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战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父母们依然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建议，以给予孩子一个尽可能最佳的开始。政府提倡富有营养的混合餐，包括足够的绿色蔬菜、橘汁、维生素a、维生素d、牛奶和鸡蛋再加上每周一半限额的肉。通过一项特别计划，母亲和婴儿将得到政府所提供的黑醋栗和鱼肝油。在当时，产妇和婴儿享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饮食。政府于公元1941年首次推行福利食品，食品部打出了如下广告，标题是“欢迎小新面孔”“你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的欢迎是一个漂亮的身体、一个满意的性格和一个健康快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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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性别
怀孕最令人愉快的一方面是使人沉浸在渴望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神秘和激动中，大多数父母在临近孩子出生时都充满了迫切的期待。
直到最近，父母才得以借助超声波检查确定婴儿的性别。在先前的世纪里，胎儿的性别是按照老妇人的迷信说法来预测的。比如说，孕妇胃灼热和恶心代表是一个女孩，而没有多少动静代表是一个男孩。用一根棉线把结婚戒指吊在孕妇的腹部上方，如果它转圈就是一个女孩，但如果前后摆动，则意味着是个男孩。人们相信吃某种食物可以保证想要的性别，比如吃小苏打和酸味食品可以得到一个男孩，而甜食将会保证是个女孩。
“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这个时代将宣布对母亲和孩子的重视，将给予公众至今缺少的医疗保健，将缓和社会生活中明显的不平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对婴儿和基督徒都曾造成伤害。”
——摘自布拉德福健康委员会主席在市立妇产医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公元1915年3月15日
为安全怀孕铺平道路
在公元20世纪，医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长足进步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了福音。健康和福利问题成了重点。公元19世纪末的各类事件增强了公众改善其居住环境的愿望。公元1899年的布尔战争证明了不列颠民族糟糕的健康状况，大约有40％的志愿者被认为不适宜参军。
在新世纪临近时，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带来了更加安全的医学治疗。医生们采用严格的卫生标准后，死于感染的病人数量大大下降。在公元19世纪90年代，医用服装都采用蒸汽消毒，医疗用具都用开水煮过，且橡胶手套也被采用。这些进步为安全而有效的剖腹产术铺平了道路。
尽管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但是在公元20世纪初期，孕妇妊娠期及临产期的死亡率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产科护理依然停留在初始阶段，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随后一百多年中，医学和科学的许多主要进步都对孕妇护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剖腹产术的完善和更有效的诊断技术的发展，在大约公元20世纪中叶时，生育对妇女而言已成为一次非常安全的经历。然而，在降低母亲死亡率的诸多努力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是对产前关怀的日益关注。
鲍尔温夫人的留言
每个有头脑的男女都应该谴责不必要的痛苦。我们使社会关注儿童和动物的保护，却忽视了母亲在分娩时的痛苦。我们请求你们通过宣传和支持这笔基金的工作，让这件事成为过去。
斯诺登子爵夫人的留言
哪个男人不愿意为消除母亲在分娩时的痛苦而牺牲一切？如果他心中存有这个想法，就不会对这项为全国母亲而发出的呼吁简单说“不”。
佩恩·玛格丽特·劳埃德·乔治的留言
我不仅仅以母亲的名义让你思考，想让你想起你妈妈，想起她的爱，她永不停息的关爱和担心。有这样一种美好的记忆驱动着你，你怎么能拒绝献上使高贵的母爱变得安全的礼物？
