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尴尬，苦笑。
后来我们又谈了2个小时，这部分内容不能写。
最后elsa说“我相信你能站在我们一边的。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顿了下，语速很慢“如果你想要我，我也可以答应！”
我继续抽烟“你不犯规？”
“……准确说，有点犯规，但我知道你不会乱来的”
我突然想起个事“上个月和我去t国，是你故意的吧？”
“嗯，我知道你根本不熟悉那边，怕你出事，所以去陪着你的”
“你怎么会先就知道我要去t国？”
“通过sandy”
“我如果真出了事，那你的线不就断了？所有努力都白费？”
“所以你绝对不能出事！”她换个很妩媚的表情“我没向上面汇报，私自出境，偷偷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怎么感谢我？”
我点点头，答非所谓“这个以后再说吧……为什么到现在才给我摊牌？”
“因为以前的那些case我们都可以放弃，被北角吃到总比被wt吃到好，毕竟北角在北京有很多route；而且从客观的立场上讲，北角的出价确实都不低，在经济上中国并没有吃亏……但是这次的东金集团，因为关系太大，绝对不能再被外面吃掉，所以我们决定收线了！”
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心里反复斗争。不可否认的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当初踏入这个泥潭子，是由个人的感情因素决定的，并没有考虑到太多“大方向”问题。现在确实是一个严峻时刻……
第二天早上，我去elsa的房间“我答应了。不过有个要求”
“什么？”
“你们别再去找陈原。当初是我决定只留下他一个人的，我负所有责任！”
elsa呵呵笑“你不要想的那么严重，我们是争取你，而不是要把你怎么样。对于离开北角的人，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只是打工的”
我轻轻点头，转身要走。
elsa在身后说“一起吃早饭吧？”
我笑笑“一晚上没睡，口臭！”
回到上海后，我和elsa去见了那个他们安排好的浙江一家银行的人。原计划是由这个娃代表某家浙江的地方银行入股东金集团。当然，他们拿不出太多钱。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东金集团同意这个很低的价钱（背后肯定有一些上层的运作），同时还要防止katherine从中作梗。
最后老子想出了一个很毒的办法：利用刘亦超。
东金的“话事人”叫老陈，他碰巧曾经是刘亦超在复旦的研究生老师，后来才到企业里面工作的。这次刘亦超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直接找我要求把case让给bsp;我去见了刘亦超，直接说“我答应了”
他有点兴奋“那说说你的条件”
“没条件”
他愣了一下“没条件？白帮我们？”
老子很阴险的笑“你们运气好，捡了个便宜而已……我其实不是帮你们，而是不想让北角成功！”
他娃当然不笨，脑袋里一转“逼christina把那个香港女人撤走？你就可以在大陆一个人说了算”
我看着他“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过”
他笑笑“以前听人说过你心狠，没想到你还很无耻”
“彼此彼此，我们都是狗。狗从来都是吃独食的”
至于katherine那边，老子直接装傻。这个女人的行事风格和我完全不一样，她是属于典型的“内战内行，外站外行”。北角人人都怕她（甚至包括sandy），她娃一出现在任何部门，这个部门的人就开始写求职信，她妈的……老子觉得christy的“钦差”这个title，更应该是她而不是我。
我直接给她说了“东金集团的case你做主吧，我协助你就行了”她娃以为老子也怕她，假笑“好啊，谢谢你配合！”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月，我把katherine的所有行动都悄悄透露给了刘亦超。作为回报，刘亦超也把他的关键计划给我透了一部分。这是我和他说好的，因为我“要扳倒katherine”，所以必须知道e的黑材料时才能有话说。刘亦超虽然稍稍有点怀疑，但被老子那句“既然要编慌就得编圆，不然我的目的达不到……要不我们停止合作？”给糊弄过去了。
我和elsa在暗处看他们两个人狗咬狗，等机会。
到了12月底，时机成熟了。当时的情况是katherine明显处于下风，她用的是香港那套办法，这种手段在大陆很难奏效，就算这次没有bsp;这个鸡巴白痴，在上海这种地方怎么能直接送钱？还他妈经过了第三人的手？
elsa立即向上面汇报“需要协助！”当天晚上老陈的秘书就被东金集团在上海的主管部门的纪委约谈，第二天老陈也被叫去谈话，栽掉了……刘亦超嗅觉很灵敏，发现爆线后立即就消失了。老子一下明白，怪不得他娃在俄罗斯和东欧混了好几年都没栽掉，原来在那边的“险恶环境”下嗅觉早就炼出来了，狗日的，命大！
katherine刚听到e唬住了。因为南福是民营公司，“牵连”的风险要大得多，东金的主管部门已经不太可能同意民营资本进来了。
后来果然如此：主管部门只留下了那家浙江银行作为备选对象，因为他们是国营的……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一个月后就签字了。
2007年1月份，我和elsa同时离开了北角，在上海和katherine交接完毕后。我想了很久，还是对elsa说“我得去趟香港，不可能就这么走了”
她有点吃惊“去香港？你要仔细考虑清楚，维姐应该知道你已经反水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至少该见个最后一面吧”
elsa看着我“我马上有下一个任务，短期之内不可能再见你。如果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你可以去找……”
我打断她“不会有事的！”
一周后，我悄悄到了香港，用的是自己的通行证（红本通行证和老鹰国护照都已经交给katherine了）。在尖沙咀一间很偏的酒店住下，然后到街上的公用电话给sandy打了个手机“我想见她！”sandy很吃惊“你在香港？”“嗯！时间地点你给我在msn上留言吧”
过了两天，我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sandy终于留了言，下午在港岛的天星码头见。
那天下午我在码头边的一个椅子上等了2小时sandy才来，只有她一个人。
