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利亚自然也被萨特所吸引。萨特显然比她的丈夫更能够感受和理解她。萨特特别善于同她交谈，而且是以与她相类似的方式交谈，使她倍觉亲切和自然。他能够时时关心她，爱护她，想法设法激起她对生活的乐趣，这使长期处于寂寞苦闷之中的玛利亚有说不出的安慰。
虽然玛利亚有丈夫，萨特对此并不在意，他不要求她与丈夫断绝关系。他知道，在她的心目中，她的丈夫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他们相爱了，见面更加经常。他们都明白，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长久，最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只求现在两情相悦，而这就足够了。
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的约定，萨特没有隐瞒自己的爱情遭遇，而是向波伏瓦和盘托出这一事件以及自己对月亮女人的迷恋。萨特在同玛利亚交往时并没有拿她与波伏瓦相比。她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萨特这一“偶然爱情”显然对波伏瓦产生影响。为了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请了半个月的病假来到柏林。她同月亮女人见面了。她们相处得还好。波伏瓦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觉得对月亮女人并没有什么嫉妒之心；相反地，她甚至还有点喜欢这个气质跟自己迥然不同的女人。经过接触，她发现月亮女人根本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这种“偶然爱情”确实是偶然的，不会取代她同萨特的永恒爱情。最根本的是，萨特和玛利亚之间不具有她和萨特之间那样密不可分的思想基础和彼此理解，这一恋爱事件应该只是她和萨特长期共同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后，在萨特同玛利亚断绝爱情关系后许多年，波伏瓦还同玛利亚有来往。
萨特和月亮女人的爱情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也就是他在柏林的时期。待到他留学期满回到勒阿弗尔后，这一段浪漫情史就成为过去。他们以后也不是完全不相来往，只是那种恋爱关系不再存在，彼此作为朋友相处。这种关系有点类似萨特同卡米耶后来的关系。
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后，萨特在教学之余，埋头于哲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去追求这种偶然爱情。待到他注射麦司卡林发生幻觉反应后，波伏瓦已经由马赛调到鲁昂教书，萨特经常住在鲁昂，由波伏瓦来照护他。但她常常有课要上，恰好身旁有个年轻姑娘闲着没事，于是就将萨特托付给这个姑娘照护。这个姑娘就是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她是是波伏瓦的学生，比她的老师小9岁，父亲是沙俄皇族，母亲是法国人。奥尔加同父母合不来，她想当芭蕾舞演员，后来又想从事建筑行业，而父母却硬性规定她学医。她对波伏瓦有一种深深的依恋甚至崇拜之情，觉得这个老师理解自己，而波伏瓦很喜欢这个有个性的金发姑娘，她们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萨特幻觉症状消除后，波伏瓦又和萨特一起辅导奥尔加学习哲学，这样更加增多了萨特跟奥尔加接触的机会。他对奥尔加的感情由一般的喜欢发展为狂热的爱，开始动用一切手段来取悦奥尔加，给这个姑娘讲故事、唱歌，总之，他完全被奥尔加迷住了。
奥尔加也很喜欢萨特，因为萨特既风趣又温柔；但这种喜欢没有男女性爱的成分，也就是说，她并不想成为萨特的情人。除了其他因素外，“波伏瓦是萨特的情侣”这一点显然是奥尔加采取这种态度的重要原因。她不会同自己所喜爱的女老师去争夺情人的。但她又发现，她所热爱的波伏瓦，似乎并不反对她发展同萨特的关系。所以，有时她又给萨特送去一道秋波，或者作出一种姿态，让他抱有某种希望。这既是为了迎合波伏瓦，也是为了激起她的嫉妒心而更爱自己。但一旦萨特对奥尔加的姿态认了真，继续向她进攻时，她又感到厌烦，就会愁眉苦脸，甚至大发脾气。
由于奥尔加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萨特无法断定自己的追求是否成功。有时她似乎已经对他有了明确表示，给了他特许权，有时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给他。为此他烦恼不已。因此，萨特和奥尔加在一起时常常吵架。他总是责备她任性，而她总是抱怨他专横。他们总是“好了又闹、闹了又好”，这种局面大约持续了两年。萨特在他的战争日记中总结这段时间说：“从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这两年间，我因对奥尔加的感情和疯狂而陷入人生的最低点。”
萨特之所以会对奥尔加有如此强烈甚至疯狂的爱，是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他不想做一个成年男子，但已经无可挽回地步入成年期；他想过不平凡的充满奇遇的生活，而现实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时奥尔加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且是青春的象征、年轻的象征、奇遇的象征；同她在一起，他就可以回到年轻时代，恢复冒险追求的心态。他后来回忆说：“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盏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空。我消瘦异常，而激情万分，不再寻求任何安慰！”（《奇怪战争日记》）