你的捐助
在不列颠有4400万人，有4400万先令用于投资时，将使国家生日信托基金实现其目的。
我们要求根据你所庆祝过的生日数用生日捐款来帮助他人的生日，请现在献出先令（英镑）吧，如果你囊中羞涩，只需在每个生日时拿出1先令。
公元20世纪早期“安全母亲”运动主要支持者的签名
产前护理的发展
美国的妈妈们首先在产前享受到特别护理。在公元1901年，波士顿的护士们开始在当地访问孕妇，并带去对健康及卫生事项的建议。到公元1909年时，她们每十天造访一次孕妇，并提供支持和引导。医学界开始认识到胎儿的健康直接受母亲健康的影响。同时，诸如先兆子痫等危险的孕期并发症，如果孕妇经常检查的话，都可以尽早觉察并治疗。
英国的发展要慢一些，尽管健康访问始于公元19世纪60年代，但它没有延伸到准妈妈们身上。约翰·巴伦特勒，一个苏格兰妇科专家，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改善婴儿的健康，并且他决定在公元1901年试行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检测孕妇并报告任何异常情况。在公元1915年，第一间产前检查所在英国开张。尽管这对妇女说是个好消息，但助产士却持怀疑态度且担心一旦孕妇们去做常规产前检查，助产士将会失去医院的病人。这导致一些助产士劝阻病人不要去产前检查所。直到公元1936年，助产士的身份才由地方政府以有偿职位的形式确定下来。
漫长的等待和对可怕的“里面”的恐惧，令一些妇女不愿登记产前护理。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产阶层的，觉得诊所在某种程度上与非法生育有染而对其避而远之。婚外孕令家族蒙羞，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饱受歧视。
对接受产前护理的妇女，产前诊所的照料因地而异。在大多数地方诊所教给妇女们保持营养及健康的方法或提出建议，但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以前，诊所几乎没有对孕妇们进行过任何检测。监测胎儿发育的能力还很有限。医生和助产士可以确定胎儿的大小及在子宫里的位置，但他们仅能猜测其是否健康而对在产前确定其性别束手无策。
到了公元20世纪60年代，产前护理出现了重大突破，人们发现可以通过羊膜穿刺术（抽取少量羊水样本以检测是否异常）分离出胎儿的一些细胞，也可以通过检验确定胎儿的基因信息，比如是否存在脊柱裂。超声波检测一经采用，别的缺陷也能被确定下来。在确定胎盘的位置后羊膜穿刺术就变得更加安全了。在此之前，医生们采用的方法被称为“祈祷式穿刺法”。
产前护理制度的确立对分娩中的医学干预作出了极大贡献。妇女们热切期望政府统计出母亲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便降低母婴死亡数量。产科专家建议，为了克服糟糕的统计结果，生育过程应当被更加科学地处理。
然而当荷兰、丹麦及瑞典调查死亡率时，英国人却表示出对医生负责产科事务的轻蔑及反对态度，这些国家的孕妇大部分都是由助产士来接生的。人们逐渐认识到住房和日常饮食对母子未来的健康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母子未来的健康对以后社会的发展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先进的技术水平给产前孕妇检查提供了可能，这给医生提供了更多有关产妇的信息。而今天的父母却面临着这样的困惑：要不要在怀孕期对腹中的孩子进行检测。现在在英国人们对孕妇进行检测，看孩子是否有唐氏综合征，如果有，那么他们会决定是否用羊膜穿刺术进行流产。失败的可能性只有1％，在这1％的情况下，孕妇会因为这个尝试确定胎儿健康状况的试验而失去一个完全健康的孩子。不幸的是，人们永远不能改掉易犯错误的毛病，有很多例子表明推论胎儿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诊断有时是错误的。而且大量的检测及其对检测结果的等待所产生的压力也可能影响孕妇的健康。
尽管有不利的方面，但孕期检测能挽救大人和孩子的生命。产妇身旁的助产士往往能判断孕妇是否处于产前阵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些产妇无疑证明了当今医疗保健的好处。
问题及方案（1）
公元20世纪，在医学各个领域取得的主要进展对产科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青霉素，公元20世纪最大的发现，保证了新生儿及母亲的安全。二战的爆发使得对用于治疗伤员的抗生素的需求大大提高了。因为当时英国处于战争之中，所以青霉素的研究和产量都很有限。直到美国对英国提供援助后，青霉素才被广泛使用，并有效地防治了产后高烧。
