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铮的钱。我一天需要100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4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4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bsp;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40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40马克——40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20马克的t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40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了。”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做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进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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