萨特对奥尔加的追求最终没有结果。奥尔加后来和萨特的学生博斯特相互之间产生爱情并结了婚。在这之后，萨特不再指望同奥尔加有那种罗曼蒂克的爱情关系，但仍然对她很好。他并不后悔那一段无结果的追求。也许奥尔加是萨特唯一渴望有性爱关系而未能实现的女性。这恐怕是他的一个终生遗憾。将近70岁时他在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还讲到这一点。他对这个女性的爱可以说是终生的。1939年初，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出版，他在题词中将它献给奥尔加，表达了他对于她仍然抱有的喜爱。他的第一个公演的戏剧《苍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奥尔加写的，她在其中扮演女主角，由此成为演艺界的知名演员。萨特喜欢一个女人，即使她没有成为自己的情人，也愿意为她贡献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从30年代中期萨特初识奥尔加起，到1980年他去世，40多年时间，萨特同奥尔加以及她的丈夫博斯特都保持了一种类似“自家人”的亲密关系，这是比通常的友谊更为深厚的感情和关系。
萨特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还分析说：“那时我们──海狸和我──陶醉于这种直接裸露的意识之中，感受到的仅仅是强烈和纯粹。我把海狸放在那样高的位置，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在他人面前感到谦卑，感到被解除了武装，感到需要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奇怪战争日记》）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2）
萨特这里说的对海狸（波伏瓦）的感觉，应该是指波伏瓦对于他追求奥尔加的理解。波伏瓦对待这事的态度和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萨特这样为一种激情所折磨。他挖空心思捕捉奥尔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面部表情。而此前萨特在同她相处时，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惊喜、狂乱和入迷。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甚至自问：以前的全部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她又深爱萨特，愿意从萨特的角度想问题。她能够理解萨特：这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年轻姑娘的追求，也是对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而这种新的方式也是她想追求的。因此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因嫉妒而做出种种伤害彼此感情的事情来；而是顺其自然，从不干涉萨特的思想和行动。
但是，波伏瓦的这种态度，也并非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鼓励自己的女学生与萨特“通奸”，甚至说她是“拉皮条”的。而毋宁说，波伏瓦在尊重萨特、理解萨特的同时，也尊重和理解奥尔加。她从来就没有勉强奥尔加与萨特交好；以她在奥尔加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一定要向奥尔加施加压力，那结果恐怕会两样。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波伏瓦给了萨特应有的自由；当然，同时也给了奥尔加同样的自由。
波伏瓦的著名小说《女客》显然是受到萨特、她和奥尔加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关系的启发而写成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具有波伏瓦自己的特点，而男主人公皮埃尔也具有萨特的一些特点，虽然同时还有其他人的特征。而闯入他俩生活的格扎薇有点象奥尔加。当然，小说和现实是不会一样的。最根本的是，小说的结尾弗朗索瓦兹最后杀了格扎薇，而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和奥尔加，尽管有过“三重奏”的纠缠，却终生保持着她们的友谊。波伏瓦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将它献给奥尔加。
能够将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心理和感受升华为文学作品，说明她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不是按照寻常的方式看问题。小说人物都有原型，但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也就创造了一个个新人。而作者的自我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人物身上，它在作品的总体中。能够这样看待和处理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在与萨特相处的女人中，大概只有波伏瓦一人，因此萨特对她充满感激和敬意。