公元19世纪20年代，对产妇的医疗护理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国家里发生的所有疾病中，生育是最危险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有超过3000名的妇女死于分娩，还有成千的产妇在分娩中致残。政治家急于阻止出生率的下滑，但是在分娩如此危险的情况下劝人们多生小孩相当不容易。
显然，医疗护理服务必须得到改善，这样才能降低产妇的死亡率。卫生部的高级官员詹妮·凯坡贝尔医生在公元1924年她的有关产妇死亡率的政府报告中强调，有相当多的方面需要改进提高。她的报告主要提到卫生设备、住房、佝偻病（导致难产）、小产、流产、雇用助产士的问题以及妇产科的医疗水平等。对于政府而言，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公元1932年一份政府报告发表之后。该报告指出死于分娩的产妇中有死于“本可避免的因素”。
医院开始引进新的抗菌措施及改进卫生水平以提高产妇的存活率。
另一个对产妇生命的巨大威胁是产后大出血。血液的快速流失几乎总是造成休克及随后的死亡。尽管使用麦角新碱可以通过促进失血血管连结来治疗产后大出血，但直到输血成为可能后，大出血才真正得到了治疗。
医生们发现他们不能安全地为病人输血，因为输入的血液进入人体后总会引起奇怪的反应。公元1901年维也纳的医生及医学研究专家卡尔·兰德施泰纳发现了血液中的凝集素并将人类血液分为四种。到公元1915年时医生们已经能够正确区分病人的血型，而到公元1930年时血库开始建立起来。
随着医学及产科知识和治疗手段的丰富，分娩比以往更加易于控制，这预示着在分娩护理中一个新的医学时代来临了。中医学干预可以避免复杂的分娩过程所带来的危害，因此这得到了芝加哥产科医师约瑟夫·b。德莱的大力推荐。他推荐在所有的分娩手术中使用外阴切开术及产钳，即便是常规的手术。同时他推荐使用药物来加速胎盘的剥离，然后按照他称之为“鞋拔策略”的方法将之移除。德莱认为按照这种方法操作将极大减少分娩过程中对母婴的伤害。他的理论在美国广为流行，公元20世纪3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广泛应用。
到了公元20世纪40年代，外阴切开术已被西方医院广泛应用，但在公元20世纪70年代以前手术都是在没有施行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这项技术除了在必要时应用外并没有在英国流行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妇到医院进行分娩，医学干预在分娩中进一步介入，同时严格消毒措施也得到了应用。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细心的产前准备：剃去阴部的毛发及进行灌肠。
医生也会规定分娩时产妇的姿势，但不幸的是这些姿势更利于他们进行手术而不是利于产妇分娩。公元19世纪英国的产妇大都被建议应朝左侧躺着分娩，因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种姿势被认为是最正派的，到了公元19世纪20年代，妇产科医生要求产妇平躺，双脚呈马镫形放置，但现在人们认为这样会给血压造成不利影响，降低子宫收缩的强度，增加了使用产钳及剖腹产的可能性。在荷兰，产妇往往采用坐姿分娩，分娩中使用真空提取器及产钳的比例几乎不超过4％，而在美国一些医院使用这些手段的几率却高达65％。
另一种被妇产科应用的助产术是人工引导术，它可以避免因婴儿体形过大造成的难产。这样就很少注意到对婴儿的护理及由早产所带来的可能危害。人们实际上认为提前一两个星期“把苹果从树上摇落”是很有益的。通常的方法是口服蓖麻油或奎宁以加速子宫的收缩，但往往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孕妇呕吐。
问题及方案（2）
公元20世纪50年代，随着医生能检测胎儿的情况，人们更加关注胎儿的健康。当为了婴儿的利益而延长分娩时间时，助产措施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可以监视胎儿心跳的尖端技术得以在分娩过程中使用后，对分娩的干预进一步加强了。
医生们认为妇女们的分娩持续时间是有一个平均值的，正因如此，医生们测算出了常规的分娩时间。一旦妇女们的分娩时间与这个平均值不符，医生们就会通过静脉注射来加快或放慢产妇的宫缩。因此，镇痛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必要的，医生们通常就会使用止痛剂。止痛过程能够减缓宫缩，而催产素的使用则可以加快宫缩。不过这种恶性循环以及使用药物的副作用在后来导致胎儿有很多不适。许多胎儿的接生都是在催产的介入下进行的。这不仅是为了表面的母婴安全，也为医院带来了方便。然而由此对胎儿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剧增，仅在公元1970年到公元1975年期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由原先的新生儿中的27％增加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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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痛方法的改善
