涉案资金两百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华盛顿邮报》语）。
挖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 2006 年的普利策奖。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为一个制度性问题。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这个词近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 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 earmark？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相关项目专款”，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需要某学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比如，在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 年 11 月 17 日，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动预算草案”，但是，在接下来的 72 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整个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员纷纷出马，加入了 11，772 个 earmarks，总额达 160 亿美元。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earmark 算不算腐败呢？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 earmark 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不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意代表”。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 earmark为耻，反而以此为荣。比如北卡州的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了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earmark 又是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地区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方。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争捐款。比如，最着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50 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这事后来成了笑谈，称其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earmark 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剧增。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1995 年国会里只有 1439 起 earmark，到 2005 年，已经窜到了 13997起。
earmark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判断”，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代议民主制中的“代议”二字又如何保证？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的“派系问题”，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earmark 的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porkbarrel），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波士顿地区花了一百四十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说集团”现象。华盛顿周围，逡巡着一大批专业的游说集团，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游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专业化了的游说集团，甚至可以凭其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拍卖”其政治资源，所以在局部利益、游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earmark 现象近 10 年的猛增，也和游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有人干脆说，earmark 成了游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也不到的桥”这样的笑话，美国 earmark 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由于各方压力，2006 年国会中的 earmark 大幅下降。2007 年 1 月 5 日，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规定所有所有的 earmark 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议员姓名、用途、成本，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 earmark 没有利益相关性，宗旨就是提高 earmark 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的选民“请命”议员还是不服气。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一个伊利诺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咱们美国工人有力量几年以前，我一个哥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问他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做一个地铁售票员”。听了之后，我大笑，一个常青腾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售票员？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目睹了 7百万纽约人因为 3万交通工人罢工，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才渐渐明白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 6万 3千美元，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养老保险，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而且，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所以抱的基本是铁饭碗，不可能被随便解雇。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要知道，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 4万 5千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成人都是纽约公交工人的话，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同时，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 65岁。哥大一般的系院里，刚受雇佣的年轻教授一般年收入是 4到 6万美元之间――而且要当一个教授，要接受 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为什么还要罢工呢？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去非洲，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或者国企倒霉的下岗工人，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给啥也不换了。然而，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一般按行业组织，比如汽车工人工会，服务行业工会，甚至分得更细，理发员工会，清洁工工会，保姆工会等等。当然，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庇护、资助关系，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财政来源，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条件是交成员年费，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谈拢了，当然好。谈不拢，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对于政治家来说，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它同样是一个“大爷”，也得罪不起。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直上”。社会地位另论的话，就“舒服”程度来说，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比如，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与中国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这也难怪，美国建筑工人 8点上班，5点下班，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午饭吃它两个小时，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又比如，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辞职在家带孩子，往往不是“兴趣”使然，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再比如，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很多根本不修边幅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这次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 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05年12月，上一个合同到期，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正是在这个关头，“地方 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都市交通局”提出，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 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而“地方 100”坚称它不会“出卖”以后新录用的工人，坚决不妥协。