大约在萨特追求奥尔加已经无望而文学事业出现转机的时候，他同奥尔加的妹妹万达相识并开始追求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姊妹俩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妹妹平素在脾气上较为温顺，但一旦发作起来也更加厉害。萨特既然对奥尔加的爱终身不渝，现有一个“奥尔加二世”在这里，他当然会继续自己的追求。
万达对萨特也有好感，到后来可以说是越来越喜欢──萨特在追求女性方面是颇有天赋的。但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她对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那就是：两人关系十分亲密，但还没有成为情人，只能说是有深厚的友情──正如当年姐姐同萨特一样。而且这种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1939年7月，萨特和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去阿维尼翁和艾古斯─莫特斯度假，但带的钱不够花，于是不上饭馆，只吃水果和沙拉。在旅馆里他俩共住一个房间，主要是为了节省钱，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争吵。万达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都要准备（漱、洗、换衣服等）45分钟，而这段时间萨特是不能在场的，只能离开房间在外面等。
一次，他们住的旅馆很小，关门很早，晚上11点。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不敢惊动守门人，自己进去开了房间的门。万达仍要洗漱，而萨特只得在这旅馆的黑暗大厅里溜达。守门人觉察有动静，大喊：“是谁？”萨特赶紧溜向厕所，在那里，他的出现才不会遭到怀疑。萨特在这个土耳其风格的厕所里蹲了一刻钟，看着随手带的尼采的书。看来萨特为了爱情是很能吃苦的，同时也十分尊重对方的习惯和要求，哪怕它们显得有些可笑。也许是被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所感动，第二天早上，万达终于让萨特同她睡在一起，他俩做了爱。
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的约定，他们不应该隐瞒彼此的其他任何偶遇，萨特在给她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同万达的情况。他和万达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规律大约是这样的：每天万达起得较早，她到街上和水果市场去转一圈，买些水果。然后回到房间，10点左右喊醒他。一般此时要做一次爱。漱洗后萨特大约在11点去邮局看有没有波伏瓦给他的信件，并且趁万达还没有来的机会给波伏瓦写信。正午时分万达来到这里，然后他俩一起去散步。
大概在与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他俩刚度完“蜜月”，法国对德宣战，萨特应征入伍。到军营后不久，在同万达的关系上，萨特有了一件十分烦心的事情：万达此时同姐姐奥尔加一起在迪兰的戏剧学校学戏。戏校有一个叫布林的男演员对她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在给萨特的信中她反映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在下一次来信中，却只字不提布林，显然她有许多事情和想法都没有说。萨特因嫉妒而极度痛苦，因万达的背叛行为而十分愤怒，而且这种情绪滋长得越来越强烈，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柏林同月亮女人的关系中，萨特对月亮女人的丈夫毫无嫉妒之心。而且他知道月亮女人还有好几个情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苛责她。在萨特有偶然爱情的同时，波伏瓦也与其他男性有着性爱关系，而且这些男性也是萨特的朋友；按照“什么都不隐瞒”的协议，波伏瓦向萨特说明了这些关系，而萨特对此毫无嫉妒之心，既没有影响他和这些人的友谊，也没有影响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一般来说，萨特对自己的情人并不苛求；他只是要求对方在与他交往时心中只有他或将他放在第一位；通常对自己的情人又有情人是容许的，并不嫉妒。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对万达有这种嫉妒心理或有特别的要求呢？
波伏瓦和月亮女人跟萨特的年龄大致相仿佛，就是小也小不了多少，可以算是同代人。而万达比萨特小十多岁，几乎有一代之差。萨特对于她，可能不仅有一种男女之爱，还有一种类似对自己孩子的爱，而且越是到后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这种爱显然有一种独占的性质，而这种独占因素较多的成分是保护对方不被别人侵害。在巴黎即将沦陷之时，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一再特意嘱托她将奥尔加和万达送到安全的地方，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姊妹俩；对于波伏瓦，他是不担心的，因为她个性坚强，有充分的独立生活的能力，而那两姊妹不行，离开了保护者就难以生活下去。他特别说，他觉得万达越来越像他的孩子，需要他来呵护。萨特在日记中还提到，万达个性上的缺陷就是缺乏自信。