随着新生儿的安全出生率越来越高，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分娩过程中对产妇们的镇痛方法。直到公元19世纪末，除了在床底搭一块木板当产妇的支架和咬住一块橡胶，几乎没有其他镇痛的方法。所以人们常说能从这“危险又充满剧痛”的分娩中存活下来的妇女真的要感激上帝。
自从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准许，氯仿这一麻醉剂就被广泛地应用在了分娩过程中，但在公元19世纪末期，人们也意识到了它所产生的副作用的危险性。助产士很难掌握麻醉剂的剂量，在分娩中因它的使用而引起死亡剧增，这就促使人们要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方法。在公元20世纪来临的时候，德国人将镇静剂和吗啡草混合成麻醉剂并加以改进，这就是所谓的“半麻醉”。这样命名的原因是，当被注射了这种麻醉剂，病人就会进入睡眠状态，而当他们醒来时，就往往像处在清晨刚睡醒的状态。在接下来的40年中，这种麻醉剂得到了广泛应用，几乎成为一种医生们通用的麻醉剂，但它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产妇的剂量所需都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对其进行多次注射。因为对于许多产妇来说，此麻醉剂的药效较慢，所以第一剂所产生的麻醉效果要耗掉很多时间。
所以，半麻醉也像其他麻醉剂那样停用了，同时更多的令人满意的药物则出现了，其中一种一直沿用至今的就是哌替啶。这种麻醉剂在公元1939年传到了德国，虽然哌替啶是一种有效的止痛剂，但它也同样有副作用，像其他化学药品一样，会由于母亲的血液循环向胎儿提供生长所需的物质通过脐带和胎盘传给胎儿。如果这样的话，胎儿的呼吸就会减弱，一旦对胎儿产生了更严重的副作用，医生就会使用抗毒剂。
另一种一直应用到现在的止痛剂叫做安东诺斯，由一氧化二氮和氧气混合制成，通过吸入体内产生作用。这种药物的优点在于它的副作用极小。它的使用取代了三氯乙烯，一种公元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英国的吸入式止痛剂。
硬膜麻醉的发展最终给分娩过程中的镇痛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最初这一技术于一战期间应用在一般内科方面，但随后被改良应用于妇产科。具体方法是在脊椎的腰部区域注射局部麻醉剂，这样就会产生下身的暂时麻痹。这一技术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施行剖腹产术时产妇可以保持清醒的意识，这样她就能完全体会孩子出世时的激动心情，还可以在孩子一出世后就把他抱在怀里。
硬膜麻醉尽管有很多益处，但还不很完善。这一技术虽然可以完全解除分娩中的痛苦，可对一些产妇来说还是有很多缺点的。很多产妇发现（使用麻醉术后）在分娩的最后阶段她们很难有力气生下孩子。目前在已知的一些病例里，这一技术甚至导致了产妇的死亡。
从家到医院（1）
公元20世纪，医院不断地改进环境，麻醉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公元1948年英国的国家卫生局成立后，在医院分娩的趋势才开始逐渐上升。公元20世纪前，大部分的产妇都是在家中分娩的，由助产士和产妇的亲密女性亲属照料。随着公元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有关生育检查的相关工作。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时，孕妇已可以享受众多相关人士的专业医疗护理，这其中有医院的咨询人员、全科医生、助产士以及当地产前检查诊所的人员。
尽管医学专业人士逐渐地介入到产妇的护理中，但分娩过程中的发病率仍居高不下。因此，英国卫生部于公元1929年成立了“产妇死亡率及发病率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调查的结论认为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是怀孕过程中的并发症，加强管理及临床护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医学人士开始相信怀孕应当作为一种疾病予以治疗，并应加强孕期“管理”。
