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关联性误读）。基于摩尔斯电码的电报正是当年最酷最快捷也是最贵的通讯方式，除了热恋中的新潮男女，政客、军阀以及地下工作者都爱使用。
当然，这封信中的另一关键词“情人节”，却完全不存在像“电邮”那样的时代差异。与之相同的，还包括受到这一节日困扰的情人们的心情。也就是说，徐志摩这封信，腔调是软的，道理是硬的，诚可谓“话不糙，理也不糙”——尤其是“情人最怕的就是过节”一句。
绝大多数的节日之所以都是“反情人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节日都是家族以及家庭性的，特别是情人节前夕的春节（ 就字面意义来说，情人节才是名副其实的“春”节 ），而情人节却是非家族和非家庭（或前家庭）的，基本上算是反家庭的，二人世界对抗合家团聚。虽然暴搓一顿是这两个节日共同的特征，但是年夜饭和情人节大餐也只有以下两个相同之处：
一、都在夜间进行；
二、餐馆都订不到座位。
除此之外，从菜单到就餐人数，整个都拧着。对于那些身陷热恋状态，尤其是处于婚外恋状态中的男女来说，春节的苦楚更不足与外人道。根据我持续多年的观察，从大年初三开始，大小餐厅里就开始出现一对对怎么看都不像是合法夫妻的形迹可疑之男女。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在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看什么看？别看了，你丫猜的没错，我们就是在家里坐卧不宁、苦苦‘守节’并且连守了三天的旷男怨女！”
除了大部分节日与生俱来的“反情人”特质之外，情人之所以“最怕过节”，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因为“世界上偏偏有一个节日叫做情人节”。在所有的节日里，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最“反情人”的，就是“节日卧底”身份存在的情人节了。
对于普天之下的有情人来说，情人节的“反情人”特质，莫过于它“非过不可”的强迫性。也就是说，做情人一定要过情人节，不仅“安有不亲自之理”？而且双方都必须同时在场，否则，“情人”这一身份的确切性和稳定性就会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
所以徐志摩在元宵前夜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这样解释道：“我本该明天赶到京和我的爱眉宝贝同过元宵的，谁知我们还得磨折，天罚我们冷清清的一个在南，一个在北，冷眼看人家热闹，自己伤心！新月社一定什么举动也没，风景煞尽的了！你今晚一定特别的难过，满望摩摩元宵回京，谁知道还是这形单影只的！你也只能自己譬解譬解，将来我们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情人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的严重性，已经把我们的摩摩逼到了主动拿新月社甚至拿“名分”说事儿的地步。要知道，一个恋爱中的男人一旦向女方说出“名分”二字，其爆炸性并不亚于女方向男方所说的“我有了，是你的”。
事情正如罗兰·巴特在《 恋人絮语 》中所说的那样，情人们通常所感受到的那种忧伤，其实都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一旦决定舍弃恋爱状态，恋人便会忧伤地感到远离自己的想象。”情人若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在一起过情人节，正是“远离自己的想象”的一个大好时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春节强调的是父权家庭主义，国庆节弘扬的是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那么情人节所暗示的无疑则是男欢女爱——主要是异性恋的情爱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二人世界”的情人节和“合家团聚”的春节其实是“面不合心和”，殊途而同归的。前者只是后者必要的铺陈和演练。什么叫“有情人终成眷属”？终于成就者，名分也。用摩摩的话来说，那就正是“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暗喻：名分一旦定了，以后的情人节在不在一起过也就无所谓了。（就连情人节也抢不了，谁还抢得？！）从今往后，温柔的福分厚着，蜜甜的日子多着，美好的日子万年长，你我狗男女就踏踏实实地欢欢喜喜过个年吧。
后 来（1）
“节后病”是继各种年节之后被成功开发出来的另一种“需求”。
据说此病以暴饮暴食以及“生物钟发生改变”为主要诱因，临床表现为各种消化系统及心理疾病。近年来，前者的发病率或因饮食日见清淡而有所缓解，而后者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年节之后，尤其是长假后一周之内普遍感到分外焦虑，情绪低落，不想工作，万般沮丧，甚至怀疑人生。
病是开发了，惜乎未有解决方案。以我之见，乐极生悲是天底下最难受的病，更是最难医的病，治疗思路上，最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正确对待此类“事后”的善后问题，不妨横向地参考一下性生活心理研究上业已取得之各项成果。
我个人的性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在理论上提前接触到“善后”问题。人生不幸识字始，对于青春不幸萌动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识字者而言，《 赤脚医生手册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1970年9月第1版，1970年9月第1次印刷 ），几乎就是当时所能接触到的惟一的、合法的并且图文并茂的自学成才者之启蒙教材（ 同样铁证如山的是，余秋雨老师肯定没有参与这个写作班子 ）。《 赤脚医生手册 》可能救过许多人的性命，作为性启蒙自学教材，《 赤脚医生手册 》当年虽未能救我于水火之中，但是从70年代直到今天，却有四字真言在我脑海里经久耐用地挥之不去，其曰：“呼呼大睡”。完整说法其实应该是“男同志（在事后）不要只顾自己呼呼大睡”，而应该关心女同志。
