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连声应允，并马上令其买办向乘客广播中国海军检查的原因。
许多乘客原以为遇到了海匪而惊恐不安，得知是中国政府的正当检查后，便很快安静下来。
刘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派港特情人员，于是将特情人员及其周围四名乘客逐一传唤查询。
当公安人员得知赵匪座号及其化名为“赵持火”后，便直奔赵匪的座位，但赵匪已人去位空。
原来，赵一帆是条狡猾的恶狼，他原是国民党的少校，到台湾后受特务机关的严格训练，掌握了爆炸、投毒、暗杀、空降和秘密联系等特务手段，并受特务机关的派遣，潜回大陆建立情报站。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还未开展就被大陆的公安盯上了。
此刻，他看到轮船闯关未成，顿觉事态严重，认为截船检查可能是冲他而来，所以他把无声手枪和特务证件藏匿起来，若无其事地混在人群中。
这时，侦察科长刘毖拿起扩音器向乘客宣布：“各位旅客，我们是公安局的，现奉上级的指示，通缉一名伪造人民币的逃犯，希望旅客不要惊慌，各归原位。”
3。流产的暗杀（5）
这一招果然灵验，狡猾的赵一帆佯装镇静，回到座位上。
“你是‘赵持火’？请跟我们走一趟。”刘毖忽然像变戏法似的来到赵一帆面前威严地逼视着他。
赵一帆立刻脸色煞白，额上直冒冷汗珠，知道已凶多吉少了，但他仍想侥幸过关：“我没有假造人民币，你们不要诬赖好人！”他一面大声嚷嚷，一面拼命挣扎。
公安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用德星轮上的绳索将他捆绑起来，押到“y2”艇内，这回他不得不老实了，像癞皮狗一样耷拉着脑袋。
5时20分，“y2”艇胜利返航。
国家公安部高级侦察员李广祥激动地握着刘毖的手，连声说：“很好，很好！你们保卫了悠的……十分可怕。
这次空袭死伤600多人，几百条小艇和房屋，在敌机空袭中顷刻间化为灰烬。
两个月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对3月份广州的情况，作出了严峻的评估。
他认为广东工作出现了偏差，以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我广州、汕头、江门，并派遣许多特务潜入内地，勾结土匪、恶霸，并狡猾地利用了我们工作上的偏差”。
叶剑英承认，3月份全省范围内发生了82起土匪袭击人民政府的事件。
土匪如此猖獗的原因在哪里呢？
省政府开会作了总结。
教训是深刻的：军队抽出主力部队大搞生产，把剿匪放松了，因此，导致匪风复炽，谣言甚盛，人心浮动，干部思想混乱。
2。 剿匪大军风卷残云
1950年3月，全国的“镇反”运动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之后，逐渐进入了高潮。
中央强调：“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
广州市军管会随即颁布《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
在限期内，有2000多名匪特分子向主管部门登记，这些人基本上得到宽大处理。
广州乃至广东的“镇反”步伐自然没有落后于全国，对“反革命”的打击力度丝毫没有弱化的征候。
国家机器的“铁腕”运作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1951年初，审时度势而又高屋建瓴的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
毛泽东对广西在镇反和剿匪中，采取“宽大无边”的政策非常不满。
2月17日，他在一份关于《两广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批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4月间，广东军区各部队纷纷召开党代会，进行动员，鼓舞士气，为今后大规模的剿匪奠定思想基础。
珠江地区从4月1日开始，发动全面进剿。
4月11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匪患严重地区，应以剿匪为中心展开工作。
5月底，广东军区召开第二次剿匪会议，决定以6月份为剿匪突击月。
一二二师包剿粤桂边；台山军分区包剿电阳边；西江军分区包剿三番高边；四十四军包剿花番从增边及东宝边；一四三师包剿湘粤边，借以加强边沿区的会剿，以期彻底堵塞股匪流窜的空隙，一举而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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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镇反”旋风（3）
5月25日起，四十四军一三一师配合江防舰队，开始进击珠江口外的大小万山、大细蜘蛛等群岛土匪。经过月余围剿，先后廓清以垃圾尾为主的大细蜘蛛、大小万山、东澳、白沥顶、隘洲、三门及外伶仃等大小31个岛屿，并击毁了国民党七艘炮艇，俘敌炮艇一艘，重创多艘。
各路剿匪大军“日日出动，夜夜不停，山山到人，村村有责”，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大小股匪在泰山压顶之下，折戟沉沙，灰飞烟灭。
此情此景，与一首古词描绘的画面无异：“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
3。 枪声惩罪恶
毛泽东给两广的批示以后，广东全省各地开始大规模镇压匪特分子。
镇压对象以“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种人为主。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要坚决杀掉。
“杀、关、管”三管齐下。
1951年1月下旬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
为了提高效率，省政府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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