随着人们越来越关心女性的健康，英国妇产科医师协会也于公元1929年成立，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妇开始在医院分娩。卫生部和医学人士认为，医院的环境更利于医生处理分娩过程中出现的败血症和大出血等致命疾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时恰恰是医生增加了产妇感染产褥热的风险。在分娩过程中他们比助产士更为频繁地干预，这样就增加了细菌进入产妇血液的可能，同时他们也经常忽视自身的个人卫生以及例行的杀菌消毒。尽管存在这些缺点，产妇们还是逐渐涌向医院去分娩，因为医院有越来越便利的麻醉措施；而助产士是不允许在产妇家中使用镇痛药物的。此外，改进的手术技术、对惊厥的预防以及成功的输血技术都为产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益处，这样即使进行剖腹产和使用产钳也远比在家中分娩安全许多。
贫穷的母亲们则很少选择在医院分娩，她们也很难在产后找到帮手来代为照看孩子。如果得不到亲戚或邻居的帮助，在孩子一生下来后她们就得努力操持家务。护理贫穷家庭产妇的人往往发现产妇面临着不洁净的环境，恰如公元1921年《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信中所说：
你会发现丈夫、妻子和一到两个孩子共用一张床。床上经常有小孩子的尿，床单很脏，病人的外套也很脏。她可能还没有洗过澡，只有几件没有消过毒的破旧衣服，或者把几天没换过的睡衣漂白使用。
众所周知，不良的卫生条件会导致母婴死亡，然而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降低这种风险又是很难做到的。《1934年的为母之道》一书中就列出了家庭分娩必要的注意事项，但事实上，产妇们不得不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那些必需品。例如，胶皮就由牛皮纸代替，而药签则被报纸代替。
在《飞向干道夫的云雀》一书中，弗罗瑞·汤姆森写道：
当对助产器具的需要增加时，这些器具就会在社区里成为公共用具。器具箱几乎什么都有：小裹布、绷带、长法兰绒手推车……尿布。它会伴随着每个婴儿的出生。这些东西被循环使用，每次有人分娩，牧师的女儿就会将它借出去。
在公元20世纪30年代，妇女合作协会和妇女工会督促政府为工人阶级中的妇女提供更多的“产科用具”，这些工具袋装有分娩时的必需品。但不幸的是，接受这项捐助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所以许多妇女都不接受这项帮助。
在公元1948年，随着全国卫生服务部的计划的实施，更多的妇女选择接受医院提供的护理服务，从怀孕到分娩，医院确保她们可以得到全程的护理，而且不需要花钱做各种检查，因为各种医疗设施会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护理。到公元1974年，的分娩都是在医院进行的。到了公元1996年，除了那些推崇以更加自然的方式分娩的人以外，在英国，只有2％的母亲选择在家中分娩，而在美国，选择在医院分娩的浪潮要比英国早。美国的医院为他们无菌安全的医疗环境做宣传，所以对于妇女们来说去医院分娩很有吸引力，因为这意味着不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在公元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医疗费很高，那时也没有医疗保障制度，但人们提倡父母们应该为了能够给将来的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顾而作些储蓄。同时，医院的环境很好，很温馨，很有家的感觉。到了公元20世纪30年代，全美国将近有3/4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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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到医院（2）
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妇女却没有从昂贵的医疗费中受益。在公元1915年到公元1930年期间，虽然医院分娩的数量剧增，但产妇的死亡率却并没有下降。相反的，婴儿的死亡率还增加了。大部分产妇承认她们在医院得到了符合标准的治疗和护理。她们被推进产房，然后上半身被扶起，两脚用皮带固定住，如果有些产妇控制不住自己，她们的胳膊和腿也会被绑住。当然医生也会给她们注射止痛剂。常常使用药物加速宫缩。医生常常用到产钳，为了助产，医生们也常实施外阴切开手术。根据调查可以发现，医生和其他助产人员常常没必要地介入到分娩过程中，同时对卫生条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死亡率，大约从公元1930年开始，医务工作人员受到了主管部门严格的监督。在那以后，无菌技术也开始得到应用，这些新规定使产妇们受益，死亡率也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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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分娩运动（1）