bla，bla……
男同志为什么就不能呼呼大睡？原始文本中肯定有详尽交代，只是对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男读者来说，字肯定是认齐了，道理也肯定是不懂的，牢记的只有绝对命令——“不可呼呼大睡”。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然而“呼呼大睡”却一直像一句咒语，浮现于每一次“吟罢低首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之际。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其兴也勃焉，忽焉其兴也”，男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女性来得慢，去得更慢。
呼呼大睡
如果性交是一种病，“病来如山倒”说的是男方，“病去如抽丝”指的就是女方。
故即便双方共同达到了高潮，男方于“山倒”之后，亦不可弃女方于不顾，绝尘而去，而应保持“泰山崩于眼前而不色变”的风度，将热度在高潮之后持续保温一段时间，耐心地陪同女方将烦恼丝一根一根地抽去，不可硬上马，必须软着陆。
很显然，就“节后病”而言，弃我而去的昨日之节日，就是那个呼呼大睡的男同志，身旁那位郁闷的女同志，不消说，即饱受“节后病”伤害的你我是也。
道理再清楚不过，惟一不解的是，“呼呼大睡”这四个字为什么会与上述老生常谈同样的脍炙人口，又何以竟成了“不负责任”的同义词——性别、教育及成长背景与我完全不同，即肯定没有读过《 赤脚医生手册 》的张小娴就曾白纸黑字地写道：“女人最介意男人在事后呼呼大睡。”
小娴还有一个前提：“男人可以有性无爱，但不可以没有床上礼仪，不懂床上礼仪的男人只是一头色欲狂徒。”也就是说，可以“有性无爱”是男人之天性或劣根性，不能“呼呼大睡”则是男人的礼貌及道德水准。所以，小娴在《 女人的床上礼仪 》一文中也实事求是地劝解女人：“事后不要缠着男人说话，应该理解他们是很疲倦的。大部分男人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女人有机可趁，将他去势。”
除后一个判断显然因作者本人的缺乏实践而有违常识（主要就“去势”在技术上的最佳时机而言）外，小娴大抵还算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相对于男性“朝闻道，夕死可矣”之顽劣不化来说，“后来”的矛盾无非是一个“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问题，时间关系。其实，男人在“山倒”之后立马掉进谷底的那种沮丧，那种万念俱灰，除了搪塞以“呼呼大睡”，又岂是女人所能理解？而当一个男人活到了连“山”也再看不见，甚至记不起“山”为何物的时候，回首一生，那种今是昨非，那番痛心疾首，又岂是他自己所能接受？从长计议，“呼呼大睡”虽不算善类，但更不可取代以“事后烟”之类，后者更容易触发悲观的哲学思考，启迪厌世的广袤思维，倒不如乖乖地陪对方说说话，聊聊事后天。力不从心的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聊以敦厚人伦罢了。
花 招
关于善后一事，在网上所能搜到的建议，虽然文采略输，女权嚣张，却失之实用，大逊风骚。
此等技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大类：一、先小人后君子，动口不动手，聊聊“事后天”：“高潮过后，有时你根本不须用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即能将你俩的心紧紧相系，因为此时没有什么预期心态，所以在床上聊天，便成为一种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即能增进彼此了解与亲密感的最佳方法。”
至于聊天的主题，又可分为以下两小类：（一）扯淡类，即“这可不是一个谈论严肃议题，或是批判男友床上功夫的好时机。互相公开童年糗事，是此时比较适合的话题”；（二）企划类，即“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也许那个‘下一次’就会因此变成你俩毕生难忘的经验”。第二大类，即“做爱后的你反倒精神百倍？不妨来个激情小游戏，还能让俩人的亲密感更上一层楼”，建议的游戏包括：“泡泡浴两性战争”， “洗个鸳鸯浴”， “打个枕头仗”，“放点音乐、来个裸体共舞”，等等，不一而足。
后 来（2）
以我之见，无论锁定什么主题，“事后天”都应慎聊。男方此时正处于身体和精神的绝对低谷，就算扯淡扯到极点，“敌疲我扰”之敌意毕竟挥之不去，尤其严重的是，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状态下，一个没聊好，扯淡扯出一份严肃的赛后报告，而“互相公开童年糗事”分分钟会变成“互相揭发对方糗事”，还不如呼呼大睡。
“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 这样的花招，表面上满怀豪情，展望未来，共襄盛举，其实无非是让意犹未尽的一方过过嘴瘾，聊事安抚一番。惜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对“事后男”谈未来事，对“今宵苦短”之人畅谈“来日方长”之事，庶几对牛谈琴，真是何苦来？至于种种“激情小游戏”，更是可爱到离谱的程度，假定双方在激情过后还有如此之多的剩余精力和余热，何不重振旗鼓，再战一场？
今宵苦短，来日方长
明天还是要继续，节要一个一个地过，爱要一次一次地做，故“善后工作”也不可就此草草了事，以致虎头蛇尾，晚节不保。
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完美“事后”呢？
古代文献中找到的最佳境界，见《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侍女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