就萨特对万达的态度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说仅仅是偶然爱情，也有一种必然性和永恒性。不过这种关系同他跟波伏瓦的关系又不一样。波伏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都是完全平等的；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波伏瓦还有一种对能力和水平与自己相当者以及知己者的尊重和信赖。而万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毋宁说她对于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
萨特为万达做的最多最大的事情，就是将她推上戏剧界，使她作为一名演员长期活跃在舞台上。萨特在追求万达时，曾许诺将来要让她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而这正是万达最大的愿望，后来他真正做到了。万达的艺名是玛利亚─奥里维埃。除了第一个戏剧《苍蝇》是为奥尔加写的（那时万达也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以后几乎所有的萨特戏剧都是为万达写的。如写《禁闭》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伊内丝，写《死无葬身之地》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吕丝，写《上帝与魔鬼》是为了让她演主角卡特丽娜，写《涅克拉索夫》是为了让她演主角维罗尼克，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为了让她演主角莱妮，……从这个意义上说，万达是萨特那些不朽的戏剧名篇的源泉。尽管有评论者认为万达并不见得都适合于演这些角色，萨特对此不管不顾。
萨特一直供养着万达，直到他去世；在去世前不久还惦记着万达这个要他供养的人有没有钱花。他晚年身体恶化，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有时甚至小便失禁，却从来未闻有万达照护他的情况。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波伏瓦对于她所不喜欢的萨特养女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都有所记述，而对于她多年来早已习惯、对之并无反感的万达，却没有照料萨特情况的任何记载，想必不是她故意隐瞒不记，而是万达确实没有照料过萨特。由此看来，像万达这样需要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别人的女人，也是萨特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她从另一个方面满足了萨特作为一个男性的要求。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3）
1938年7月，大概就在萨特追求万达没有结果、几乎毫无进展的同时，他同另外一个姑娘有了一个性爱事件。这个姑娘叫玛利亚•；波登。她当时正准备通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她找到萨特，希望他能给以辅导。萨特待她如同对所有来找他的年轻姑娘，十分热情，并尽一切可能解答对方的疑问，提出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她最好以“柏格森和胡塞尔的时间观”作为论文的主题。
在谈完题目后他俩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酒吧。萨特曾经听说过这姑娘，知道她正与作家布坦谈恋爱，而且喜欢以请教哲学为由与男士交往，有的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萨特坦率地指出这一点，而波登也承认。在这之后一个多小时，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觉得萨特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对女性发起主动进攻，波登显得有些神经质，说话也粗俗起来。
于是萨特对她说，由于布坦同她有恋情，横在他俩中间，他俩今天的交往最好到此为止。以后最好也不要单独在一起。当然他俩还可以保持一种友谊。离开酒吧时萨特握住波登的手说：他对她有一种兴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同她做些什么；他不愿意象布坦那样，给她一个虚假的诺言，说自己爱她等等；他并不感到自己很需要她；但如果她愿意与他交往，他可以给她3天时间。
听了萨特这番话后，波登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倒在萨特怀里。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不停地接吻。波登没有说话，脸上一直露着微笑，好象被施了魔法一样。而萨特象他往常那样，总是在不断地说点什么。他们来到波登的住处，看她的样子是非常希望萨特进去。萨特不想同她发展到上床那一步，没有进她的房间。待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是凌晨5点。
晚上波登再见到萨特时，他明确对她说，虽然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生活中没有她的位置。他对她谈到波伏瓦，也谈到万达。他说，有了这两个人，他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人了。波登心情沉重地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你用不着强调它。”这个晚上他们是在萨特住处度过的。他们有种种爱抚的举动，但没有做爱。早上起来时，波登对萨特说：“我不嫉妒万达，因为我不会接受你提供给她的那些东西。但我嫉妒波伏瓦。”她还感叹道：“我总是想同某个家伙在一起，就像你同波伏瓦在一起那样。我想那是很了不起的。”显然，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让她羡慕，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关系。