在英国，分娩过程中对助产手段和镇痛剂的大量使用使得分娩过程还是得由医院来完成，因此大多数的分娩是在医院进行的。随着剖腹产手术的不断进步和许多其他的妇产科助产技术的提高，在公元20世纪末，对于妇女们来说，分娩后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已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她们还希望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消除对妇女身体的禁忌和加强对性知识的教育减轻了许多妇女们对生育的不安。直到这时，还有些母亲由于自己的无知，直到分娩时才知道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在妇产科专家格兰特里·迪克瑞德公元1942年出版的《无畏分娩》一书中，一位妇女回忆到她第一次分娩时的痛苦：
“就在那最后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孩子是从哪里出生的，这让我很震惊。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我都不知道那时在想什么，但突然间我知道了这个孩子必须从那里出来，我知道……，噢！我太吃惊了，也太害怕了。我就说：‘求你了，你能不让他出来吗？我不在乎有多痛，我能忍得了痛，但求你别让他出来好吗？’”
历史上第一次，分娩不必一定意味着令人难忍的痛苦和可能出现感染和死亡。除了书中的夫人以外，许多妇女都开始觉得当她们分娩时，有些东西在莫名地消失，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分娩——这一生命中极其特别的时刻成为一段虽安全但却平淡无奇的经历。
格兰特里·迪克瑞德是早期提倡安全又有意义的分娩的先锋之一。在公元20世纪40年代，他跟访一位在伦敦分娩的妇女，他开始调查研究医院为产妇所提供的一系列护理方案，那位产妇在她分娩时没有感到疼痛，所以她拒绝了提供给她的氯仿剂。她曾告诉过迪克瑞德：“这根本不疼，它本不应该疼，不是吗，医生？”
这件事让他开始相信，妇女在分娩时感到剧痛无比是因为她们自身的恐惧与压力而非来自生孩子本身。他觉得，如果妇女们能够对分娩过程有很好的了解，而不是一味地被告知在分娩时只有剧痛在等着她们，那么她们很可能减轻所有的痛苦。国家生育基金会在公元1956年成立，致力于向人们推广这种意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点”。
从这时起，妇女们开始思考她们以前分娩的状况。许多人后悔因为被注射麻醉剂而使分娩过程在她们脑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有些人只记得一个劲儿地抱着已经被医护人员清洗干净、扑了粉穿好衣服的孩子的一幕。至此，对分娩过程主动权的探求开始了。
在美国，随着法国妇产科医生菲德那德·拉梅兹的《无痛分娩》一书的出版，这种变化开始了。他对公元20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使用的古老民间做法做了研究，精神心理预防是一种让病人精力集中、处于放松状态的疗法。这种疗法显然对减轻痛苦很有效。他还在众所周知的“拉梅兹疗法”中加入了“快速浅呼吸疗法”，这一疗法在一位旅法美籍女作家所著的书《感谢拉梅兹医生》出版后，在美国很受欢迎。当她分娩时，因受益于这一疗法而心存感激，所以写了这本书。这一做法不但让妇女们在分娩时拥有了主动权，还给了她们自信，因为她们觉得这些原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自从医生掌控分娩过程的主动权以来，妇女们第一次开始把她们自己看做分娩过程中主动的参与者。
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其他的分娩思想开始出现在新思潮的变迁中。法国的医生弗莱德瑞克·勒鲍耶尔将注意力由产妇转向了婴儿。他觉得出生对于婴儿来说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婴儿们出生时痛苦的表情和绝望的哭泣就是最好的证明。勒鲍耶尔想为出生的婴儿们营造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所以他提倡新生儿们应该在出生后马上放到母亲的腹部并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很早以前，人们就觉得新生儿们应该待在与他们的生长环境——子宫相仿的地方，而勒鲍耶尔的这些原理正是这一说法的延续。