我很失望“她不愿意再见我？”
sandy拿出一个薄薄的信封“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我收下信封，不知道该说什么。
sandy转身要走，我想了想，叫住她“sandy，谢谢你！”
她轻轻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我慢慢坐下来，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5年前我们刚到广州，挑写字楼时在中信对面小广场的一张合影，那是我和她唯一的一次亲密动作，我右手轻轻揽着她的腰。当时我才25岁，她34岁……
照面背面有八个钢笔写的繁体字“難忘歲月，永記于心”
我在码头椅子上一直坐到了华灯初上，静静的看着不远处的2ifc北角那一层。她的办公室在面向维港这边，她是不是也在透过落地玻璃望着楼下码头上那个跟随了她5年的小伙子？……我不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苦涩滋味充满心间，就像当年的那首《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休
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
未盼却在手
一生何求
曾妥协也试过苦斗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没料到我所失的
竟已是我的所有……
当天晚上我过关回了大陆，补了张回成都的末班机票。在宝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在卫生间里把那张照片烧掉了。难忘岁月，永记于心，只是我已经长大。
到了2007年4月份，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对外资收购的政策突然来了个大改变（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中美高层角力的原因），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开放了很多行业。基本上北角这种公司存在的必要性降低了50％。外资财团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进入中国，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再偷偷摸摸……不知道这是退步还是进步？但是至少，从事北角这一行的人都可以“见光”了。
我去上海见了一次elsa。她当时没事，在休假。我们吃了晚饭，又一直呆到半夜。交谈的一些内容不能写出来（关于她的工作和身份），简单聊聊她说的一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在被外国人左右，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各种国外势力的角斗场。我没有权利评价gcd如何如何，但至少现在中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路上。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谁是执政党已经无关紧要，至少现在中国终于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我们再也不用看他人脸色……”
我静静地听完，沉默了很久。
半年前决定反水，是下意识的认为我应该那样去做，而没有想太多这些东西。每一个70s大学毕业生在从少年到青年、中年的过程中其实都碰到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是“道路选择”在我们的脑海里是一个死结！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能够做的就是赌，赌gcd能成功……其实概率都一样，唯一让我们站在这边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中国人。
告别的时候elsa送了我一块表，是块很普通的天梭，在朋友店里拿的。她有点不好意思“我收入实际上并不高，只买的起这个，你留个纪念吧”
我想了想“怎么纪念？呵呵，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欧云星和林黎确实都不是我真名……你就记住是一个老乡送的吧”
“老乡？”
她沉默片刻，笑笑，然后用一种我很熟悉的方言轻声说“我们屋头是九龙坡的”
我愣了好一下，换成四川话“原来你是重庆人？真没想到……”
“很正常啊，工作需要”
快天亮的时候，她幽幽的问“如果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你会……”
“什么？”
“你会喜欢上我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会！因为我们做过战友”
她脸有点红“我也会”
“多保重！”
“你也一样！”
剩下来的时光里，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我去做。不过首先一件，是我必须得学会如何去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整整3年，都是在一种冷血、欺诈、物质、诱骗、甚至残忍无比的环境下艰难度过，我已经被经历改变的太多太多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酒店的卫生间里，我都会对着镜子发上好几十分钟的呆，心里面不断的在默默问自己：你还是当初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小伙子吗？……我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心埋在最深处，冷漠永远是脸上唯一的表情。甚至就像程璐对我说的一样：她已经认不出我了，我已经不懂感情，不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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