于是，2005年 12月 20日凌晨 3点，“地方 100”宣布罢工，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 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时逢寒冷的冬天，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 7百万纽约市民来说，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到第三天，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扔到监狱去，就这么办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纽约市长布鲁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在他看来，谈不拢再接着谈啊，你罢什么工啊。他在 20号的声明中说： 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布鲁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敦促法院对工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双方爆发冲突，并不出人意料。在“地方 100”看来，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对“都市交通局”来说，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警察、公立学校的教师、消防员）要高了，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对白领阶层来说，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百分之四、百分之六的问题，全国平均而言，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 32％左右。更重要的是，长远地看，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可以推算出“都市交通局”在 2009年将要背上 10亿美元的赤字。“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甚至连“地方 100”的母工会“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同时法院也开始传唤“地方 100”的领导人，在这种形式下，“地方 100”结束了罢工，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地方 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所以一回到谈判桌，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几天之后，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 1。5％。同时，作为补偿，“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使每个工人能得到 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当然，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对工会来说，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协议能否获得通过，仍然是一个悬念。
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物，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 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没有人任何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这一点至关重要。然而，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通用的市场眼光固然有失误，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据通用公司声称，在他们每一辆汽车价格中，有 1500美元是用来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全面“霸占”，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我们要工作，不要工会”的口号。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从战后的 33％下跌到今天的 12％左右。
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地方 100”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华美，然而当它滑出法律的轨道，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毕竟，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扞卫自身的基本权利，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失去的只有 1。5％的医疗保险，赢得的却是整整 7 百万人的安宁。
金融危机里的左中右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对这次总统大选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个时事评论员写道，“就是结束了麦凯恩的竞选。”本来 9 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共和党选情已经出现转机，民调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支持率不相上下，但一场金融危机的巨浪打过来，共和党选情立刻回冷，麦凯恩与奥巴马的支持率开始节节拉开。
奥巴马当然知道如何将这场金融危机打成选举牌。在最近的总统竞选辩论中，他慷慨激昂地控诉道：正是麦凯恩支持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去管制化的市场至上论，导致了目前的华尔街危机。
毛主席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反映到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
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左翼对金融危机的理解是：是金融界的贪婪、共和党的自由市场至上的原则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个理解，民主党把持的众议院才对最初的政府救市方案进行了否决，“凭什么我们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甚至有些左翼评论员不无幸灾乐祸地就此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认为这场危机恰好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和必然崩溃。
右翼则对左翼的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与左翼那种“都怪银行家”的论调相反，右翼更倾向于“都怪那些超前消费买房的穷人”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源在于次贷危机，而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
两方谁对谁错呢？我想来想去，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奥巴马“都怪共和党、都怪去管制化”
的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政客一贯的混淆视听。其实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基本能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这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是次贷危机，而当年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主张放松对穷人贷款限制的，恰恰是民主党政府和国会代表。1977 年卡特政府批准、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屡次修改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等贷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贷款的门槛、甚至规定给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额度。2005 年，当时还在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曾经动议规范“两房”的贷款标准，却遭到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众所周知，最近的金融危机第一声“号角”，就是两房大规模亏损吹响的。也就是说，民主党一直在推动房地产贷款按照福利原则而不是市场原则运作，所以恰恰是政府干预市场、而不是“全盘自由主义”埋下了这场金融危机的祸根。
当然另一方面来说，“银行家的贪婪”肯定也通过金融杠杆将这种潜在的危机放大了数倍。
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
贷、怎么包装乌鸡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
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左翼埋下了种子，而右翼则积极地施肥浇水，“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正是因此，把这场危机打成选举牌，变成政党相互攻击的武器，是件可悲的事情。大难临头，解决问题最紧要，化悲痛为棍棒却似乎不大光彩。“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去挽救那些贪得无厌的华尔街银行家”这种说法固然颇煽情，但一个人身无分文却要买车买房，不贪得无厌吗？泡沫破灭的时候，大家气愤填膺。泡沫高涨的时候，大家不也都“同去、同去”了吗？要我说，贪婪的银行家固然可恶，但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银行家。
公民社会篇至少还有记忆前一段去伦敦旅行，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名字叫“弗罗斯特/尼克松”。
该剧是对 1977 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 1977年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 5 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一个当时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支持人，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该访谈中承认错误，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的提问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但是最后，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弗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缴械投降。
这个话剧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 3 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哪怕他下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重申了这种“不忘记、不原谅”。
无独有仨。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一个是 2006 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另一个是 03 年底出品的记录片“战争的迷雾”。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麦卡锡的对峙，声讨 50 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访谈，再次反思 60 年代的越战。
令我震动的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尼克松 30 年前的错误、约翰逊政府 40 年前的错误、麦卡锡 50 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尼克松、麦克那马拉、麦卡锡在世时就都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新的“石头”。
就尼克松来说，水门事件之前，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推进和中国的外交，着手结束越南战争，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劳工保护、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这也是为什么 1972 年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能够在 50 州中的 49 个州赢得胜利，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对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美国总统――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还几亿人受到窃听、相互窃听、窃听完了如发现反动言论还劳动改造甚至人头落地呢。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用“弗罗斯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下台以后，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但是没有用，到今天他唯一的遗产，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