勒鲍耶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在公元1930年左右，第一位意大利女医生玛丽亚·蒙太素瑞就写过关于一个刺激性强的新环境对于新生儿的影响：
自然分娩运动（2）
他来到了这个成人世界，他那脆弱的眼睛还从未见过光明，他的耳朵以前也从未听到噪音，他的身体至今为止还从未受过伤害。然而现在并不重视他的脆弱的大人却要用那双毫无灵魂的手来抱着他。
一位法国妇产科医生米歇拉·奥顿特则将勒鲍耶尔的理论向前发展了一步，并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建立了一个特别的单位。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分娩过程非医疗化。他建议妇女们在分娩过程中可以选择任何她们感觉最自然的姿势，无论是站着还是蹲着。他这样完全是为了让产妇们放松下来，他还向产妇们推荐分娩池。他几乎用不到镊子、止痛剂。而且他发现剖腹产是根本不需要的，尤其是在臀位分娩这种手术中。所以现在妇女们可以在医院里分娩，在这里，一切需要的医疗技术都能为她们准备就绪，但同时也为她们营造了一种像在家里一样的轻松的环境。
从公元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主张妇女应该在分娩过程中负起责任来，从而从男妇产科医生那里夺回主动权，赛拉·奎新格在她公元1979年出版的《家庭分娩》一书中呼吁，在家里分娩应该成为妇女们的一种选择而非特例。在英国尽管只有1％至2％的分娩是在家中进行的，但在荷兰家中分娩的比例占将近全国分娩总数的一半。他们的母婴死亡率数字显示，家中分娩跟在医院里一样地安全。
尽管在过去的40年间，许多运动例如国家基金会就一直为分娩新方法而战，都提倡妇女有选择的自由，使她们的孩子享受各种助产方式和医生的干涉。但即使产妇们一再反对外部干涉，有时助产士在临床分娩过程中仍然坚持使用各种助产技术。
当一个女人在分娩过程中遇到困难，生理上的也好，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摩擦也好，都会使分娩这一经历成为一件糟糕的事情，有时甚至对母婴关系起反作用。现在的母亲应该很好地感谢上个世纪科技领域的显著成功，因为这使得医生能够帮助那些有可能在分娩过程中丧命的妇女们。但各种分娩运动和女权主义组织仍然坚持认为在分娩过程中，妇女们不但应该享有“母婴安全”的权利，还应有“非暴力分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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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
在英国，虽然医院中的大夫和全科医生更多地参与到妇女分娩过程，但助产士仍然在护理方面起主导作用。公元1902年，议会通过了助产士法案，确定了对助产士注册和资格证的要求，并一再主张助产士应该得到监督以确保他们高效地操作。这一法案的通过为助产士的未来提供了保障，尽管全科医生们起初很担心这会减少他们参与手术过程而得到的酬劳。在公元1911年国家保险法案颁布以来，全科医生们看到，除去分娩费，他们还是收入颇丰的，这使得他们和职业医师们的收入保持平衡。
公元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助产士正规培训只是有限的三个月的课程，由中心助产士委员会提供。此后培训期不断地延长，尤其是女性助产士的培训经费也在不断增加。到公元1937年，助产士们能够得到长达两年的培训。到这个时候，地方政府承担起了为她们付薪水的责任。同时，地方政府还要为参与分娩手术的医生们付加班费。有些人觉得这使得许多妇女们不得不接受“受管理”的分娩，而这本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尽管助产士得到政府的一再保证说她们的工作会保持长期性，她们仍很失望地发现英国产科医师协会并不允许她们实施镇痛术。她们只被允许使用有关气体，而却无法提供病人所必需的各种昂贵而复杂的仪器。英国医###合会建议应当由全科医生来决定是否允许助产士来护理产妇，这样，助产士最后只能处理简单的“正常”分娩。
和英国同行相比，美国的助产士为了生存所作的斗争就相当不成功了。随着医生活动的日益增加，助产士的角色及地位迅速衰落，而这一趋势也得到了医学行业的支持。医生们在接管助产士角色后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力图使产妇相信助产士是不干净的、相信封建迷信及缺乏医学知识。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实际上仍极大地依赖于助产士提供的服务。
