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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随即结冰，盔甲似的哗哗响着，行走十分不便。
他发起高烧，王斐然找来担架。夜晚，爬上一处高山，将他放在一家无人住的农舍外屋。高烧中，他断续听到地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谈话声音。书记要求高度疏散，问主任还带着什么人。回答说有一名记者。
“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1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2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穷山恶水，伙伴情深
从雁北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家过年，东望冀中，他仿佛看到了吞没在硝烟中的故乡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年三十晚上，房东来到他的屋里，恭敬地把一个黑粗瓷饭碗和一双荆条做的筷子放在炕沿上：“尝尝吧。”
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非常感动地接受了他的馈赠。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粗筋裸露的大手，话不多，甚至连笑容也带着愁苦……这些特征，也是孙犁在冀中农民身上看惯了的。
这里的生活，却比冀中更苦。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可耕地极少。人们常常看到，住在向阳山坡上的农户，把房前房后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凡有泥土的地方，哪怕只有炕席或方桌那么大，也都因地制宜地种上庄稼。这样，在秋收后，他们的房顶上、屋檐下、门框和窗棂上……便挂满了红、黄、赭、绿等各种粮穗和果蔬。但是，以这种方式换来的收获终究太少了，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各种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冀中，荒年时才吃树叶，而且多半是榆、柳的嫩叶。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是巴掌大的蓖麻叶，都往缸里泡，上面压上大石头，一任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乱爬。吃的时候，拿到河里洗净，切碎后加一点盐。
房东这天拿来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因为过年的缘故。
孙犁多次谈到他在晋察冀山地里的生活情形。抗战初年，在冀中吃得还好，因为有家庭的接济，可以经常下小馆。1939年到阜平后，便过起每日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而且常常吃不饱。哪里能吃得饱呢？“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1吃不饱，就喜欢到野外转游，例如像前面说的，掏点儿小沙鱼，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后，就到山沟里去拣残落的红枣、黑枣、核桃和梨子等。拣完了树下的，还要仰望树上的：那里有主人的竿子够不着的地方，残挂在树尖上，却是最大、最红、最美丽的果子。这当然也是最大的诱惑。他常常拣起石子，向它瞄准。结果是直到脖颈发僵，那红的果可能还在空中向他讪笑。“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1
他写过一首诗，叫《蝗虫篇》2，在这首诗的“附记”里，他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当时是战争环境，连晋察冀领导机关也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粮，也缺布匹，因为这里也不能种植棉花。孙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气渐凉，被、服仍无着落，连枕头都是用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1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2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1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1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班。一方面是这位热情、美丽、善良的女青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是报社机关驻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十几户的小山村，就成了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1月写的《识字班》1这篇散文里描写了这个小山村，并由于环境原因，把三将台的村名改成了鲜姜台：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犁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犁膏糖呵，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对于根据地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建设，孙犁自然也贡献了力量，上面那个《卖梨膏糖》的歌词（下面还有两段），不用说，是他编写的。
环境和生活条件，肯定是十分艰苦的。同样肯定的是，他感到心情舒畅，天地很广，这个小山村给他展示的生活视野，绝不比他生活过的北平小。是的，“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1所以，他不止一次地申明：他怀念那个时代，那些村庄，那些作为伙伴的战士和人民，甚至还有那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不仅如此，就连风雪、泥泞、饥寒、惊扰，也和胜利的喜悦、亲如家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深深的、甜蜜的怀恋了。
那些年生活艰苦，他们在精神上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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