波登要暂时离开一下，萨特送她上火车。一路上萨特的思想和情感较为复杂。波登同他相处的这两个夜晚，让他感动，她对自己确实是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他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绝对没有她的位置。令人可悲的是，她开始强烈地爱上他了，而且想把自己的童贞奉献给他。而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得到它。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夜，萨特和波登终于做了爱。早上他们分手时，波登对萨特说：“我是幸福的。”萨特对她说：“记住；9月份再见，而我们将在10月1日结束咱俩的爱情事件。”她回答道：“即使它结束于当下瞬间，我仍然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自己全心全意爱着你！”
实际上，萨特同波登的关系不仅仅维持这3天，这说明波登对于萨特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正象他们最后约定的，到9月他俩又重叙恋情，再续旧好。而确定10月1日作为他俩爱情事件的结束，显然是萨特的意思：他不想在两人的关系中陷得太深，因为有了波伏瓦和万达，他无法再给波登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在10月1日以后他还同波登见过几次面，但不再有这种亲密关系；波登倒是想，而萨特没有响应。以后他们还有过通信。这多半是波登主动写信，而萨特有时回复一下。
本来萨特以为他和波登的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到了1940年2月下旬，他和波登的事情酿起一场大的风波。这事关涉到万达。波登将当时和后来萨特给她的信件拿给万达的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将信的有关内容告诉了万达，并造成万达对萨特的误解，以为萨特欺骗她，于是写来长信兴师问罪。
萨特接到这信，感觉是“像一吨重的砖块击打在身上”，认为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和万达的关系，于是赶紧向万达声明，第一，他在1938年10月1日前就终止了同波登的那种性爱关系。在10月他同她见过几次面，但没有睡觉。以后再见到波登是在第二年的6月，就一次，这时波登显得有些疯狂，因为她一直在追萨特，而他总是躲着她。第二，在他同波登相处中，从未说过万达爱他并同他睡觉；他提到万达时，总是说她在逃避他。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们从萨特书信集中可以看到1938年7月他与波登交往时写给波伏瓦的信，这些信是确切的证明。他还对万达说，他同波登的肉体关系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在同她相处中表现为一种色情狂。这话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刚开始时也许没有什么感情因素，但到后来，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不过要否认这一点较为容易，因为没有证据。
如果他象和平时期那样能够自由回到巴黎，凭他在女性面前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会顺利平息这场风波。但现在他回不去。万般无奈，为了让万达确信他说的都是事实，萨特给波登写了一封信，这信先给万达看，然后由她寄给波登。
萨特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万达的信任，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怕与对方对质。萨特为了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在写这封给波登的绝交信时，萨特的感觉是，如果必须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他一定要去做。他这样想的时候，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这个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色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色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色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
这些气象兵同事都是萨特以前不认识的。他同这个叫皮特尔的关系很好。他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军俘虏，又都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但他同另一个同事彼埃尔下士的关系却不太好。彼埃尔也是教师，他隐隐约约暗示萨特，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的关系，而萨特并没有作出呼应，于是这位下士就对萨特暗含恨意。
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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