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助产士注定要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因为她们没有接受正式的训练，并且从公元1935年起助产被视为非法活动。产妇改由受过特殊训练的产科护士来护理。
医生的成长
当专业医师试图接替助产士的工作以降低死亡率时，几乎没有或很少有为医生准备的专门培训。直到公元20世纪，分娩过程中的知识也一直是通过妇女相互学习和助产士世代相传的方式流传。但医学生们现在突然被推到实践中，要求他们能够处理产妇分娩中的问题。然而他们还缺少应有的培训，更没有实践的经验。
对于医生来说，最困难的是英国医师协会坚持由他们决定助产士应接手处理的病例，因此，医生只能处理复杂的病症。这使他们缺少从普通病例处得来的实践经验。那些由全科医生参与护理分娩的产妇，丝毫不知她们实际上处于危险的边缘。
由于那些缺乏经验且超负荷工作的医生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分娩手术，他们经常使用新药物以加速子宫的运动，以此来节省时间去帮助更多的待产者。
产钳也经常被滥用以加速分娩，有时会导致事故。道格拉斯·米勒在公元192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指出，1/10的产妇死于产钳的使用，2/3由产钳引产的新生儿会死亡。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妇的死亡数量大幅度下降。原因后来被证实是由于大量医生应征服务军队，女性助产士在这些年里几乎担当了所有的产妇护理任务。
今日的医生也参与到对产妇的护理中。“多米诺”方案的引入增加了产妇在孕期和分娩期与助产士的联系。方案允许社区助产士陪同自己的产妇入院，以此继续她们对产妇的照顾，也便于她们亲自助产以及在产妇产后短期休养后陪同她们回家。
起源于公元20世纪50年代的自然分娩运动，多年来致力于鼓励妇女重新掌握生育的主动权，许多组织机构，如国家分娩信托基金仍然在继续这项运动。
世界各地的传统（1）
以前，处在分娩阵痛期的英国妇女都由女性朋友和亲属陪产。而男性则禁止入内。只是在最近，产房内的规则才被彻底改变了。现今，父亲在产房外等待新生儿出生已不多见，除非是那些受不了惊吓的人。
在世界一些传统地区，生产时父亲的出现被认为是很有益处的。例如卡尔梅克的蒙古人，父亲和其他男性也陪同生产直到孩子即将出生。很多女性认为，男伴的陪同是一种安慰和支持，他们可以和她们共享孩子出生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她们的丈夫在陪伴她们分娩后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她们，所以她们更倾向由女性亲属或朋友来陪伴。
在美国“导乐”作为一种陪护人员变得十分流行，这个词原是指在古希腊家庭中最重要的女仆人。她们照顾产妇并陪同她们经历分娩的全过程，并且帮助减少产妇和其他医护人员之间的交流障碍。一些产妇认为，找一个人加强医生与自己的交流是十分有帮助的。“导乐”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留下分娩的记忆，毕竟这种记忆是十分重要的生命体验。
当今全世界女性分娩的方式仍为大量的迷信做法所主导。马达加斯加的女性在阵痛开始时通常会待在与家里其他房间相隔离的房间内，由年长女性陪同生产。她们认为热量在阵痛时十分必要，所以按照传统，朋友带着买木材的钱光临。即使在一年里最热的时候，也要在屋内生火。
在印度北部的印度家庭会遵循一系列十分复杂的礼仪程序来保证生产中母子平安。每个仪式的目的都在于将神仙发怒的不祥之兆从产房驱逐出去，以保证婴儿最大限度的存活机会。分娩陪同者用卢比将产妇环绕起来，以加速分娩并消除鬼怪的威胁。这些硬币以后会赠与牧师的夫人。
婴儿一旦出生，一个女性亲属便擦洗清洁产妇的乳房，然后她们将一枚硬币放入盛有牛奶的小碟，并用草叶将牛奶洒在产妇的乳房上。按照礼节，硬币会被扔掉来代表消除不祥的影响。
人们认为平息神的愤怒才能保护母亲和孩子。在分娩后的第六天，助产婆返回产房，为女神波麻塔举行谢恩仪式，因为她们认为是她把孩子放进女性的子宫里。四片炸面包被分别摆放在摇篮的四条腿下，另有一片献给女神。一盏装满芥子油的灯被摆放在摇篮靠婴儿头的一方。两个盘子一个装上谷物，另一个装上糖和面粉。人们用母牛粪制成神像，并用一块布盖在上面。之后母亲抱着新生儿蹲在摇篮旁，接受人们向她抛撒谷物，这些谷物随后会被奉献给波麻塔，最终一切物品都要移至屋外来驱逐不祥之兆。
印度的母亲产后被视为是不干净的，只有沐浴才能重获纯洁，因为流动之水被视为最佳的净化剂。之后她们方可融入社会。婴儿也被精心擦洗，用油按摩，然后用莎丽紧紧裹住。
在印度所有产后妇女都会被限制参加活动。但是每个女性不干净的时间取决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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